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某挂名领薪389万：两高典型案例揭腐败路径

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6件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张某某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在其中，把一名银行高管“挂名领薪”的腐败路径摆了出来。张某某原任某国有控股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曾为请托方拿到1.5亿元贷款出力，离职后到对方公司挂了个董事局副主席的名头，两年半拿走薪酬389万元，期间只开过一次董事会。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数罪并罚，判他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罚金130万元。

围绕这类案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了一位熟悉情况的检察机关办案人士。对方点出认定上的两大难点：事先约定的“隐性”怎么取证，“挂名露脸”式的“表演性履职”又为何不影响受贿认定。这次“两高”以典型案例的形式把口径进一步说清：只挂名领薪、没有付出实质性劳动的，薪酬全额计入受贿数额。

贷款换来“闲职”：约定在离职前，兑现于离职后

张某某的敛财手法带着明显的“期权”味道。2001年2月至2021年9月，他利用某银行营业部党组书记、主任，以及行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副行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协调贷款、业务拓展等事项上帮他人办事，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773万元。

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笔发生在2018年。当年8月，张某某帮某投资公司参股的公司拿到1.5亿元贷款。对方董事局主席杜某某提出要当面感谢，张某某表示自己快离职了，“等离职后再说”。杜某某当场许诺，等他离职后到投资公司董事局挂名领薪。三个月后，张某某果然“入职”，头衔是董事局副主席兼非执行董事，到2021年3月共领取薪酬389万元，全部履职记录只有出席1次董事会。

他的妻子李某也被拉进这条利益链。张某某长期在业务拓展、债券销售方面为某信托公司提供帮助，该公司董事长翁某某明知李某不符合任职条件，仍安排她到信托公司控股的基金公司当独立董事。三年里李某从没去过公司，只通过视频参加3次董事会，材料只签名不审查，履职报告由别人代写，薪酬40万元照领。

2023年8月，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考虑到张某某有坦白、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等情节，法院依法从宽，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判决已生效。

检察官拆解两大难点：约定藏在哪里，“干没干活”怎么戳穿

本案在司法上最受关注的一点，是受贿数额的认定办法：张某某本人和妻子领取的薪酬全额计入受贿，不作扣减。依据是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第十条——以安排工作为名，让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薪酬的；离职前约定离职后收受财物的，都以受贿论处。

规则看着清楚，真办起案来处处是硬骨头。某检察机关办案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言，事先约定的“隐性”最难认定：双方不会白纸黑字写下利益安排，有时只是饭桌上一句话，有时是微信里一句“以后照顾一下”。

据该办案人士介绍，这类案件主要靠言词证据和时间线来还原。认定时要梳理出“谋利行为在前、挂名领薪在后”的完整脉络，再用资金流水印证。同时还得看行为人有没有实质履职：有的人到岗露脸不过是“表演性履职”，办案中要用客观证据推翻正常雇佣关系的表象。

实践中常见的辩解是，家属或辩护人提出“毕竟挂了名、露过面，多少算干了点活”。该办案人士的回应很干脆：行为人虽然偶尔参会、露面，但没有独立承担岗位职责，没有持续的履职记录，领的薪酬远高于同类型岗位的合理水平，而且与请托事项存在明显对应关系。“零星的事务性参与，不足以形成真实的劳务对价，不影响将非常规薪酬部分认定为受贿数额。”

同批发布的另一起国企负责人受贿案，用的则是“差额认定”：特定关系人确实干了活的，扣掉合理薪酬后再计贿。两案放在一起看，“全额”与“差额”的分界很清楚：有没有实质劳动，直接决定罪与非罪、数额多少。

2026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派出机构官网公示的禁业处罚里，禁业15年及以上乃至终身的代表性案例，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已涉及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农信联社、村镇银行等各类机构。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已于2026年10月1日施行。被终身禁业的人将纳入全国统一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禁业惩戒也从行业内部记录变成全社会可查的信用约束。

“这批案例的指向性很强。”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分析说，过去有些离职高管心存侥幸，觉得“拿工资”和“收现金”性质不一样，典型案例等于宣告薪酬这层外衣不再构成防火墙；对金融机构的人力资源合规来说，给“特殊关系人”设岗发薪，同样可能被穿透认定为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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