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医生MedGPT:40例肺癌灰区病例实验,AI方案评分胜医生88∶12
一次正确的判断,能否成为更多人的机会?文丨尹莉娜一份医学指南可以被无数人同时查阅,一位好医生却不能同时为无数人看病。医疗服务中,有一部分能力始终很难随着知识的传播而扩大。面对一个患者的复杂情况,医生需要判断哪些信息还不充分,哪些治疗值得尝试,哪些风险不能冒,以及什么时候应该换一条路。这些判断有指南和研究作为依据,也依赖
一次判断做对了,能不能变成更多人的机会?
医学指南谁都能翻,好医生却没法同时给无数人看病。
看病这件事里,有些本事一直很难跟着知识一起铺开。碰上情况复杂的患者,医生得弄清楚手上还缺哪些信息、哪些治疗值得试、哪些风险碰不得、什么时候该换条路走。这些判断有指南和研究撑着,也靠医生多年攒下的经验。最近,未来医生官方公众号“医联 Medlinker”公布了一项实验,结果显示:要把这种经验复制出去,AI 带来了新的可能。
2025 年 12 月,拿到医疗伦理委员会批准之后,国内一家顶级三甲医院的胸外科从过去两年 1.6 万多份门诊病例里挑出 40 例肺癌“灰区病例”。这类病例现有的医学指南很难直接给出明确诊疗方案,常常牵扯多病共存、治疗禁忌,以及不同方案之间的风险权衡,就算做了多学科会诊(MDT),医生仍可能碰上不好取舍的治疗选择。
现场一位技术人员事后回忆,知名胸外科专家、本次实验 PI 梁教授在看到未来医生医疗大模型
MedGPT(下称未来医生 MedGPT)给出的诊疗参考方案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这个方案我当时确实没有想到。”
为进一步评估未来医生 MedGPT 处理复杂病例的水平,以及它能不能帮到医生,梁教授牵头,该院胸外科和未来医生一起做了这项对照实验。
评测由全国 98 家三甲医院的 250 名医生参与,他们要在三种条件下根据病例资料拟定诊疗方案:无辅助、有检索参考、有未来医生 MedGPT 辅助。未来医生 MedGPT 也单独作答,全部方案按同一套规则打分。
研究团队公布的结果是:医生在三种条件下的平均得分依次为 53.4、61.05 和 66.27。
拿医生在无辅助条件下交出的 750 份诊疗方案来比,未来医生 MedGPT 有 660 次评分更高,AI 方案与医生方案的胜负比为 88∶12;有了未来医生 MedGPT 辅助,医生的平均得分比无辅助时高出 24.1%。
跟无辅助、或者只参考检索资料相比,医生在 MCE(MedGPT Clinical Explorer) 辅助下制定的诊疗策略总体得分都更高,增益覆盖治疗备选路径、关键信息、安全风险和后续评估。
我们采访了实验研究团队的多位成员,想弄明白这些数据背后的问题:专家经验怎么被 AI 学到、调出来,又怎么变成更多医生用得上的帮手?
医生干的活,不只是回答医学问题
医疗始终是人工智能最被看好的落地领域之一。以前 AI 更多是帮医生做影像识别、异常筛查这类单项任务,各项信息还得医生自己综合起来,再下诊疗判断。
大模型开始把病史、检查报告和医学文献装进同一个系统,AI 这才有机会参与更完整的诊疗过程。不过在这些能力被充分验证之前,患者已经先用上了:打开手机,就能拿到一份关于自己病情的解释。
门诊和病房里,拿着手机里几个 AI 给出的不同结果来“对答案”的患者,梁教授见过不少。还有人用通用大模型查了症状,揣着一个笃定的诊疗结论来质疑医生的方案。
从 2023 年起,ChatGPT 和国内外多个大模型陆续公布医学测试成绩,显示出回答医学问题、应付医学考试的能力。可在这位医生眼里,“会答题”跟“有临床能力”不是一回事。
“真实的病人不会完全按照指南和教科书的标准发病,每一位患者都存在独特的个体化差异。”梁教授告诉我们。
碰上没有唯一标准答案的复杂病例,医生要把病情、共病、治疗耐受性和患者目标放在一起考虑,在不同路径间作选择。就算掌握了最新研究,也得想药物能不能拿到、家庭负担不负担得起,以及患者适不适合做这项治疗。
“一项医疗方案哪怕疗效再好,如果安全性无法保障,也是不可取的。”梁教授说。他愿意牵头这场实验,现实起点也在这里:看看 AI 能不能在这些复杂权衡里帮医生作出判断?
要评估这种能力,研究团队先得回答一个问题:一份诊疗方案到底怎样才算好,又该由谁来判断?
研究团队请来国内多家顶级三甲医院 6 个科室的 20 位高级职称专家,以 40 例灰区病例为样本,定下 240 条评价规则。
这些规则把复杂决策拆成一条条能检验的要求:方案有没有识别出关键临床问题,有没有点明决策前还得补哪些信息,有没有考虑不同治疗路径以及切换条件,有没有守住安全边界,有没有安排后续复评和治疗管理。
参加对照实验的 250 名医生来自全国 98 家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合计占比超过 63%。研究团队还把主流通用大模型拉进评测。其给出的模型对比结果中,未来医生 MedGPT 综合得分 96.22,GPT-5.4 Direct、Claude Opus 4.7 Direct 和 Gemini 3.1 Pro Direct 分别是 71.38、61.81 和 54.62。
在本研究的病例和评分条件下,完整 MCE(MedGPT Clinical Explorer) 生成的诊疗策略内容评分,高于三种通用大模型对照。
未来医生技术负责人孙武斌表示,团队内部此前对这些结果的预期并没有这么高。不过他强调,实验的出发点并非去比“AI 和人类医生谁更会看病”,而是想弄清楚“AI 怎样解决真实世界的医疗问题”。
医联及未来医生创始人王仕锐在此前我们的采访中提到:“医疗真正的卡点是供给,不是连接。”
从医生社区、互联网医院,到线下医疗机构和慢病管理,医联试过不少路子来扩大医生的服务能力。可王仕锐认为,互联网提升的是连接效率,顶尖医生多年攒下的临床经验却很难被复制。一位医生每天能接诊的患者就那么多,高质量的临床判断和诊疗决策能力,依旧是稀缺资源。
2023 年,医联定下 “All in AI” 的战略,提出要构建医疗 AGI。采访中,公司多位负责人用 “继绝学、开太平” 来概括这个愿景。放到未来医生的语境里,“继绝学” 指的是让 AI 学会已有的医疗经验,像顶尖医生那样提供标准化服务;“开太平” 则更进一步,希望 AI 超越已有经验,为顶级专家也头疼的疾病找出新的治疗思路。
但无论是学已有经验,还是探新治疗思路,前提都是先进入医生的实际工作,在使用中验证效果、积累反馈。
2023 年未来医生 MedGPT 刚问世时,团队就做过上百人规模的实验:把诊疗过程拆成问询、诊断、治疗建议等 6 个环节,覆盖多个科室的常见病。北京阜外医院等三甲医院的 7 位主任专家,按照准确性、专业性等统一标准,给 AI 和真人医生打分。公司当时公布的结果显示,真人医生综合得分 7.5,AI 为 7.2。
孙武斌看来,未来医生 MedGPT 从 1.0 版本升级到现在的 2.0 版本,评估重点也变了:过去看的是问询、解释、检查分析这些单点任务,如今转向复杂病例的综合决策——AI 能不能把散落的信息组织起来,识别风险,权衡不同路径,并在出现新证据或患者情况变化时调整决策。
“蒸馏” 最好的医生,创造一套可执行的系统
通用大模型在进步,这对专业领域的 AI 公司既是机会,也是一个绕不开的竞争问题:基础模型已经能读医学论文、解释检查结果了,专业公司还能提供什么?
公开的医学知识,很难成为哪一家公司的独有资产。同一份指南、同一篇研究,不同的模型都能学、都能调用。只让模型多掌握些医学知识,未必能形成持久的差异。专业公司得继续往下找——那些难以从公开资料里直接拿到、又会影响实际诊疗的能力。
医院和临床专家在研发中的角色,因此有了变化。他们不光提供病例、给模型的答案打分,还可能要参与定义系统怎么工作:面对信息不足的患者,先追问什么;证据互相冲突时,怎么取舍;一条治疗路径走不通,什么时候换另一条。这些判断未必完整写在病历里,却每天都在诊室里发生。
一位专家级医生作出专业判断,可能只要几分钟或十几分钟,背后却是数十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专业知识,再加上工作习惯、价值观等因素一起作用的结果。
王仕锐曾向《晚点 LatePost》形容,顶级专家最核心的价值在于 “决策的几分钟”。
就在这几分钟里,医生要判断哪些信息值得关注、哪些风险不能忽略,如何取舍相互矛盾的证据,以及什么情况下该改变治疗路径。这些选择背后,是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临床经验和判断习惯。
要让 AI 学会这种判断,远不只是把医生看过的病例、读过的指南喂给模型。
在王仕锐的设想里,未来医生要搭起两套知识体系。一套取自公开医学资料,涵盖临床指南、研究论文、药品说明书等;另一套则来自专家本人的诊疗经验,包括其研究成果、经验总结和诊疗记录。他认为后一套尤其关键:复杂病例的个体差异,指南往往覆盖不全;而专家的判断中,还藏着大量尚未被标准化的经验。
未来医生希望把这些经验重新整理,转化成可供系统调用的知识单元。医联集团副总裁、未来医生产研负责人廉泽良管这个过程叫 “蒸馏”:与临床专家合作,把个人经验中的知识、判断标准和诊疗方法,转化为能够辅助医生决策的系统。
以复杂
梁教授说,专家们讨论这些灰区病例时,普遍觉得现有信息不够完备。“有专家提到,信息不完整,就很难开展后续规范诊疗,而这正是真实临床世界的常态和挑战。”
这类问题落到未来医生 MedGPT 身上,信息怎么梳理、分歧怎么处理、推演怎么展开?孙武斌向我们做了说明。
系统先完成 “第零步”:判断要不要多专科会诊,以及需要讨论哪些问题。未来医生 MedGPT 以 “主管医生” 的身份分析病案,必要时调用相关科室的 AI 角色,发起一场模拟的多专家会诊。参加模拟会诊的,是与真实专家共建的 AI 智能体。
随后进入第一步“理解病例”。系统要结合会诊意见,把病例数据、检查报告、患者状态与病情变化重新过一遍,看关键信息有没有缺口、哪些检查或指标还得补。与此同时,患者的主要治疗目标和次要治疗目标也要厘清,安全上的“红线”同样得划明白。
第二步叫“生成候选”。系统会给出两类路径。标准路径(E-path)以临床指南、共识和药品说明书为依据,重在遵循现有诊疗规范;前沿路径(F-path)则去检索最新学术会议成果、随机对照试验、真实世界研究以及在研新药资料,把新的研究进展纳入候选方案。
孙武斌说,前沿路径背后的逻辑是 “以前治不了的,现在有新研究,这条路可能走得通”。
第三步是 “检验闭环”。找到一项新研究,并不意味着它就能直接变成患者的治疗建议。系统还会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对候选路径做虚拟推演,排查风险和证据缺口,再明确需要通过基因检测等检查验证的条件,形成后续验证路径(V-path),供临床进一步判断。
最终生成的个体化诊疗方案报告,会给出推荐路径与备选方案,并写明切换方案前还需补做哪些检查,以及每条路径的安全性与有效性依据。相关研究中的生存获益等数据也会一并列出,方便医生横向比较不同方案可能带来的收益。
这样一整套流程走完,为一名复杂肺癌灰区病例产出完整决策报告,耗时大概十多分钟。
不过整套流程中最费精力的环节,是“内容输出的控制”。孙武斌估算,技术团队约 80% 的时间都投在了这里:报告既要符合临床标准,又得让医生愿意读、读得懂。
系统内部用“E-path”“F-path”“V-path”来区分路径,可这些并不是临床用语。团队跟专家沟通时发现,医生更希望报告直接回答具体问题:关键步骤有哪些,要留意哪些合并症和禁忌症,患者能不能耐受治疗,基因突变有没有对应的新药。
后来团队换了做法:不再向未参与项目的医生反复解释内部术语,而是围绕这些临床问题来组织报告。
篇幅也经历了一轮轮调整。早期版本追求“所有人都能看懂”,结果输出长达四五千字,医生觉得阅读负担太重;压缩之后,又发现关键信息缺失。非医生背景的用户则反馈,内容还是难以理解。
AI 的职责边界同样要反复校准。1.0 版本限制较多,2.0 版本逐步把部分动态决策能力交给 AI,但“给多了它会失败,给少了通用性和外推能力又不够”。团队得在两者之间持续拿捏。
孙武斌认为,未来医生 MedGPT 要真正进入医生的实际工作,必须完成一层“翻译”:把证据和路径转成临床语言,让医生看得懂、能审阅,再决定用不用。一份报告如果医生判断不了,推理能力再强,在临床上也派不上用场。
从学习专家经验,到参与医学知识的产生
让 AI 参与诊疗判断,正成为大型科技公司与医疗研究者共同摸索的方向。
Google 的医疗 AI 研究系统 AMIE,已从诊断对话延伸到疾病管理,能结合临床指南和药物信息来处理治疗问题。微软则开发了模拟多位医生协作的诊断系统,让 AI 一步步获取信息、提出假设、选择检查并调整判断。研究者的关注点开始转向一次诊疗如何推进,而不只是模型能不能答对医学题。
这些探索面临的问题也相似:不完整的信息怎么处理,不同治疗路径怎么比较,怎样与医生协作。围绕一个专科、一组复杂病例所做的实验,或许也能给研究相似问题的团队提供新的观察。
在社交平台 X 上,未来医生与国内顶级三甲医院开展的这项复杂肺癌实验,引起了一些美国临床专家的注意。希望之城(City of Hope)乳腺肿瘤内科主任 Hope S. Rugo 博士公开表达了探索合作的意向。被称为迈阿密地区知名前列腺癌放疗专家的 Mark Pomper 则表示,接下来需要与更多肿瘤科医生协作,让更多患者受益。
放眼整个生命医疗领域,AI 目前的突破性进展几乎都集中在“临床决策”的上游:AlphaFold 解决了蛋白质结构预测,AlphaGenome 在基因组解码上往前迈了一步,AI 制药则把新药发现周期压缩了一截。
这些突破各有分量,但真要惠及患者,都得经过同一个节点:一位具体的医生,面对一位具体的患者,做出一个具体的诊疗判断。而这恰恰是眼下 AI 医疗最薄弱的一环。
对未来医生来说,这次实验仍只是阶段性进展。王仕锐希望医疗 AGI 能更进一步,参与新医学知识的产生。他给出了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医疗 AGI 能否加快医学指南的更新。
按常规流程,研究者要先提出假设、设计临床试验、招募患者并跟踪疗效,拿到结果后,相关证据还得经过评价和专家讨论,才能转化为诊疗推荐。
王仕锐的设想是,AI 不只会调用人类已经积累的医学知识,还能参与提出研究假设、组织患者入组、收集治疗数据和分析疗效,从而尝试把部分疾病的临床研究与知识更新周期压缩到三至六个月。
廉泽良进一步解释了这一设想怎么落地。只要 AI 能持续参与医疗服务,患者从初诊、检查、治疗到康复随访的全病程数据,以及医生在不同阶段做出的判断,都能被记录、整理下来。这些资料既可用于后续服务,也可能成为临床研究的基础。
“这样医生在服务患者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是在做临床研究的过程。”廉泽良说。在他设想的体系里,医疗服务不只是医学知识的应用场景,也会变成新知识的生产现场:新的临床现象能更早被发现,新的治疗假设能被提出,真实世界的数据则为后续验证提供依据。
这些设想还需逐步验证。目前这场复杂肺癌病例实验评估的是诊疗方案,而不是方案实施后的患者结局。孙武斌在采访中透露,未来医生接下来即将推进未来医生 MedGPT 的多中心实验。团队还计划开展真实世界的前瞻性研究,跟踪诊疗路径实施后的患者状况,检验系统在实际诊疗中能起什么作用。
医疗 AI 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医疗的需求持续而广泛,却很难像软件那样扩大服务规模。一位医生要多接诊,就得多花时间;一家医院要扩大服务,通常也得增加人员、空间和设备。医疗 AI 让这部分工作的规模化有了新的想象空间:系统如果能在更多病例中提供可靠帮助,一次研发加上持续维护的投入,就可能支撑更多医生使用。
2026 年,医疗 AI 正在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受关注的赛道之一。
美国医疗AI公司OpenEvidence主打医学证据检索与临床决策支持,估值从年初的120亿美元涨到年中的150亿美元。撑起这一估值的,不是模型参数有多大,也不是它掌握了什么人类还没发现的医学知识,而是医生获取和使用医学知识的方式正在被它改变。
把医学文献数字化,让AI能快速翻查临床指南、研究论文和药品信息,再用更好用的方式送到医生面前,这确实能提升医生的工作效率。不过,离解决真实世界里的复杂医疗问题,路还长着。
搜索回答的是“医学上已经知道什么”,临床决策要回答的却是“眼前这个患者,到底该怎么做”。
在王仕锐看来,OpenEvidence验证的是医学知识获取效率能卖出什么价钱;未来医生MedGPT要探索的,是另一块价值空间——让高水平的临床决策能力实现规模化供给。
假如AI能把顶级专家的临床判断能力变成一套可复制、可验证、还能持续迭代的系统,那它改变的就不只是医生的工作效率,而是整个医疗行业的供给方式。
再往前一步,当AI能持续参与患者从诊断、治疗到随访的全过程,它的价值还可能从临床决策延伸到医疗结果本身。
对患者来说,潜在的价值是拿到更合适的治疗方案、少做无效治疗、生存质量得到改善;对医院来说,可能意味着优质医疗能力可以扩展、诊疗效率能够提升;对医保和商业保险等支付方来说,则有机会在改善医疗质量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检查、治疗和医疗支出。医疗AI的商业模式,也可能因此发生变化。
企业未来怎么收费,或许会从按用户数量、软件订阅或信息检索服务收费,延伸到按临床决策支持、医疗服务管理,甚至按实际医疗效果收费。
当然,从一项复杂病例对照实验,走到能在真实世界中持续改善患者结局、并最终获得医疗支付方认可,中间还有很长的验证路径要走。
但这也让医疗AI的长期价值,多了一个不一样的衡量尺度。
一家医疗AI企业值多少钱,或许不该只看它服务了多少医生、回答了多少医学问题,还要看它能创造多少高质量的临床决策,以及这些决策最终让多少患者真正获益。
题图来源:《豪斯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