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12点多，吕兆晨又一次打开手机看监控。

画面中是一座50平方米的草莓工厂。

灯光、温度、湿度、水肥、二氧化碳——草莓生长所需的各项条件，在系统屏幕上都有对应的按键和调节滑块。

然而他对着屏幕看了10分钟，最终什么都没操作。

此前草莓工厂建成那天，他走进厂里时是带着技术上的自信的。

“只要传感器足够多、算法足够准，种草莓就是一个参数问题。”

现实未必如此。

草莓不是标准件

吕兆晨是上海交通大学园艺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回他参加了一场有些特别的农业比赛。

比赛要求所有进入决赛的队伍从零开始，各自设计并建造一座占地50平方米的植物工厂。

工厂尺寸为10米×5米×4米。

只能种国产草莓，且要种满6个月。

全程须采用国产化的技术解决方案。

同时，作为智慧植物工厂，设备要实现智能化，能在无人值守时远程自主控制。

最终比拼的是谁种的草莓品质更优、谁的草莓工厂更可持续。

△四支决赛团队搭建的草莓工厂

吕兆晨所在的“莓立方”，是闯入决赛的4支团队之一。

这支队伍看上去几乎找不到短板：上海交通大学的师生管结构设计和环境控制，稷青科技负责工程落地，有10年以上草莓种植经验的嘉兴佳莓提供栽培技术支持。

△莓立方团队合影

吕兆晨本人也是跨学科背景。本科读智慧农业专业时，除了传统农学课程，他还学过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和智能农机装备；到上海交通大学后，他转向园艺学研究。

植物和算法，他都懂一些。进场之前，吕兆晨和队友们多少有些自信。

全密闭的植物工厂既然能完全隔绝自然气候条件，那把光、温、湿、水肥、CO₂都调到最适合草莓生长的程度，草莓没理由长不好。

草莓很快给出了第一个反例。试种阶段，草莓出现了“徒长”。

所谓“徒长”，是指环境失衡时，植物把过多能量用在长茎、长叶上，植株变得非常茂密，花和果实的数量却远远跟不上。

吕兆晨和队友后来发现，草莓其实不能一直待在舒适环境里，偶尔也得被“虐”一下。

这里的“虐”指的是花芽分化诱导。低温加上短日照，会压低草莓体内的开花抑制信号，茎尖于是从长叶转向形成花序。反过来，温度合适、水肥又足，草莓可能接着把能量投到茎叶上，迟迟不开花。

团队因此开始在夜间主动拉大昼夜温差，模拟季节变化，这批草莓才终于完成花芽分化、抽出花序。

△莓立方植物工厂内，队长贺世伟在记录试种

草莓开花已经够费劲了，负责授粉的熊蜂又给吕兆晨他们上了一课。

近百只熊蜂送进工厂后，集体“罢工”。它们不肯出巢授粉，有的啃花，有的攻击工人。

团队一路排查才找到原因：蜂箱正好被放在噪音和气流扰动最强的位置，持续的声音和风让熊蜂产生了应激反应。办法只能是挪走蜂箱，再留出时间让熊蜂适应环境。

风影响熊蜂，熊蜂影响授粉，授粉又决定果实。动哪一个所谓“参数”，都会顺着生命系统传导到说不准的地方。

为了让工厂里的环境尽量均匀，莓立方装了110条风道，把调节过的空气送到不同种植槽附近，缩小上下层和边缘位置之间的温湿度差异。

另外，团队还训练了两套图像模型。上传叶片照片后，一套模型能估算出植株体内的氮、钾含量，用来指导水肥调整；另一套则根据草莓照片预测糖度、酸度和糖酸比。部分指标的验证精度在90%上下。

有一次，草莓叶片边缘出现焦黄。年轻队员调出图像和环境记录，准备交给模型分析，团队里的种植专家看了一眼，3秒就判断出了问题。

老师傅不懂什么参数，但多年来看过成千上万个叶片的颜色、卷曲程度和整株状态，这些经验已连成一个整体。吕兆晨说，他们就是想把这样的“手感”捏进模型里。

8月上旬，莓立方等来了第一批夏季草莓。团队一共采了295颗，平均单果重超过20克，最大的一颗超过40克。在普通消费者当评委的大众品鉴活动上，这批草莓拿了第二名。

△吕兆晨在终期评审现场，介绍团队种植成果

可长周期运行之后，新问题又冒了出来。后面种的过程中，现场操作人员和种植专家之间沟通不顺，一些农事判断没能及时落地。用莓立方自己的话说，“草莓这个东西很难种，只要一株有问题，它有可能传染其他株”。最终，莓立方排在第三名。

“以前做研究，失败可以重来。但这次是一株一株活着的草莓在承担我们判断的后果，这种责任感是实验室里学不到的。”吕兆晨说。

在青藏高原上种菜

这已经是多多农研科技大赛举办的第五届了。

这场农业科技创新大赛由拼多多发起，每届题目都不一样：第一届去云南高原种草莓，第二届种番茄，第三届在集装箱里种生菜，第四届不光要种，还得从零把整座集装箱植物工厂设计出来。

大约两年前，上海小伙、海归IT男秦楚汉走进了第四届决赛的现场，最终以“优胜奖”告终。

走出赛场的他手里攥着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记了一二十个问题。那是评委对他们植物工厂生菜种植整体方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秦楚汉复盘时认为，他和团队太急着把前沿技术和概念一股脑塞进植物工厂，反倒弄成了1+1<2。拿团队原先很得意的多光谱大功率LED灯来说，它给的光已经超过植物光合作用能利用的上限。多出来的能量没变成更多蔬菜，只变成了电费。

失望当然有。秦楚汉不是头一回建植物工厂：16岁他去加拿大留学，从经济学转到计算机专业，做人工智能和机械控制；2016年前后，他已经在加拿大搭起植物工厂，用算法控制作物生长，攒下了一条比较成熟的技术路线。

于是比赛结束了，秦楚汉的植物工厂种菜梦也开始了。

2025年1月，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秦楚汉的目光一下子被牵了过去。

群里有人发起募捐，他看到后便和团队合计，能为灾区做点什么。商量下来，决定把植物工厂的设备和技术送过去，让当地人往后也能吃上新鲜蔬菜。

一辆小汽车进藏都费劲，何况一座座植物工厂？从上海开大货车到亚东县，路况差的时候要走10天以上。运送途中两辆卡车半路抛锚，其中一辆发动机直接报废，只好再叫一辆大车把它背回去。

几个月后，新的植物工厂总算运抵日喀则市亚东县——这里是上海市普陀区对口支援的地方。

到西藏第二天，秦楚汉就觉得自己脸晒黑了。海拔高、紫外线强，稍不留神就晒伤。朋友见了也打趣，说他像是“换了个人种”。

在高原上，举步维艰。字面意义上的步伐如此，植物工厂的营造步伐也一样。

秦楚汉最深的感悟，是学会敬畏、学会放慢脚步。亚东县平均海拔3500米，稍微走快一点就上气不接下气。他还得了肺水肿，只能回上海养病，养好了再赶回西藏。

打那以后，他时常提醒自己：凡事别急，慢慢来。

怕感冒加重高反，他学会了“三明治穿衣法”，每天都是徒步穿搭；为了记录海拔、心肺和血氧这些指标，他还自己动手搓了一个App。

刚进藏时没地方住，秦楚汉索性在植物工厂里住了整整一个月。那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厕所。这种条件下克服身体不适已经不容易，可植物工厂还得开工——这些设备，对没有配套技术的当地人来说，无异于一堆废铁。

于是团队几个人又开始上海、西藏两头跑，在当地招员工，从零开始培养新农人。

缺人不算，海拔一高，设备运转的环境也大变样了。

平原上的成熟方案搬到高原，转眼就又成了实验方案。

高原气压低、空气浮力小、紫外线强，许多习以为常的规律不再管用。空调等设备老化得极快，塌方或电网检修导致的停电也时有发生……生产进程随时会被打断。

青藏高原其实也有别处比不了的条件：绿色能源多得用不完，电价最低压到两毛钱一度。喜马拉雅南麓的河谷一带常年下雨，日照少、耕地也少，植物工厂占地小、不看天气脸色这两点，正好在这儿派上用场。

亚东县的老百姓，近十年才吃上叶菜。本地集市上卖的叶菜大多从四川、云南长途转运过来，价格高不说，新鲜度也大打折扣。

秦楚汉还记得，第一次把植物工厂运过去时，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附近十几个村民探头探脑地往里看，边看边开玩笑，既好奇又开心。

到现在为止，运上高原的植物工厂已有13个，芽苗菜、生菜、小青菜、菌菇等10余个品种都试种过。一个月能产6000斤，卖得还比从外地运上来的便宜。

如今，当地居民随时都能吃上新鲜的芽苗菜，甚至拿这些菜包起了菜包子，饮食习惯都跟着变了。

两年前那张攥在手里的纸上，密密麻麻的问号已不在，取而代之的全是笃定的勾。

用技术和植物对话

第五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上，一支由中国农业大学硕博生组成的团队“赛博农人”蝉联了一等奖，这已经是这支队伍第五次参赛。

△赛博农人队员相互分享获奖的喜悦

赛制采取的是双重检验：草莓好不好吃，由大众评审现场尝，甜度、香气、口感一项项品；方案能不能在商业世界里长期跑下去，则交给专家评审来把关。

虽说“赛博农人”这批队员过去都没真正下地种过草莓，可草莓苗移进植物工厂113天后，他们还是等来了头一茬采收。

接下来50天，126平方米的栽培面积里一共摘了284.45公斤“粉玉2号”，单果最重的一颗有73.7克。一等奖被他们拿下，大众评审那边同样排在头名。

△大众评审环节用赛事成果做的草莓甜品

他们交出的方案，核心叫“与植物对话”，是一整套智能环控思路。

说白了，“与植物对话”讲究的是“以植物为本”。团队把整座植物工厂当成一个大同化箱：一边盯着箱内净二氧化碳交换量，一边把空调除湿产生的冷凝水收集起来，据此推算植株群体的光合作用和蒸腾情况；叶片长成什么样，则交给相机持续拍。

这些实时数据喂给AI算法，系统就会在生长策略库里自己找最优解，光、温、湿和水肥随之动态调整。

“软硬件做得再好，只要病虫害不能防控住，什么都是白搭。最终还是用植物检验……植物才能判断我们的软硬件的好坏。”大赛评委、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贺冬仙点评时把话说得很直。

欧美垂直农业这两年不太好过，倒闭和重组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九十。资本砸了，最前沿的硬件也堆了，为什么就是长不出一个健康的产业？

本届大赛二等奖“拟生态”团队成员何朝辉的看法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强调技术，过度关注工业技术的应用，却忽视了种植本身。”

他接着说：“种植就是种植，草莓就是草莓。搞工业技术也好，眼下说的AI也罢，都该起辅助作用，帮种植水平提上去，不能把技术本身当成核心目标。一味强调工业技术，却不顾植物生长规律，这个方向就错了。”

这层意思，和赛事的主张正好对得上：拿“结果”说话，让植物来给方案打分。主办方拼多多借助“千亿扶持”计划加码科创投入，把赛事当抓手，给这群年轻人划出了一块近乎“无限自由”的试验田。

吕兆晨说：“整座植物工厂从零开始搭，过程中给我们的自由空间非常大，设计、建造、运营全是我们自己做主，拼多多那边一点都没插手，我们能把创意使足，也能把实验室里的一些理论拿到实际生产里去用。”

“参加比赛之前，我一直以为做农业的人不多，或者说与我同龄的人不多。”

吕兆晨说，上海交大里做农业的本就少，肯扎进植物工厂研究的更少。可在赛场上，他看到“赛博农人”等队伍里有那么多年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心里很受鼓舞。

“我们不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但至少还有人。能在这条路上找到结伴同行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一颗草莓，就这么给一群年轻科研人上了一课，讲的是技术、经验和生命。

到了多多农研科技大赛的草莓工厂，新农人得实打实地干，果子要拿出来，账本也要摊开。

毕竟这场赛事最后比的不是商业PPT做得多漂亮、页数有多厚，种植成果、工厂设计与建设、成本和能耗才是重头。

“你们怎么去控制畸形率？”

“至少要做到多大面积才可能赚钱？”

“别只讲防病原则，实际发生过什么病？最后怎么处理的？”

“你们草莓的糖度、糖酸比、硬度、香气和光泽能支撑溢价吗？”

等到最终评审抛出的问题和标准越来越接地气，这场比赛大概才算真正落到了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