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能写出漂亮句子，作家还剩下什么？《十月》研讨会讨论人机协作

2025年，《十月》杂志办了一场人工智能协同写作比赛，收到555篇投稿。评委翻看时发现，有的作品句子写得相当出彩，比喻也出人意料。还有参赛者拿AI模仿先锋小说的路子，或者让AI写、让AI改，再让AI自己评。

《十月》杂志主编季亚娅由此生出疑问：AI随手就能写出漂亮的句子，文学界过去那套评判好作品的标准，是不是也该动一动了？

带着这个疑问，“双基时代的文学与艺术——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艺大讨论”理论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办。文学、艺术、出版、科技等领域的20余位专家学者和创作者到场，以辩论的形式聊了创作主体、原创性、文学评价、算法推荐、人机协作的伦理边界等话题。

活动现场

写作越来越容易，文学会变得更好吗？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杨晓民对AI写作态度开放。他觉得，AI的出现其实是文学领域的一场“平权运动”。以前，一个人得经过长期训练才写得出像样的文章；现在只要输入提示词，就能生成水准尚可的作品。

那些原本写不了东西的人尤其受影响。比如一位老人，肚子里装着丰富的家族记忆，能口头讲故事，却没法把它组织成文字。有了AI，这些故事也可能变成小说或回忆录。杨晓民认为，整个文学生产的结构会因此改变。

不过他也反过来问了一句：一篇及格的文章能轻易生成，普通文字作品的价值会不会跟着往下掉？过去靠语言技巧撑起来的写作门槛正在消失，作家手里那点稀缺本事，也可能随之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晓琴讲了一个更刺激的案例。南非言情小说作家Coral Hart用了多个AI模型，大约20个月里出版了371部作品，用了21个笔名。她按不同模型的特点分派任务，情节结构、人物对话、具体场景各归各管，再由人工整合。张晓琴认为，这样的实践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写作。作者从一个人，变成了一条由不同模型和人工操作组成的生产链条。

争议也跟着来了。作品到底算谁的？作者用模型生成的文本里，掺了多少其他写作者的劳动成果？作品要是进了文学奖项评选，该不该明确标注AI参与的程度？

张晓琴也谈到了自己的见闻。一位作家朋友把小说拿去让AI分析，结果发现，机器对作品的理解有时候比文学评论家还要深。还有一位批评家，实在来不及把一本厚书读完，就靠AI先摸清基本情节，然后再去参加作品研讨。张晓琴由此感觉到，AI改变的不只是写作这一环，阅读和批评同样在被它改变。过去文学关系由作家、读者、评论家三方构成，如今又多了一个参与者。

作家计文君不认为光输入提示词、调调参数，再让模型把文本生成出来，就能叫真正的人机协同创作。在她看来，AI可以生成精彩的叙事，但这跟一个人凭生命经验进行文学创造，仍然有根本区别。

计文君还讲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作家明明是自己独立写出来的文字，检测工具却判定为AI生成。在她看来，这说不定恰恰说明，文学写作里已经堆了太多陈词滥调。AI大量学习人类既有的表达，写作者要是翻来覆去用同样的语言，就可能越写越像机器。她现在甚至会刻意躲开一些常见的文学词汇，像“幽微”“蜷曲”“褶皱”这些。AI一出现，逼得她重新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和叙事方式。

人究竟是在使用机器，还是被机器使用？

讨论没有停在文学领域。艺术家们也发现，AI可以轻易生成漂亮的图像，却未必理解图像背后的现实经验。

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赵迪带来了一组平面设计实验。他做过一张快递员主题的海报：暮色里，一名骑手腾空飞跃，动作像极限运动员。这个想法来自他的日常——每天接送孩子，他都能感受到快递骑手从身边疾驰而过带来的危险。

同样的主题，他交给AI去做，生成的图像完整、也能用，可表达相当直白。就算他把自己的构思过程详细讲给AI听，让它照着自己的思路来，最后的效果也没有明显改善。

另一张海报围绕《黑神话：悟空》，他没有直接用孙悟空的形象，而是把金箍和游戏手柄拼在一起，还在金箍上留了个缺口，暗示中国游戏产业正逐渐摆脱束缚。在他看来，这种设计出自个人的文化观察，不是单纯把视觉元素凑到一起。

赵迪并没有因此看低AI。他坦言，过去在技术上难以实现的复杂画面，现在靠AI已经能完成。问题在于，能生成图像，和能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视觉观念，并不是同一件事。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兰珺打了两个形象的比方：“活猫电话”和“假肢舞者”。前一个来自早期关于听觉与信息传输的实验，活猫被固定在装置里，身体成了信息转换系统的一部分；后一个代表技术作为身体的延伸，帮使用者获得新的行动能力。她认为，人机协作可能走向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人要么被吸收进庞大的机器系统，成为提供数据、执行指令的工具，要么借技术扩展自己的能力。

秦兰珺讲了一件事：有朋友自己独立写出一篇文章，检测工具却判定AI生成比例过高。没办法，他只好反过来用AI改文字，把所谓的“AI率”降下来，这才通过检测。一篇完全由人写成的作品，竟然要靠机器来证明它是人写的。秦兰珺认为，这正是人在技术系统中失去自主权的一种表现。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则换了个角度谈原创性。他提到，中国传统绘画往往允许后人在画上题诗、钤印，不断添进新内容。比起把作品完全归到某个独立作者名下的观念，这种传统本身就含有开放、共同参与的创作方式。

他认为，面对AI，不应只是焦虑人类独一无二的作者身份遭到挑战，也可以重新调动本土文化资源，理解新的创作关系。

机器批量写作，谁还能被读者看见？

人工智能的另一个影响，已经出现在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实际流程中。

季亚娅说，AI还没普及的时候，写作助手就已经进了网络文学平台，帮着润色、改对话、拟提纲。再往后，AI生成的内容大批涌进来，平台编辑的工作也跟着受影响。AI一普及，后台收到的投稿量涨了百倍、千倍。稿子多了，机会是大了，可编辑筛选和文学评价的压力也跟着上来了。

《十月》之前办过一场人机协同写作比赛，结果有点出人意料。主办方本来想用AI帮那些有故事、但缺写作技巧的普通人把话讲出来。可投稿的人里，约85%是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季亚娅由此觉得，AI是把技术门槛降下来了，但更广泛的文艺参与未必就自动跟着来。最先用熟这些工具的，恐怕还是原本就有教育和创作资源的那批人。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刘诗宇的看法是，今天说人与AI竞争，有时候其实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在竞争。AI得靠人开发、运行、维护，背后站着不同的商业利益。他提到，有些内容工作室操纵多个AI模型和账号批量出作品，想影响网络文学平台的推荐机制和排行榜，平台就得不断调算法来应对。这么一来，一部作品能不能被读者看见，可能越来越看平台算法和内容生产者之间的技术博弈。刘诗宇说，这场竞争走到极端，“既没有作者也没有读者”，只剩不同技术系统在较量。

机器要是写得更快更好，人还写它干什么？季亚娅提过，她跟作家石一枫聊过这个问题，对方的回答是：写作本身让自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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