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系AI创业者：先做出来再讲故事，出海谋生路

硅谷创投圈有句创业"心法"："Fake it till you make it"。先抛出一个动辄百亿美金的宏大故事，靠预期把资本拉进来，再拿融到的钱把产品做出来。中国科技创业的版图却是另一番景象：商业落地与技术竞争都更激烈，教育背景、文化背景不同的创业者，路径分得很开。华中科技大学（下称"华科"）走出来的这批人就是个有代表性的样本——他们更习惯"Make it, then talk"，东西先做出来，再对外开口。

这种习惯，跟工科训练里养成的务实、严谨不无关系。

不过商业世界的规则不止一面。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App爆发，到大模型、具身智能与Agent带动的AI快速迭代期，"做得多、说得少"是把双刃剑：华科创业者因此更容易沉下心，扎进真实的需求与痛点；可到了更看重故事与叙事的早期融资环节，这又可能变成不易察觉的短板。

站在AI浪潮与全球化竞争的交汇处，我们走近AI创业者中的"华科系"，想看清这群技术型创始人在商业化试错与生存策略的选择中，遇到过什么困境，又完成了怎样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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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5年，中国科技创业市场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技术与市场范式重构。

头一次是2010-2017年移动互联网爆发期。那一波浪潮里，微信、恋爱记、脸萌、贪吃蛇大作战等一批华科校友创业的知名项目冒了出来。

当时市场驱动的核心，是技术快速落地的交付效率。行业供给严重空白，大众几乎没见过什么好用的APP。恋爱记创始人付小龙回忆，那是一个草根APP靠创业者动手能力快速爆发的黄金时代，最重要的技能门槛就是——会写代码。

这恰好对上了华科传统的工科技能点。超喵创始人刘攀表示："华科从校长、老师到学生，底层都是技术流派，习惯用技术去解决具体场景的痛点。"

商业模式和产品设计都还粗糙的阶段，这种扎实的技术能力把产品的实现成本压得很低。习惯用代码解决问题的这批华科创业者，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最早吃下移动流量红利的人之一。

到了AI时代，技术和市场的重构更深了一层。大量基础代码编写已经能交给AI完成，单纯的编程能力不再是独特的竞争壁垒。纯草根或校园团队靠一个点子做成爆款的时代，已经结束。

代码优势被稀释，华科创业者却没在AI浪潮里缺席。刘攀指出："创新创业本就是华科的一张名片。"华科一直鼓励创新，大家对新技术天然保持着极高的敏锐度与冲劲。

另一个催化剂是校友圈的碰撞。刘攀回忆，此前一次校友聚会上聊起AI，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在这个时代的新节点上可以干出一番事业。这种想法推着他们迅速转向新赛道：

具身智能与物理领域有云鲸智能、创现科技、千寻智能、乐动机器人、灵心巧手，AI应用与基础设施领域有Manus、无限光年、超喵、Lessie AI等等。

赛道切入完成后，现实又推着他们做出另一个关键决定——出海。

国内C端付费意愿弱，算力成本又高，很容易打成消耗战。直接面向海外高付费市场，成了商业闭环的必然选择。

"浪越大，鱼越肥，"付小龙坦言，出海要去鱼多的地方才能打到鱼。所以他在恋爱记被并购退出后，二次创业直接把方向锁定在面向欧美市场的AI应用探索上。

恋爱记APP

创现科技创始人蔡毅把算法和自动化捆在一起，主攻床品、沙发这类软表面的自动清洁机器人，市场锁定北美、欧洲与日韩这些付费意愿高的区域。

创现科技智能床面清洁机器人

刘攀盯上的是教育场景里教师工作流的底层痛点，做交互可视化的Agent，眼下也在筹备出海。道理不复杂：学科知识全球通用，海外部分区域的教师早已养成订阅付费的习惯，垂类Agent的商业化底子相当好。

技术有实在的落点，海外又有成熟的付费机制接得住，这批创业者就不再挤在本土存量市场里厮杀，而是跟着技术和全球化的势头，重新站到了浪潮前头。

华科系创业者，不“画大饼”

要问华科创业群体有什么共同点，“务实”大概是被提得最多的一个词。

校友圈子内部，对虚浮的宣传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如果说你是华科的，什么都没做出来却宣传得很厉害，我们内心是会鄙视的，”刘攀直言，大家欣赏的都是硬实力。

他也对比过不同学校的创业基因：清华系的创业者同样务实，但野心和心气明显更高，更愿意去碰芯片、大模型、人形机器人这类顶层大叙事。

华科创业者的务实，则落在具体场景、具体痛点上，做的是偏应用层的落地。

不过，商业法则严酷，华科的这种“务实”也是把双刃剑。

好处是产品在真实场景里落得了地；问题是早期投资极其依赖“预期与故事”，这反倒成了商业上的掣肘。

早期项目的投资人看重的是未来的高溢价回报。有些创业者产品还没做出来，但能讲出宏大的商业故事，投资人也往往愿意买单。

华科创业者偏偏比较实在，用蔡毅的话说，“一是一，二是二”。切口选得很具体，也不敢提前“画大饼”。

可投资人普遍看重高回报。付小龙分析说，如果跟他讲这是一门100亿美金的生意，他会很感兴趣；可要是说这事只有10亿美金规模，他可能就没了兴趣，觉得盘子太小。

融资上相对被动之外，偏技术向的思维，在真实的商业世界里也让不少创业者付出了惨痛代价。

其中不少人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创业，没当过“打工人”过渡，社会经验和商业训练都缺，早期在供应链、管理、资金和风险把控上踩坑无数。

蔡毅回忆，2017 年自己在华科读研创业时，做的是酒店无人配送机器人。

那会儿团队完全沉在技术实现里，不惜成本不计代价地投入，只为保证功能跑通。产品做出来性能很好，推向市场才发现造价高昂，根本没有商业购买力。

加上当时缺乏商业防范意识，团队还遭遇过外部投资人骗走技术成果、合作公司违约等商业“毒打”。

刘攀在探索超喵1.0版本时，也栽在路线预判上。

团队搭了上百个复杂的Agent工作流，以为功能越全越好，结果真正面向一线教师时，复杂的操作劝退了很多用户。

为了把偏掉的路线拉回来，1.0架构只能废弃，团队投入大量研发成本和近一年时间，对2.0版本做了全盘重构。

2.0版本是超喵推倒重来的结果。

资金链这一环，年轻团队同样容易出问题。

付小龙说，自己大学还没毕业就拿到了1000万投资。问题是，他对资金消耗的节奏、团队管理都没什么经验，短短一年这笔钱就烧光了，团队随后过了很久的苦日子。

这些血淋淋的踩坑经历，逼着技术出身的创业者一步步向商业规则靠拢。

蔡毅不再死磕技术，转向精细化运营。他想明白了一件事：“有竞品反而说明市场需求被充分验证了，剩下的就是商业长跑”。

刘攀则放下了打大项目的念头，新一代产品锁定自下而上、高频订阅的垂类工具，用低价切入规模庞大的教师群体。

二次创业的付小龙重塑了战略视野，他认识到“最开始选择赛道要大”这一点至关重要。按他的说法，“做一个年收入1亿的公司和做一个年收入100亿的公司，难度其实相差无几”。

想法和行动都务实了，产品才落得了地。踩坑换来的这些经验，正好补上了从技术走向商业的最后一环。

“公司最难的时候，是师兄借的钱”

试错也好，交学费也罢，这批从华科出来的创业者，开始用更现实的商业逻辑武装自己。

可真下场跟各类背景的创业者同台竞争时，决定他们底层动作和抗风险能力的，还是校园与校友生态里沉淀下来的某些一致底色。

这些底色不挂在抽象的校园精神上，而是直接体现在具体的沟通习惯、解题模型和救场资源里。

头一条，是去掉阶级区隔的平等沟通。

在不少校友的印象里，华科的校园生活很卷，但同时也多元、开放、活跃。

“在学校里没有很强烈的阶级感、身份感，甚至现在校友们聚在一起也没有任何所谓的社会感。”刘攀和付小龙都有这样的感受。

事实与科学，比地位和身份更受尊重。

老师和学生能非常平等地讨论技术问题，校长也常泡在校园论坛上跟学生高频互动。启明学院、点石创校、冰岩作坊这些创新孵化组织里的老师，扶持学生创业时全心全意，不带私心和功利色彩。

这样的氛围里，相关社团和俱乐部也发展得很快，成了创业萌芽最早的试验场。

第二条，是控制变量、找核心问题的解题思路。

营销、融资、管理、技术路线……创业这个复杂系统里到处都是变量。

“在学校做的项目都很复杂，期间培养的一项重要能力，就是控制变量，在复杂局面中找到最核心的问题”。刘攀说，这套逻辑后来在创业路上同样管用。

再有，就是高粘性校友网络带来的实际帮扶。

华科校友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信任纽带，项目冷启动和抗风险时，这就是现成的实用资源。

蔡毅创业第一年的投资来自华科师兄；刘攀现在的创业搭档和技术合伙人都是华科校友；付小龙公司困难时，两次度过危机的关键借款也都出自校友。

“其实大家都是互相帮出来的。”刘攀说，校友间共鸣强、粘性高，传帮带的习惯延续下来，慢慢就成了一种圈层文化。

对缺少社会背景的创业者来说，这种校友资源意味着沟通成本低、容易达成共识，在创业阶段是实打实的商业支撑。

写在最后

创业这场长跑，说到底拼的是生存能力。

从华科走出来的创业者，可能到现在也不擅长抛宏大概念，也不习惯产品还没落地就大搞公关。

可“先做出来再讲”的执行力、踩坑之后快速迭代，加上在具体场景里把事落地的本事，才是他们真正的生存底牌。

新一轮 AI 浪潮起来，这些创业者各有各的想法。

付小龙信“条条大路通罗马”，觉得最关键的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创业要趁早。

蔡毅更在意早期把能力磨好、把同路人锁定，在他看来，团队和专业度决定创业的确定性。

刘攀把 AI 看成极其巨大的时代浪潮：“不要有疑虑，抓紧时间大力拥抱。”

技术巨变就在眼前，谁也不敢说自己看准了浪潮的方向。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站在岸边看，什么也捞不到；敢下场、真刀真枪地干，才能在这个时代留下自己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