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泰罗尼亚到闽南：一块手工水泥花砖的南洋旧梦

车出江南往闽南走，窗外那片雨雾濛濛渐渐散去，底色越来越亮，像有人揭掉了一层色罩，阳光开始抢眼。空气变得湿暖，草木更见繁茂，赭红色的屋顶高低错落。进了城，霁蓝、藤黄、朱砂在庙宇燕尾脊上碎成一片片釉色，又拼回龙凤花鸟；绿沈、胭脂、黄栌则退后半步，把饱和度压低半度，贴近日常起居；走到古厝大宅跟前，松石绿、藕粉、海棠红，屋檐下水车堵上一排精巧花砖，是这一路最明媚的颜色。

要说中国大地上能排进Colorwalk前列的城市，闽南必定在榜。各式颜色在这里是神明的衣裳，是日常热闹的布景；是祖先的门面与排场，也是万里乡愁的来路与留声。看惯了江南的粉墙黛瓦，一到闽南我顿时有些应接不暇，好奇心也跟着起来——这些多彩斑斓的花砖，在闽南究竟藏着怎样的寓意和过往？

拍照、搜索，没料到就这样掉进了一个关于南洋旧梦的兔子洞。

01 厦门

“闽南花砖”里被提起最多的，是铺在地上的手工水泥砖。颜料和水泥调成色浆，倒进金属模具分格的花样中，液压成型，再泡水养护，任其自然硬化，一块不经窑火的花砖就成了。这类花砖最集中的地方，是鼓浪屿。

这座紧挨厦门的岛屿，曾是南洋华侨回乡安家的避风港。1902年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富商大亨们陆续在此修建别墅私宅；花砖作为南洋建筑中最亮眼的一抹色彩，也随他们远渡重洋，装点起这些中西合璧的门厅与回廊。

其中名声最响的番婆楼，由晋江籍菲律宾华侨许经权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斥资兴建，民间常说，他建这座宅子是为了让年迈的母亲在故土安度晚年。几年后，他又在石狮创办美南民信局，供在外的同乡寄回信件与家用物品。

大宅用科林斯柱撑起红砖拱券式连廊，抬头看廊楣，浮雕里有金猴献桃、沉鱼落雁，也有留卷发、长翅膀的天使。进屋上楼，一尊精致温润的象鼻财神像就在眼前。再往前两步，木地板换成了花砖，靛蓝、粉绿的纹样缠绕，朱红色的小花点缀其间。

沿龙头路往南，再向左一拐，就是海天堂构。这栋建筑原是万国俱乐部（Amoy Club），同为晋江籍菲律宾华侨的黄秀烺买下后，将其扩建改造为“洋柱托华檐”——西式柱式之上，是中式传统的重檐四角攒尖顶。

这里的水泥花砖更偏几何构成，颜色也淡雅些。鹅黄线条交织成格，暗红的四瓣花是中式海棠纹。不过这幅图案我似乎在别处见过——巴塞罗那！那里的街道上，类似纹样的水泥四瓣花砖（panot）随处可见。

一搜才明白，巴塞罗那的水泥花砖算是闽南花砖的远亲。这项技术最早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加泰罗尼亚，色浆入模、液压成型、无需烧窑，与闽南花砖的做法如出一辙。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液压水泥花砖（baldosa hidráulica）首次展出，很受欢迎。

跟着殖民贸易的船队，这类新型工艺花砖也跨过大半个地球来到东南亚，在南洋湿热气候里派上了用场：防潮、耐磨，花纹繁复、色彩缤纷，与当地热带植被景观正好相衬。

再往后，它又随着“下南洋”致富的闽南籍华侨渡海而来，落脚鼓浪屿。小小一块花砖，嵌着这些华侨漂泊他乡、白手起家的辛酸苦辣，也彰显着他们衣锦还乡后的荣华显赫。

海天堂构的装点，正是黄秀烺在1921年用这些漂洋过海的洋花砖完成的；也是在这一年，鼓浪屿上出现了中国第一座民办花砖厂，爪哇华侨陈森严创办的“南洲花砖厂”——花砖从此开始学说闽南话。欧陆的棋盘格和八芒星保留了下来，调色盘里却添了鲜艳，赤红、金黄、草仔青铺陈张扬，图的是红火和吉祥；纹样也不再只是几何的冷静重复，海棠、牡丹，各色祥瑞纷纷入砖，秀美蹁跹的藤蔓缠出中式意蕴。

霞浯村中闽南古厝墙壁上的花砖@橙子是其中

七年后，印尼华侨吴序胄在泉州又开出协成花砖厂，培养了不少本土制砖人才。这时候，图案里甚至出现了番薯纹：番薯叶卷曲的藤蔓与万字框、海棠花对称拼接，铺满整块砖面。番薯本是明代从南洋传入的舶来作物，到了闽南却成了渡荒的救命粮。一藤多薯，寓意丰收。同时，“番”字又暗合“番客”，即那些下南洋讨生活的闽南乡人。

闽南有句俗语：“番薯毋惊落土烂，只求枝叶代代湠”，用普通话讲，大概就是说番薯不怕落到土里烂掉，只盼能借此繁衍后代，让枝叶茁壮。与中原所念的“落叶归根”不同，原乡与异乡，不息的漂泊也生产不息的希望——只要落土，管它是哪里，都能孕育出新的生命和兴旺。

除了鼓浪屿，厦门周边一些村落也保留着水泥花砖，有的还贴到墙上作装饰。比如翔安区霞浯村的吴怡洁故居，花砖嵌进墙面，与四周环绕的清水红砖相互映衬；纹样极简，四瓣象牙白梅花，中心一圈深色花蕊，从侨商大宅的门厅走进寻常村落的外墙，安静而内敛。

霞浯村中的闽南古厝外立面@耶

不过，行走途中让我惊呼的另有其他。闽南古厝的正门入口常向内退进一定空间，左右两侧因此多出一面窄墙，这种建筑形制叫“塌寿”。窄墙又称“对看堵”，相邻的部分叫“看埕堵”，上头往往布满装饰。霞浯村就有人家整整布置了一墙瓷砖拼贴画：孔雀身披翠羽，拖曳如瀑，身后粉菊盛开，题为“玉羽凌霞”。另一侧题“凤凰朝牡丹”，翎羽由赤及绿，长尾拖过苔绿山石，四周艳红牡丹肆意绽放。一禽一瑞，一菊一牡丹，左右相望。

这些釉面瓷砖比水泥花砖更抓眼球。从厦门一路行至泉州，红砖上釉面光亮、色彩浓烈的瓷砖越来越常见。看来闽南的“花砖”至少有两条来路：水泥花砖从加泰罗尼亚辗转而来，墙上贴的这些釉面彩瓷又指向何处？

02 泉州

泉州的魅力想必不用我多讲。这座港口城市记录着中国最极致的宗教文化融合，她向异质张开双臂，在交流中接纳并演绎文明的多元。在泉州古城里漫步，不经意间就邂逅方寸间的四海。

走进青龙巷的李妙森故居，最先抓人眼球的，是对看堵上的象头神花砖。蓝底拱龛里端坐着三十尊神像，象头人身，四条手臂。这是印度教里的智慧之神迦内什，民间叫它象头神。金冠之下，象鼻朝左弯，鼻尖搭着宝珠，目光微微向下。拱龛的底色分三层：最里玫瑰紫，中间天蓝带细密菱格纹，最外一圈深绿卷叶。配色亮而不俗，仿佛从南印度寺庙的墙上抠下来，直接嵌进了闽南红砖。

李妙森故居墙壁上的象头神花砖@再拜陈三愿

看埕堵又是另一路风格。四块花砖拼成一幅十字蔷薇，纹样像极了欧洲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里的装饰。藕粉作底，乳白花瓣由藤紫勾边，红蔷薇与碧蓝簇拥在一起。蓝紫色的十字把画面切成网格，添了几分平衡与典雅。

再往上看，二楼阳台上也能望见整墙花砖。霁蓝打底，八角网格里嵌粉玫瑰，外头隔一圈红砖，还有缃黄色的细边框，画着更纤巧的连枝小花。

聚宝街一带也扎堆着花砖老宅。聚宝街112号民居建于1932年，一排浮雕釉面砖同样以霁蓝为底，十字结构排布佛手、石榴和寿桃。这是传统的福寿三多纹：佛手“多福”，石榴“多子”，寿桃“多寿”。

果实微微鼓出砖面。石榴是琥珀色，籽粒颗颗数得清；佛手嫩黄带绿，稍稍翘起；寿桃粉白渐变，像刚摘下来。整幅画面就是一张静物油画。紧挨着却换了腔调：薄荷绿底上用深绿卷涡勾出菱形框，灰粉矩形里排着四组深绿小方块，干净有序的几何构成。闽南门楣底下，中西美学就这么做了邻居。

不过我总惦记着李妙森故居那面象头神浮雕。一栋百年前建起的闽南故居，怎么会迎进远道而来的印度神明？

查了几番才弄明白，这类花砖又叫马约利卡砖（majolica tile），源头同样能追到伊比利亚半岛。比起水泥花砖，釉面浮雕彩瓷的诞生早了数百年，工艺和审美都带着中世纪伊斯兰文明辐射的痕迹。

文艺复兴时期，马约利卡砖经意大利传入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维多利亚时代的瓷砖厂又把它推向全球。二十世纪初，日本从模仿起步，慢慢摸出完整的彩瓷花砖工艺，迅速量产，接替英国成了市场掌舵手。名古屋和淡路岛的瓷砖从此大量涌入盛行花砖装饰的南亚与东南亚市场。

为了打开印度销路，日本厂商与驻大阪的印度商人合作，把民间版画上的印度教神像转译成瓷砖图案。黑天神吹笛，妙音天女弹琴，象头神端坐莲花……这些经典形象被一一烧进釉彩。同一时期，这些厂商也给东南亚的华人客户烧中式吉祥纹样，牡丹、佛手、石榴都是花砖上常见的意象。

线索到这里就汇合了。旅居菲律宾的闽南华侨，在南洋贸易港口遇见这些日本瓷砖。欧洲现代的几何图形、中华古典的如意象征、天竺经典里的万象庇佑，他一并装船带回泉州，嵌进故乡的红砖墙。

差不多同一时期，印度拉贾斯坦邦落成的豪宅Piramal haveli里，也有构成和色调都相似的象头神花砖。大洋被兴盛的贸易改写成集市，于是有了这样的景象：一面墙朝向南亚次大陆，一面朝向闽南巷弄，相隔千里，却可能共享同一座日本窑炉的温度。

我又走回青龙巷。午后阳光正好斜照进巷口，蓝底上的金冠亮了一瞬，像神明眨了眨眼。有意思的是，这位远客并不是头一回到泉州。

泉州的东方第一大港地位，在宋元时期就已确立。城里的清真寺由波斯商人兴建，山麓间的草庵则是摩尼教徒一凿一凿刻出来的。船舶带来了信仰，泉州一概接纳。关岳庙和天后宫的屋脊上，嵌瓷的色彩浓烈；不远处的清净寺反倒安静如常，红砖与伊斯兰尖形拱券并排而立。开元寺大雄宝殿的石柱上，印度教神话浮雕保留至今——象头神迦内什的信众曾搭乘商船，在刺桐港上岸，把印记留在了石头的重量里。七百年过去，还是这位神明，又借一片釉面瓷砖的轻巧，经日本窑炉烧制、装进南洋货柜、再由闽南华侨转手，重新来到这座城市。

建筑形制上的开放包容一眼可见。如今我才明白，寻常人家墙上的小小瓷砖，同样接力着这份古老的包容。

03 漳州与晋江

花砖啊花砖，越看越觉得故事多。目光转到漳州，花砖的前世今生便显出更细致的模样。

漳州龙海的天一总局，是清末中国最早的民间跨国邮局之一。1880年，菲律宾华侨郭有品在家乡与吕宋之间架起一条侨批通道，替远赴南洋的闽南乡亲把家书和银票寄回故土，再把家人的平安叮嘱送到异乡枕畔，一来一回牵着两岸的生计与牵挂。鼎盛时期，天一总局的航线覆盖东南亚多国，信差翻山渡海，把“番客”的消息一封封送进闽南村巷。

天一总局本身也是看花砖的好去处。从外头看，这是一座端正的券廊建筑，通体不施彩，中西合璧的石雕在素墙上勾出克制的华丽。说到底，一座替人保管银圆与家书的机构，门面先得让人信得过。

可一进门，色彩忽然涌上来。墙上满满当当贴着数种浮雕釉面砖，一青一粉，中间用一条窄花边砖隔开。一侧是薄荷绿底上的黄玫瑰，花心一抹浓烈的胭脂红；另一侧以藕粉作底，五支含苞的百合被浅青色水滴形曲线兜住。

还有花砖白底绿纹，干净克制，绿色漾成一片扇形，像刚从水里捞出的银杏叶；相邻的彩砖更抽象，像海螺贝壳，又像花蕊，天青与雾粉交缠。门面要庄重，内里才放得下南洋带回的颜色与柔软。想来这倒像侨批本身：信封上只写地址与姓名，展开才是千言万语。

天一总局墙壁上的彩瓷细节@露从今夜白

又想起鼓浪屿番婆楼的许经权——大宅建完，转头就在石狮开了民信局。侨批寄回文字与银圆，花砖带回色彩与体面，前者维系生存，后者装点尊严，承载它们的却是同一条被番客们踏出来的海上通道。从南洋辗转回乡的水泥砖和釉面瓷，和信差包袱里那薄薄信笺一样，件件都是离散与眷恋的物证。

花砖装点了无数归途。可在晋江梧林村，有一栋气派洋楼至今“赤膊”，一片花砖也没有。

旅菲华侨蔡德鑨有“玻璃大王”之称。他二十岁白手起家，到三十岁已在马尼拉立住脚。上世纪二十年代，他衣锦还乡，靠着石鼓山，照传统规制盖了两座红砖大厝。1936年他再回梧林，又起了一栋洋楼，足有五层高。

楼盖起来了，装修却没能完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马尼拉华侨团体成立援助抗敌委员会（Philippine Chinese Resist the Enemy Association），蔡德鑨把原本用来粉饰洋楼的钱悉数捐出，购买战机支援抗战。五层厝从此以毛坯的面目矗立在梧林村头，村里人形象地叫它“赤膊楼”。没有大气石雕，也没有秀丽花砖，但鸟雀来访，绿意自顾自生了根。

本该烧成花砖的银圆，最后变成了天上的战机；裸露的石墙替那个时代记下一笔血泪账。可我又琢磨，在那个人人流动的南洋世界里，蔡德鑨要是在马尼拉挑花砖，多半不会去计较它是日本烧的，还是英国设计的。鼓浪屿的大宅里，科林斯柱不也撑起了重檐攒尖顶；泉州窄窄的墙面上，印度教的象头神照样和中式海棠花安稳做邻居。

那一代漂泊者的身份本就游移不定：他们既是马尼拉的商人，又是殖民地里的异乡客，还是闽南村庄里要起大厝的后生。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想必不是护照上写哪国国籍，而是更深一层的文化记忆——什么算好看，什么算体面，什么东西值得千里迢迢带回家，嵌进自己的乡愁。

花砖承载的正是这份记忆。它从伊比利亚动身，经巴黎、南洋、日本，最后在闽南落脚，一路被改写、被转译、被接力，每过一双手就多出一种美丽。它不属于哪一个国家，却记下了所有漂泊者共有的冲动：在异乡站稳之后，把世上最美的东西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