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制药分子设计成功率升至78.5%，验证与资金成新关卡

“2026年对生物计算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一年。三年前我们谈起这个话题时，它还很新；今年，它大概是最热的话题。”百图生科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维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生物计算创新峰会上如此表示。

过去两年，AI与生物医药的结合从概念验证逐步走向平台建设和产业协作。本次峰会公布的合作项目数量也水涨船高：上一届约有3至5个签约项目，今年增至11个，方向覆盖中医药、癌症虚拟细胞模型、AI育种及海外市场拓展等领域。

财联社记者在现场注意到，AI制药的竞争重点已经变了，峰会讨论的焦点更多落在产业化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计算模型把分子设计和筛选效率提上去之后，行业要应对的不只是“能不能找到候选分子”，还有“谁来干实验验证”以及“谁来掏验证所需的长期投入”。

验证成新瓶颈

计算领域的摩尔定律说的是算力越来越强、成本越来越低。新药研发却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单款新药的研发成本大约每9年翻一番，方向和摩尔定律正好相反，因此被叫作“Eroom定律”。

眼下这条曲线有望被掰回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峰会上提到，计算技术进步、中国药物创新及长期资本这三股力量，正在给降低新药研发成本创造机会。计算技术这边，人工智能正帮研究人员建立生命运作模型，并开始设计分子、抗体及酵素，减少单靠实验室反复试验的研发模式；药物创新这边，中国正成为全球研发网络不可或缺的一环，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值接近1400亿美元，约为2021年的10倍；资本这边，全球生物制药风险投资近年虽有波动，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平台仍吸引大量资金，今年更有企业单轮融资超过20亿美元。

不过陈茂波也强调，人工智能消除不了临床风险，研发瓶颈正从“发现”转向“验证”，接下来的进展取决于数据质量、试验速度及监管取向。

从一线企业披露的数据看，“设计”这一步已经走通。和铂医药高级副总裁冯玉兰称，借助AI HCAb模型de novo抗体平台，公司从头生成了107条全新分子序列，与靶点的结合成功率由以往约9%升至78.5%。“过去是在有限空间里做挑选，现在等于造出原本不存在的东西。”

奥博资本董事瞿佳润也有同感：五年前做抗体设计，得从百万量级的序列库里才能找到少数正确设计，现在测试50条以内，就能找到个位数纳摩尔亲和力的命中分子，“AI的时代已经来了”。

设计快了，验证这头的压力随之被放大。瑞孚迪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经理刘疆表示，高通量平台让筛选速度提升50到100倍，客户对验证能力的需求相应涨了约70倍。道理在于，以往动物实验会替人挡掉大量脱靶分子，换成计算筛选以后，高亲和力候选分子一批批冒出来，待验证的数量不减反增。

验证卡住了，平台公司便不约而同去补湿实验。刘维透露，百图生科正于香港为AI驱动的高通量湿实验室挑选地址，另与瑞孚迪共建干湿闭环联合创新项目，还打算联手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院，在新加坡合建AI生物计算中心。

和铂医药走的是另一条路。冯玉兰将AI药物研发合作的产出拆成资产、数据、模型能力三层：单项目合作里，药企通常只拿得走资产，模型和数据留在原处，能力也不易积累下来。

和铂的做法，是与百图生科共同成立MegaStream TechBio，把这三者放进同一家公司。MegaStream首席执行官雷鸣提出，AI要贯穿研发全流程，“不只是lab in loop，而是everything in loop”，让临床乃至BD环节的反馈都回流到模型中。他算了一笔账：百图基座模型训练参数超过2600亿，一家小型产品公司要独立复刻，至少要花几千万美元。按计划，公司的干湿闭环实验室预计12月开工，首个管线计划于2027年申报IND。

刘维说，MegaStream只是其中一例。百图生科孵化项目时主要做技术赋能者，牵头方一般是大型药企或医药投资基金，眼下还有更多项目在推。

长期资金支持是关键

验证需要长期投入，资金问题随之而来。

君联资本总裁/执委会成员李家庆提醒，生物科技初创企业的钱从哪来，和TMT行业并不相同，股权融资之外，BD交易的首付款也是一条重要来源。他举例说，君联资本的一家被投企业两年内靠BD交易拿到十余亿美元首付款。在他看来，未来三到五年，面向跨国药企的BD交易仍会是生物科技企业兑现管线价值、获取资金支持的重要途径之一；长远看，产业要持续发展，还是得靠本土资本市场和本土投资人。

退出上，IPO仍是当下最成熟的渠道。君联资本今年在港股IPO的项目已超过10个。李家庆认为，香港资本市场正成为重要的上市融资平台之一。但百图生科资本战略总裁蔺耀杰指出，IPO之外可选的路依旧不多，并购、接续基金等渠道都偏窄。

真脉投资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王婷补充说，在纳斯达克，大药企并购花出的现金会回流市场，形成流动性；反观港股，多家生物科技公司正在回购股份，不少市值已贴近净现金水平，“这在全球资本市场很少见”。缺少更灵活的并购和上市、退市机制，市场有可能掉进价值陷阱。让她看好的是，中东、欧洲等地的国际投资者开始把中国当作全球研发引擎，对中国生物科技的兴致明显走高。

退出通道之外，早期资本短缺同样扎眼。蓝驰创投董事总经理戎璟觉得，症结不在资金总量，而在资金类型：生物科技投资要的是长期资本、扎实的科学判断和更高的风险容忍度。种子期项目拿不出实验数据，进了临床资金需求猛增，风险却没降，不少技术上有潜力的公司因此卡在下一个里程碑前。

架构上的障碍让问题更复杂。瞿佳润表示，奥博过去孵化企业常用的红筹架构，从去年起在香港上市已经走不通，需要设计新的架构。

蔺耀杰的看法是，问题得靠不同类型的资本分段接棒。种子轮到Pre-A/A轮，早期VC更愿意扛科学风险；到了B轮、C轮，产业方出手，给资源和平台验证；成长期PE也愿意支持公司做规模化；再往后，则由政府背景资本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和政策协调。他強調这三类资本缺一不可。戎璟的建议是政府当锚定投资人，把钱交给专业管理的生物科技VC基金，但投资决策仍走市场化。长期资本引来更好的创业者，好公司做出更高收益，更高收益再吸引更多长期资本，如此形成正向循环。

陈茂波在峰会上说过，“Eroom定律描述的是过去，并不决定未来。”放到AI制药身上，下一阶段真正的考题，是能不能把设计效率变成可重复的实验验证，再把验证成果变成临床价值和资本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