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卸任英伟达CEO：33年掌舵，AB股缺位埋下伏笔

11月12日，英伟达对外公布，联合创始人黄仁勋不再担任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辞任即时生效。接棒的是现任首席财务官Colette Kress，她将以临时CEO身份主持工作。同日，董事会把Harvey Jones推上公司历史上首个董事长之位，并着手挑选正式的新CEO人选。

从1993年创办英伟达到现在，黄仁勋掌舵满33年，这段历程到此收尾。GPU、人工智能，几轮大转向都是他带队完成的，一家起步阶段的芯片公司，被他做成了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科技巨头之一。

可就在不到五个月前，英伟达年度股东大会的董事选举里，黄仁勋还拿到约99%的赞成票。前后反差如此明显，市场开始回头打量一个被英伟达亮眼业绩盖住很久的公司治理话题：

创始人兼长期一把手，黄仁勋为什么没学谷歌的佩奇与布林、Meta的扎克伯格，用AB股把控制权攥在手里？

01 1999年还不是AB股时代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回到英伟达1999年上市时的股权设计。那会儿硅谷科技公司上市，常见做法是“同股同权”。创始人能靠持股、高管位置、个人声望去影响决策，但手上并没有天然高出普通股东的投票权。英伟达照这个老规矩来，只发了普通股。

双层股权结构也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东西。上世纪的知名美股公司里，拿不同投票权股票守住控制权的例子不少，福特汽车、纽约时报都是典型。不过，把这套制度专门用来护住科技企业的长期战略、并慢慢变成大型科技互联网公司IPO的常见股权安排，是后来互联网时代才形成的趋势。

2004年谷歌上市，用的就是AB股结构。投票权上，公众持有的A股每股一票，佩奇、布林等创始人持有的B股每股十票。谷歌招股书写得很直白：传统上市公司结构可能削弱企业独立性，所以想借AB股让管理层长期掌控公司，把长期战略执行下去。

图：科技股同股不同权历史演变；资料来源：36氪制图

英伟达上市只早了五年，沿用的是一股一票，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科技企业的股权治理惯例。另外，纳斯达克的5640规则卡着上市公司，不许它们在上市后靠发超级投票权股票之类的办法，不公平地削掉现有普通股东的投票权。英伟达已经上市，再想引入超级投票权保护创始人，制度上的难度比IPO之前高得多。

02 黄仁勋持股在持续稀释

英伟达股权分散程度不低，上市之初就看得出来。1999年招股书显示，黄仁勋IPO前持股约13.1%，IPO后降到10.8%；到2026年，这一比例又进一步降到3.58%。融资、增发、股权激励加上个人持股变动，他的持股比例一路往下走，投票权也跟着持续减弱，这次“下课事件”的伏笔早已埋下。

图：黄仁勋股权稀释时间线；资料来源：36氪制图

硅谷科技公司创始人因股权稀释丢掉控制权，早年间就有先例。1985年，乔布斯和苹果CEO斯卡利围绕公司经营爆发激烈冲突。当时乔布斯还是苹果最大的个人股东，可持股比例已降到约11%，左右不了董事会的决定。董事会站到斯卡利一边，经过业务架构调整，乔布斯被解除经营管理职权，同年9月离开了他自己创办的苹果。

微软那边，1986年上市后盖茨还持有约45%的股份。后来他的持股比例逐步下降，到2000年卸任CEO前仍有约14%。上市初期持股比例高，此后稀释的过程又相对渐进，加上长期攒下的领导权威，盖茨在CEO任期内始终握有较强的公司控制力。

黄仁勋不一样。英伟达上市时他手里只有约11%的股份，跟盖茨一比，“皮衣战神”持股比例对应的投票权明显偏弱。此后持股比例进一步下降，本就偏弱的投票权继续减弱，靠控股来主导公司决策的基础，可以说早早就没了。

03 黄仁勋领导公司33年靠的是业绩权威

股权比例对应的投票权，其实解释不了黄仁勋在英伟达的分量。管理一家企业，权力来源从来不只有投票箱，业绩带来的威望、对战略的判断，加上董事会对高管的长期信任，同样算数。

从图形芯片走向可编程GPU，再到持续投入CUDA生态，英伟达好几次在市场形成共识之前就押注长期技术路线。CUDA尤其典型，早期很难马上带来可观回报，却慢慢筑起软硬件协同的竞争壁垒；后来生成式AI把算力需求推爆，英伟达从芯片供应商进一步变成全球AI基础设施的核心参与者。

这些关键战略决策以及它们带来的巨大商业成功，一步步奠定了黄仁勋在英伟达的核心领导地位。日常运营中，产品研发方向、研发资源分配、供应链协同、客户关系管理，长期都由他主导，公司扁平化的管理方式又强化了他对基层业务和经验决策的影响力。对董事会和机构投资者来说，支持他既是认可过去的成绩，也包含对其未来判断能力的信任。

图：英伟达长期营业收入表现；资料来源：wind，36氪

所以，黄仁勋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绝对控制权，事实上却长期握着战略主导权，靠持续兑现的业绩，在缺少股权保护的情况下把领导地位维持了33年。2026年6月的董事选举中，他获得约99%的赞成票，就是这种信任的直观体现。

不过这套“黄仁勋模式”有个前提：业绩威望得持续被认可才行。公司顺，威望就往上走；一旦经营数字或个人名声出问题，攒了多年的领导权威可能掉得很快。黄仁勋手里没有绝对控制权，这种时候尤其危险，董事会一旦转向，他连对公司的经营主导权都可能保不住，这次的“下课事件”就是明证。

04 AB股究竟保护了谁？

英伟达的治理架构里，董事会处在中心位置。公司细则写得很清楚：过半数董事点头，董事会随时可以任免CEO等高管，理由都不用给。黄仁勋是创始人也没用，持股不到4%，单靠这点股份挡不住董事会的人事决定。

黄仁勋持股比例不高，手里也没有绝对控制权。哪怕他长期坐在CEO的位置上，领导地位也得靠业绩增长和股东信任来撑。投票权不够，就控不住董事会；董事会反过来能对他形成实打实的制衡，必要的时候还能推动管理层换人。说到底，他这次辞任并不突然，是英伟达多年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一起作用的结果。

耶鲁大学教授Jeffrey Sonnenfeld近期在采访中表示，黄仁勋没有双层股权保护，却照样成功执掌英伟达超过30年，这成了反对AB股制度的有力例证。不过有意思的是，如果当年英伟达真给了他超级投票权，今天想把他换掉反而会难得多。

谷歌和Meta用的是典型的AB股结构，超级投票权让创始人对公司握有更强的控制力，能少受市场短期波动和股东压力的干扰，把长期战略推下去。可一旦创始人的判断或行为出了岔子，普通股东想靠投票改变治理格局就没那么容易了。AB股把创始人的战略自主权放大了，外部纠错的便利性也跟着降了下来。

英伟达没走AB股这条路，1999年上市时的历史因素是一层原因，也由此形成了和谷歌、Meta等科技巨头不一样的治理逻辑：用业绩说话，而不是用制度把控制权锁死，董事会的监督与纠错能力因此保留了下来。黄仁勋这次辞任再一次说明，业绩权威再大，创始人只要缺了制度性控制权，就始终得受公司治理规则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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