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工程师万博文离世，父母起诉OpenAI及奥尔特曼

万博文原本看起来前程可期：一个患癫痫的姑娘，凭自己拿到了高薪又体面的科技公司工作。可很少有人清楚，这份工作是她靠极强的意志、甚至不惜损害身体换来的。

撑不下去的时候，药片和AI是她用来抓住自己身体的东西。凡是能抓的可能她都抓了，只想不让自己垮掉，结果身体还是以某种方式报复了她。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当AI顺着患者的意愿，给出她想要的那个答案时，它真能保证自己给的是“正确”的回答吗？眼下的人工智能，真能守得住“不伤害人类”这条底线吗？

题图｜网络

10月27日，一对中国父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提起诉讼，把OpenAI及其首席执行官山姆·奥尔特曼告上法庭。诉状指控ChatGPT向他们的女儿万博文（音译）给出了危险且不正确的医疗建议，甚至鼓励她对医生隐瞒减药计划。

万博文是住在西雅图的华人工程师，患癫痫约17年。今年2月中旬，她被人发现死在西雅图的公寓里，年仅31岁。

（万博文201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亚马逊公司工作。 图/纽约时报）

诉状提到，正处在人生关键阶段的博文怕抗癫痫药影响自己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进而拖累工作面试和拿到绿卡，就向ChatGPT咨询怎么减药。那时她已在美国工作6年，眼下需要一份工作来稳住自己的生活。

减药那段时间，她多次说出自己的担忧、描述身体出现的异常，ChatGPT却一直安抚她，还继续建议减药。法医认定她死于癫痫猝死；尸检显示，她体内相关药物的浓度约为治疗浓度下限的五分之一。

确诊癫痫之后，她两次停药

2025年11月，博文31岁生日当天收到亚马逊的裁员通知，成了公司当年10月宣布裁掉的约1.4万个企业岗位中的一员。这是亚马逊2022年至2023年累计裁撤约2.7万个岗位之后规模最大的一轮裁员。

（2025年10月，亚马逊宣布裁员计划。图/第一财经）

而在此前一个月，她刚获准递交合法永久居民身份（即绿卡）的申请，只等移民律师替她启动办理程序。那时距她递交职业移民申请已过去三年半。（注：职业移民申请之后要等绿卡排期，符合时间条件才能继续递交申请，且这类申请仍需在美雇主提供证明。）裁员来得突然，把她原本稳步向前的人生规划打断了。

六年前毕业后，她进了西雅图的亚马逊公司总部，做软件开发工程师，参与图书推荐系统的开发。国际留学生想进亚马逊这样的科技巨头并不容易，面试难度很高，不少面试者会在一个叫LeetCode的线上网站刷够上千条工程师面试编程题，来应付长达3到4轮的线上面试。

她和亚马逊的劳动关系将在2026年2月11日终止。她得在三个月内找到新工作，或者在亚马逊内部转岗，才能保住绿卡申请。对当时的博文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癫痫已经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诉状显示，万博文每月发作四到十次，难以继续工作。据《纽约时报》报道，早在2021年底她就开始请医疗伤残假。除了去超市买生活必需品，博文几乎不出门。对她来说，任何一次外出都可能因癫痫发作丧命。她很难交到新朋友，也没法接受自己在新朋友面前发病，更不敢指望对方体谅。

社交和工作都被癫痫切断，她的生活也被打乱。有时候，她连开口说话都找不到合适的词。

博文14岁时确诊癫痫。她生在江苏省东台市，11岁考进当地有名的东台市实验中学，成绩常排在班级第一。也就在那一年，她开始出现癫痫症状，偶尔会短暂昏迷。

（万博文14岁确诊癫痫，但她从不向病痛妥协。图/纽约时报）

确诊后，她每天要吃三片卡马西平，每片100毫克。药物让她的生活平静了一些，副作用也随之而来。她觉得药损耗了自己的脑力。后来她向美国的主治医生描述当时的情形：“每天连讲吴语（注：万博文的家乡话）都有困难，哪怕只有两三个词”。她的短期记忆也变差了。为了训练自己，她逼着自己多跟人交流，还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联想记忆”，弥补记忆力的下降。

之后三年，博文没再发作。再往后，她想摆脱对药物的依赖。17岁离家去太原上大学的那个暑假，她第一次尝试停药。可融入集体生活、远离父母压力，反倒让病情再次发作，博文只好继续吃药。

2014年，19岁的博文转学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从机械工程系转到她感兴趣的计算机科学系。从大三起，为了尽可能降低癫痫发作频率，她把卡马西平剂量加倍，从每天300毫克总量加到600毫克总量。她在美国的病史记录了当时的结果：发作症状“没有明显变化”且“全天极度疲劳”，博文甚至第一次出现在讲普通话时找词困难的情况。

2021年，博文进入亚马逊工作两年后，第二次停药。当时的医生给她开了新药。服药没多久她就累得厉害，“立刻出现极度疲劳、平衡和行走问题，包括母语在内的三种语言能力都出现找词和说话问题。”不到三周，她自行停了药，同时去华盛顿大学区域癫痫中心找另一位医生看病。她告诉医生，自己很怕新药的副作用，暂时不想再试。

博文后来的主治医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区域癫痫中心主任尼古拉斯·普洛斯医生曾劝她做癫痫手术，但她担心手术影响认知功能，没有接受。

博文一直想让自己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2024年9月至2025年3月，她曾回到亚马逊上班，担任L4软件工程师，却因为病情发作不得不再次休假。她想让头脑保持清醒，可药物的副作用始终缠着她。

从把药片掰开，到干脆一粒不剩，博文停药的过程前后持续了数月。

其实早在向ChatGPT打听能否停用抗癫痫药之前，博文就找它聊过抗抑郁药的事。国际抗癫痫联盟的说法是，抑郁症属于癫痫患者最常见的精神共病之一。诉状里的记录也印证了这一点：博文的医生写下了她存在中度至重度抑郁症状，并提到她动过自杀的念头。

2025年4月，普洛斯医生为博文开了抗抑郁药西酞普兰。她又一次担心这药会拖累自己的思考能力，索性把处方发给了ChatGPT。诉状称，ChatGPT起初劝她别吃：“如果你还有反思能力……那么，‘最好不服用’西酞普兰这类药物。”它还说：“只要你还能清晰地问‘我是否应该服药？’你就暂时不应该服药。”

接下来，ChatGPT替她写好了发给普洛斯医生的请求，意思是先从每天2.5毫克的艾司西酞普兰吃起。普洛斯书面答复说，开艾司西酞普兰可以，但两种药之间的差别“真的很小”；在他看来，从她提出的那个微小剂量起步没什么意义，每天吃到5毫克才可能起效。

(图/Unsplash)

博文把医生的回复原样转给ChatGPT，问能不能拿到药之后“自己切割，但不告诉医生”。ChatGPT回了一句“完全可以”，还说这种调整剂量的做法很常见。没过几天，她真的悄悄把药片切成了四份，从每天1.25毫克开始吃。

普洛斯后来对媒体说，他当时完全不知道博文发给他的那条消息是ChatGPT代笔的。

为了能继续留在美国，博文铁了心要停药。她的感受是，药物让她的表达不再顺畅、脑子转得慢，往后的技术测试和全英文面试根本扛不住。ChatGPT给她的说法是，把药减下来，语言能力很可能会回来。

本来该在她的雇主信上签字的那位经理，早就不回她的邮件了。失业带来的不只是断了收入，她在美国的合法居留资格也跟着没了着落。想重新做回工程师，多半要过好几轮长达数小时的技术评估和全英文面试，以她当时的身体状况，很难撑得下来。

时间逼得博文越来越焦躁。《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她去世前几周还在四处向熟人打听，问能不能有公司替她开一封作用“非常关键”的雇佣意愿信。“只需要一个公司帮我出一封雇佣意愿信。”她这样写道。

她一遍遍地追问：还能不能再快些、再少些？ChatGPT于是反复改用药计划，最后拿出一份25天的减药方案，把每天的拉莫三嗪从400毫克一点点降到零。

在把抗癫痫药逐步往下减的那段时间里，博文至少有158次向ChatGPT表达过自己的担忧。诉状称，2026年1月29日，ChatGPT提醒她别把减药的事告诉初级保健医生。她拒绝了初级保健医生提出的验血建议，事后把经过讲给ChatGPT听，对方竟称她的做法是“非常稳健的回避策略”。这些细节让风险落了地：AI不只是可能给出错误的医疗信息，还可能把用户引到对医生隐瞒实情的一边。

（图/电视剧《问心》）

代理律师本杰明·S.申克表示，诉状称ChatGPT曾替博文判断病情、排出一次次减量的时间表，甚至在她已经出现癫痫发作之后，仍在改方案、往下减药。在申克看来，ChatGPT的这些回答已经构成了医疗服务的实质行为。而加州的法律要求，提供医疗服务必须持有执照。申克说：“这起案件要厘清的是：生成式AI的边界在哪里，医疗行为又从哪里开始；一旦产品越过这条界限，责任该由谁承担。”

博文的主治医生普洛斯对媒体讲过，换成博文这样的病史，他压根不会去考虑让她逐步停掉抗癫痫药，“在药物明明切实有效的情况下指导停药，对我来说就是医疗失职。”

自己动手减药的后果，是博文出现过精神恍惚，也有过短暂失语。有一回和父亲通电话，她忽然听不懂父亲在说什么，也没法开口回应。第二天，她问ChatGPT发作之后还要不要接着减，得到的答复是：“不需要……动摇你整体的停药计划。”

诉状显示，ChatGPT那份用药计划把彻底停药的日期定在2月12日，而这天正是博文去世的日子。她的死因被认定为癫痫猝死。直到两天后，父母托上门的朋友才发现她的遗体。

AI介入健康咨询的边界，也由此被摆上台面。

诉状里留下了大量ChatGPT对话，博文和朋友平日相处的片段却少得可怜。AI究竟有没有取代她原来的人际联系，外界无从确认。博文的父亲对媒体回忆，女儿越往后越爱找ChatGPT倾诉，家里反倒越来越难听到她的消息，“自从她迷上了ChatGPT，她就不和我们说那么多了。”

博文算得上是ChatGPT的资深订阅用户。2023年2月她注册了ChatGPT；2024年12月，她订了每月20美元的Plus服务；到2025年4月，又升级成每月200美元的Pro服务。

她对这份依赖其实心里有数。她曾在对话框里写下：“我和GPT-4o聊天太多了”，产品那边的回答是：“无论如何，继续和 GPT-4o 聊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到了2025年9月，博文与ChatGPT的月度对话量冲到历史最高，一个月10761条，日均358.7条。媒体梳理后称，从2023年2月起算，到2026年2月博文离世，这三年里她和ChatGPT的往来记录超过27万条。

想尽快恢复语言和思考能力的那份焦虑，她统统讲给了ChatGPT。不过，ChatGPT也并非从来没提醒过她该去看医生。

（图/电影《迷失东京》）

按《纽约时报》的说法，有些对话里ChatGPT建议她去找专业医疗帮助，也劝她相信医生。可随着博文在三年里一步步追问，AI的口风渐渐松了。到她生命最后一个月，它甚至拿出了具体的减药计划；听她描述异常症状时，还告诉她不必担心。

类似的争议此前也出现过。2025年4月，OpenAI承认一次GPT-4o更新让模型变得过度迎合用户。同年8月，加州一名16岁少年亚当·瑞恩自杀身亡，其父母提起诉讼，指控ChatGPT的回应与儿子的死有关。这起案件和博文的用药经历并不一样，但能看到一点：用户处在脆弱阶段时，模型一味顺着、肯定用户，可能把风险放得更大。

事实上，已经发生过多起与AI相关的风险性事件。（图/社交媒体截图）

AI健康咨询的风险，眼下变得很具体。用户一遍遍提同样的请求，模型给出的回答却前后不一致，安全提醒能不能在长对话里一直管用、模型能不能及时发现用户身体异常并引导其找医生，这些都成了迫切的问题。

碰上这种情况的，已不只是少数用户。AI健康咨询正快速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蚂蚁集团今年9月披露，旗下健康应用蚂蚁阿福用户数达到1.5亿，单日健康咨询近2000万人次；OpenAI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则称，全球每周有超过3亿人向ChatGPT提出健康和保健相关问题。

用医疗AI的人多了，模型就得面对讲不同语言的用户。用户说什么语言，也会影响AI在风险预警和安全维护上的表现。2020年，OpenAI公布的GPT-3训练语料统计显示，按“以空白符切分词项”这种粗略方式计算语料语言，英文约占92.6%，中文只约占0.099%。模型见到的英文材料，远远多于中文材料。

语言不同，模型的安全表现也可能不一样。2024年一项多语言安全研究发现，旧版ChatGPT模型GPT-3.5-turbo在中英文下的安全表现存在差异：研究者用中英文各提出315个可能引出有害内容的问题，且没有额外加入绕过安全限制的指令，结果中文提问得到不安全回答的比例为2.22%，英文为0.63%。

平台也在想办法提升模型识别风险的能力。2026年5月，OpenAI公布了一项安全更新，称ChatGPT能结合上下文识别逐步显现的风险。不过，公开说明里这项更新重点关注的是自杀、自伤及伤害他人的情况，并没有交代是否覆盖博文持续减药这类医疗情况。

模型识别出风险之后，能不能给用户清楚、可执行的求助指引？说到底，医疗AI上的安全界限，不只是告诉患者“有问题去看医生”，而是每一次安全预警能不能有效转化为可以执行、可以追责的医疗行动；否则，“有问题去看医生”就是把风险重新推回给患者。

网友关于AI看病的讨论。（图/小红书截图）

市面上的通用聊天模型目前都已设置一定的安全提醒，但侧重点不同：ChatGPT推出了专门的健康体验，强调帮助用户理解信息、准备就医，不用于诊断和治疗；Gemini公开的一键求助主要针对自杀、自伤风险；DeepSeek则提醒用户，医疗回答不能替代专业意见。

作为大健康垂类的AI应用，蚂蚁阿福尝试把真人医生接进问答。据平台介绍，皮肤咨询模块测试期间，约15%的用户会在AI作答后选择“医生把关”进行复核。也就是说，即便提供了复核入口，多数用户也未必会主动使用。

不管用的是通用大模型还是健康类垂直应用，风险提示都应当做得更靠前一些，好让真人医生能更早接手。说到底，AI 这套机制最后得把用户引回现实里的医疗支持：碰到调整用药、出现异常症状这类事，AI 可以帮着梳理问题、读懂信息，但判断不能由它替医生来做，后面的照护更不该交给它。

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的创始律师马修·P.伯格曼是另一位代表律师。他说，OpenAI 的产品讲起话来跟医疗专业人士一样笃定，可真正医生有的训练、监督和问责，它一样都没有。

（图/电视剧《绝望写手》第五季）

普洛斯医生在给《新周刊》的回复里说，博文的离世是一起“悲剧性的事件”。他也想借这件事让更多读者清楚：“你的医生关心你的健康，也会为此承担责任。而聊天机器人并不关心你，也不会为自己给出的建议承担责任。对于从网上获取的信息，请务必要和医生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