字节时间之争再起：秦朔引用野村数据，抖音副总裁李亮回应

中国互联网是不是已经走进“字节时间”？这个问题从10月底开始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

事情起于10月26日媒体人秦朔的一篇文章。文中引用野村证券数据：2026年7月，中国移动互联网使用时长Top 50 App中，字节系占40.9%，腾讯系占29.1%；抖音首次压过微信；红果短剧日活1.68亿，超过爱优腾芒四家总和，人均单日观看125分钟。按用户总使用时长算，红果已排到中国移动互联网第四大App，前面只有抖音、微信和抖音极速版。秦朔据此判断，中国互联网正进入“字节时间”。

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很快回应，称这一说法“极不严谨”。他的理由是：野村只统计了Top 50，长尾和PC端都没算进去，字节系“连二分之一都没到”。李亮还表示，“字节时间”的提法会误导网民，“互联网竞争激烈，没有哪家公司成为‘中国互联网的xx时间’”。

此后双方来回论辩多轮，网民也跟着分成两个立场鲜明的阵营。

不认同“字节时间论”的人认为，以红果短剧为突出代表的字节系App使用时长猛涨，说到底是当下文娱供需关系里大众自己做出的选择。一边是大家疲于生计，能自己支配的休闲时间本就不多，短剧用碎片化方式接住了这部分需求；另一边，电影等传统文娱形式长期带着精英立场，故事主题、价值观等要素渐渐跟大众脱节，而短剧那种朴素、“草根”的善恶观、正邪观，反倒特别对大众胃口。

支持者则拿出实际使用时长说话：用户花在短视频、短剧上的时间长达2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一句“碎片化时间”根本解释不了。他们认为是算法在持续收割注意力，用户不知不觉、超计划地往里投时间；被挤占的不只是用其他App的时间，还有原本该用来睡觉、陪家人、学习充电的时间。另外，短剧要靠密集的反转、爆点留住用户，高密度信息轰炸带来“爽感”的同时，也在悄悄侵蚀用户“慢思考”的能力。有人甚至重提电视娱乐时代那句名言“娱乐至死”，表达对这种状况的忧虑和警惕。

“娱乐至死”这个说法，今天的人并不陌生。它出自媒介批评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85年的代表作《娱乐至死》。书中，波兹曼严厉控诉电视对受众读写能力的危害，抨击它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

40余年过去，电视文化走完了一轮完整的兴盛和衰退，但这本书的热度连同它的争议，一直没从公共话语中退场。从PC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再到如今的AI时代，凡有“娱乐”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这句论断的影子。

波兹曼生于1931年，逝于2003年。他最出名的一桩轶事，是一辈子拒绝用打字机和计算机，坚持在纸上手写书稿。也正因如此，不少人把他当成激进的技术反对者，并由此将“娱乐至死”理解为一种

我想讨论的重点并非电视的娱乐属性，而是它把娱乐当成了呈现所有经历的统一形式……真正的问题不是电视播出了多少娱乐性内容，而是不管什么内容，都被以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

——《娱乐至死》第6章

问题不在于我们看什么电视，问题在于我们在看电视。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

——《娱乐至死》第11章

要完整读懂波兹曼的思考与警告，得把他的“娱乐至死”放回“媒介批评三部曲”的脉络里看，尤其要读三部曲的收尾之作、1992年首版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书中他把视线从电视时代拉到整个人类历史，重新梳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化之间跨越时代的冲突与张力，直言人类正迈入“技术垄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会心甘情愿、也无从逃避地成为信息的奴隶、技术的附庸。

波兹曼说的“技术垄断”，和眼下这场争论里围绕市占率的“垄断”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可恰恰是在弄明白“技术垄断”如何成为可能、又如何作用于人之后，我们才更能看懂这场仍在发酵的争论：它为何争议如此之大，究竟又意味着什么。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美]尼尔·波兹曼 著

2026年10月

围绕“垄断”，这场论争里出现了几种截然不同的观察角度。

商业层面的“垄断”最容易理解。日活、使用时长，这些互联网行业衡量产品市场表现的常见指标，为判断一家企业在特定行业中的位置提供了多维度的量化依据。支持的一方搬出字节系App的数据，反对的一方拿腾讯系App的表现回击，说到底首先都是在商业意义上就“垄断”与否过招。李亮再三强调“互联网竞争激烈”，原因也在这里。

内容层面的“垄断”则被网民在评论里反复提起。他们受够了娱乐业长期由大资本把持，受够了娱乐业的供给配不上、甚至不屑于配他们的真实需求，那种姿态被他们视作“傲慢”。不少人说，就算没有AI短剧，自己也不愿再进电影院，这是对大资本“垄断”内容生产的一种“无声的反抗”。AI短剧兴起，第一次把影视创作的门槛降到普通人能操作、能负担的高度，也让网民的选择对内容的淘汰与筛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直观影响。

技术层面的“垄断”，起点是一个共识：手机占掉我们的时间，确实越来越多。和电视时代一样，只有当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落在手机上，注意力本身才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变量。有人对字节系App并不热衷，却发现自己打手游的时长远超其他应用；有人几乎不用手机娱乐，每天照样要花好几个小时盯着财经App里的一举一动。

财经App是个很好的例子。娱乐App满是声光的即时强刺激，绝大多数财经App却呈现出冷静、理性、高效的界面和交互风格，以表明自己与瞬息万变的投资市场相匹配。它甚至不像娱乐App那样追求用户的持续活跃，只要用户在必要的时刻（交易日、企业财报、统计文件发布等等）打开浏览就行。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对“娱乐至死”的经典误读——把矛头指向娱乐在一切行业内的泛滥——其批判效力显然是沉默的，也是失效的。

但正是在这种沉默里，波兹曼真正的洞见才浮出水面。

放到今天，恐怕没人会觉得跑到证券交易所盯着每只股票的实时股价，会比在财经App上看更方便、更准确；也不会有人觉得去银行逐个查理财产品的收益水平，会比线上购买更有效率。这些财经App之所以方便、有效率，正是因为它们用技术做成了信息集成，替我们省下思考的时间和决策的成本。投资市场瞬息万变，犹豫一秒钟，都可能带来数以万计的损失。

我们于是开始觉得，在技术面前，自己的思考总有偏差，自己的决策总有漏洞。“思考有偏差”“决策有漏洞”确实普遍存在于个体身上，可一旦把这种偏差和漏洞建立在技术的完备性之上，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越来越不肯脱离技术去收集信息、做出决断，越来越把技术和“机器”给出的诊断当作执行的圭臬。

炒股的投资者是这样，普通用户也差不多——碰上问题先打开各类社交平台搜一搜的人，同样如此。不管自己意识到没有，我们就这样成了波兹曼所说“技术垄断论”的支持者。这种理论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任何技术都能替我们思考问题。

——《技术垄断：文化向大众投降》第3章

这里的“垄断”，指向的是技术对人之认知的垄断，也是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垄断。心智层面，除了被技术直接或间接地塑造，我们不再知道别的；文化层面，除了能推动技术自身增长的部分、能在技术条件下被表达的部分，也剩不下什么。

说白了，技术坐上了主体位置，我们反倒成了客体容器，负责安放技术，让它施展、放大、增殖。

波兹曼把技术垄断论的起点定在20世纪初，关键信号是泰勒管理体系的出现。这套原则起初用来管理工业生产——讽刺的是，生产意义上的垄断资本主义恰好也在同一时期一路狂奔。它包含以下几项：

效率即便算不上人类劳动与思想的唯一目标，至少也是首要目标；

但凡涉及技术上的精打细算，总归压过人的主观评判，方方面面皆然；

人的评判靠不住，因为它会被粗疏大意、晦涩不清和节外生枝拖累；

主观性妨碍清晰思考；

无法计量的东西，要么不存在，要么没价值；

公共事务最好交给专家指导或管理。

放到生产组织层面看，这些原则好像挑不出毛病。可对工人个体来说，他们得丢掉早已习惯的传统经验法则，转听一套自己既控制不了也左右不了的规章制度——思考的责任就这么被卸下了，代劳的是泰勒体系。

这和18世纪工人的处境不一样。蒸汽时代技术兴起，工人受到空前压榨，可主体性还在，他们还留着按自己的习惯和经验干活的“局部自由”。到了20世纪的“摩登时代”，连这点自由也被收走，人像卓别林演的那样变成流水线上的机器。垄断资本还嫌他们不是真“机器”，一见能自动化的地方，就想方设法换掉人。

泰勒的著作第一次把这个理念讲明白了：人任由技艺和技术摆布，当人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低于机器时，社会反而得到最好的服务。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3章

麻烦在于，“技术垄断论”不止发生在工厂里、不止落在蓝领工人身上。工人出卖劳动力换工资，而劳动力的本质是时间，是不得不盯在流水线上的注意力。到了互联网时代，用户同样拿时间换娱乐、资讯和利润，他们的注意力一样在技术控制下被有计划地利用。

点一下、翻一页、多停一会儿、退回去，每次操作都在技术层面留下痕迹，又被拿去当算法自我训练的依据，好让下一轮注意力被攫取得更顺手。作为整体的人，被拆成一个个离散的行为，“臣服于技艺与技术的统治”。

AI时代不过是这套模式的集中上演，电视时代也只是它的预演。

所以，单从电视娱乐业内部去看“娱乐至死”，是看不透的。波兹曼说“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说到底是单一性在作祟：技术把内容的表达形式垄断了。这种形式可以娱乐，也可以严肃，可这些都不打紧。要紧的是，我们会把技术塑造出来的形式当成内容本身所依傍的东西，当成我们认知对象本身自带的属性。

由此来看，波兹曼算不上一个彻底的反技术主义者。他讲过，在“技术垄断文化时代”到来之前，人类先后走过“工具使用文化时代”和“技术统治文化时代”。前一个时代里，技术服务的是人的需要；后一个时代把传统的符号世界压到了从属位置，但从未将它彻底抹掉。在这两个时代的不少场合，技术对人的主体性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多有助益。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身处今天的我们，没必要去做一个复古的“反技术主义者”。“字节时间”这场争论越传越广，这件事本身或许就是技术垄断的一种表现——平台把这条新闻，连同这篇文章，推到你手机里，换你片刻的时间。可它指向的那个已经存续一个多世纪的庞大体系，哪怕只露出冰山一角，也够我们警觉了——

“字节时间”里的“字节”，与其说指一家企业的名字，不如说指“字节”（byte）这个词所代表的那张技术之网，它罩着每一个人。

尼尔·波兹曼“媒介批评三部曲”完结篇

对社会变革的深刻洞察，极有见地的警世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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