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和英伟达的来时路

1993 年春天，加州圣何塞东边的一家丹尼餐厅里，三个工程师坐在靠窗的卡座上。

咖啡续了一杯又一杯。他们讨论着一家还没有名字的公司。

三人里最年轻的那个华人，刚满三十岁，九岁便随家人去了美国，少年时在肯塔基一所寄宿学校里打扫过厕所，后来也在丹尼餐厅洗过盘子、端过咖啡。

他叫黄仁勋（Jensen Huang）。

那一年，显卡市场挤满了几十家公司，英伟达只是其中毫不起眼的一家。

公司的第一款产品 NV1 押错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卖出去。最危险的时候，账上的钱只够再撑一个月左右。

黄仁勋后来常常对员工说，英伟达 “离倒闭永远只有三十天”。很多人把这句话当成励志座右铭。但在九十年代中期，这就是公司的真实处境。

▲ 丹尼餐厅（图源/ Mashed）

1997 年，RIVA 128 上市，英伟达靠它活了下来。两年后，GeForce 256 发布，英伟达给这块芯片起了一个新名字：GPU，图形处理器。

这个词汇后来进入了主流计算机图形学与并行计算相关教科书，但在当时它更像一句营销口号。

真正改变英伟达命运的是 2006 年推出的统一计算设备架构（CUDA）。这套软件平台让原本只用来渲染游戏画面的显卡也能处理通用计算。

然而，华尔街并不买账：一家卖游戏显卡的公司，为什么要花大笔钱去做一件和游戏无关、客户也不知道在哪里的事？

此后很多年，CUDA 一直拖累利润率，股价长期不涨，董事会和投资人中都有质疑的声音。

转折出现在 2012 年。

▲ 1999 年英伟达发布的 GeForce 256 显卡，是全球首款正式定义为 GPU 的图形处理器（图源/ Getty Image）

深度学习从此离不开 GPU，而 CUDA 这些年在大学实验室和开发者中积累的用户，成了竞争对手短期内很难追上的优势。

再往后，ChatGPT 带火了算力需求，英伟达从 “卖显卡的” 变成了 AI 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供应商。

截至十月底，英伟达股价较 10 月 6 日创下的历史高位累计回调约 12.02%，公司总市值由约 5.76 万亿美元降至 5.16 万亿美元。最高点的数值，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

这段历史很好地解释了英伟达今天的估值。市场买的不只是芯片，也是黄仁勋这个人的判断：他只要赌对了，人们就相信他还能继续看准方向。

这份信任，让英伟达涨到了今天的位置，也让它在这一次格外脆弱。

11 月 8 日，英伟达员工收到了 CEO 的一封信。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黄仁勋在信中亲口承认了婚外情。

科技媒体泰克朗奇（TechCrunch）描述道：这位 63 岁的行业巨头承认，自己对结婚 40 年的妻子不忠。

如果事情只到这里，它最多是个娱乐花边新闻，顶多让人感叹一个以勤勉、低调著称的企业家，也有塌房的时候。

但对方不是普通人。

据《金融时报》报道，她叫黄乐（Alice Huang），是新加坡芯片公司兆速（Megaspeed）的高管，也是英伟达的客户。

显然，CEO 和客户企业高管之间存在亲密关系，就不只是个人私事那么简单了。

订单怎么谈、价格怎么定、配额怎么分，这些问题都要重新审视。

上市公司最怕的利益冲突，就这样被摆到了明面上。

▲（图源/ NVIDIA Newsroom）

周一开盘，市场便迅速给出了反应。英伟达股价当天飞速下跌 4.3%，市值蒸发近 2000 亿美元。

接下来的一两天，事态持续发酵。

董事会先宣布启动独立调查，随后英伟达独立董事聘请美国纽约南区前代理联邦检察官金俊（Joon H. Kim）及其所在的沃奇尔・立普顿（Wachtell）律师事务所开展独立调查。

华尔街的律师动作也很快，美股收盘五分钟后，英伟达及黄仁勋便遭到股东集体诉讼，指控其涉嫌欺诈股东。

国会随后也开始介入，共和党议员要求黄仁勋于 11 月 18 日到国会作证。

到 11月10 日收盘，英伟达近两个交易日累跌超 9.5%，公司市值累计蒸发超 4200 亿美元。

有分析师给出了更悲观的估算：若黄仁勋被解职，英伟达股价短期或下跌 25% 至 30%，其中包含事件冲击带来的的情绪折价与不确定性风险。

这个数字值得深思。它意味着，市场对英伟达的估值预期已与黄仁勋本人深度绑定。

他的眼光、人脉，以及他在台上穿着黑色皮衣发布新品时形成的个人号召力，都被折算进了股价。

一家公司最值钱的东西如果是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旦出事，整家公司都会受到冲击。

▲ 英伟达近 30 日收盘价走势（截至 11 月 10 日）（图源/ VLSI Korea）

如果只看这一周的新闻，很容易得出一个直觉性的结论：黄仁勋的私生活拖累了英伟达。但如果我们把时间线往前拉一个月，情况就变得复杂许多。

英伟达的下跌并不是从这封信开始的。据财经网站 TIKR 统计，英伟达股价在 10 月份下跌了 11%，原因是英特尔疲软的业绩展望、Alphabet 开始销售自家 AI 芯片的举措，以及对谁为 AI 数据中心买单的担忧打击了整个芯片股板块。

11 月 5 日，也就是黄仁勋发信前三天，英伟达股价最终暴跌 9.26%，跌破 190 美元关口。那一天，还没有人谈论 CEO 的私生活。

压在英伟达身上的问题，至少有三个。

第一个问题来自大客户。过去，谷歌、亚马逊、微软等云计算巨头是英伟达最大的买家，现在它们都在自研芯片，谷歌的 TPU 尤其引人注目。

TPU 原本主要供谷歌内部使用，如今已经开始对外出售，直接进入英伟达的市场。

行业研究机构半导分析（SemiAnalysis）的测算显示，在特定 AI 智能体推理场景下，谷歌现有铁木（Ironwood）TPU 每美元的算力性价比，最高接近英伟达 布莱克韦尔（Blackwell）芯片的三倍。

▲ 谷歌铁木 TPU（图源/ element14 Community）

在绝对性能上，英伟达的旗舰产品仍然领先。但当 AI 的主要用途从训练模型转向大规模推理，客户更看重的是每一美元能买到多少算力。英伟达长期维持的高毛利率，在这种比较下开始承压。

第二个问题更隐蔽：市场开始怀疑 AI 芯片的需求到底有多扎实。

十月中旬，高度依赖英伟达 GPU 的算力租赁赛道出现波动，头部企业科维（CoreWeave）的融资估值预期大幅下调，市场警惕到部分 AI 芯片需求是用高杠杆借贷支撑的。

如果客户是靠借钱买卡，那么英伟达财报上漂亮的收入数字，就有一部分建立在借贷之上。利率一变，或者融资收紧，这部分需求可能很快消失。

第三个问题来自华盛顿。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出炉后，市场越来越担忧新国会将加强对超大型数据中心的能耗限制、绿电碳税与反垄断听证，直接拉高了建设 AI 基础设施的运营边际成本。

数据中心是英伟达最大的收入来源，建设成本一旦上升，买芯片的节奏就可能放缓。

这三个问题，都不是开一次发布会、发一封道歉信就能解决的。它们会影响市场对英伟达未来十年的判断。

▲ AI数据中心（图源/ Fictiv ）

于是，一个很自然的疑问出现了：一段持续了一年多的关系，为什么偏偏在股价最难看的时候公开？

公开信息显示，这段关系并不是最近才有迹可循。路透社比对后确认，2025 年 5 月 22 日台北电脑展期间，黄乐出席了黄仁勋在台北一家餐厅举办的晚宴。

电脑展是黄仁勋每年最重要的公开行程之一，他身边总有大量记者和镜头。而这次风波最早的公开报道，是《纽约时报》上月底刊发的一篇调查。

一家市值数万亿美元的公司，法务、合规、公关和投资者关系部门都配备齐全。

CEO 和一家客户企业高管的密切往来，公司高层会毫不知情吗？这很难让人相信。

更合理的推测是，其实有人早就知道了，只是一直没有公开。

由此，市场上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说法：英伟达是不是在基本面压力最大的时候，主动选择了一场效果可控的爆雷，用 CEO 的私生活，把公众的注意力从 AI 泡沫上引开？

▲（图源/ iStock）

这种猜测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从对估值的影响来看，“CEO 犯了错” 和 “行业完蛋了” 其实完全不同。前者是个人问题，最坏也就是换人，市场通常会把它当成一次性冲击，跌完还会回来。

后者是结构性问题，它意味着英伟达过去几年高速增长的逻辑可能已经不成立，跌下去就未必回得来。

前一种是人出了问题，后一种是生意出了问题，两者对估值的伤害不可同日而语。

舆论场的反应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那几天，社交媒体讨论最多的是女方的长相、经历和穿着，是坊间流传的黄仁勋妻子当年典当首饰救英伟达的旧事，是谁先背叛了谁。

至于资本开支的回报率、客户的信贷风险、TPU 的性价比，这些真正决定英伟达未来的话题，很少有人认真讨论。

毕竟，一个有人物、有画面、有情感冲突的故事，更容易传播。

▲（图源/ The New York Times）

问题在于，如果这真是一次精心安排的 “转移视线”，那它的代价实在太高了。

首先，黄仁勋发信时，已经算不上主动。《纽约时报》的调查已经刊出，国会议员也在施压。

这时候写信，更像是媒体报道之后的被动回应，不太可能是英伟达抢先放出消息、掌握主动。一个本来就压不住的消息，很难再说是被拿来转移注意力。

其次，丑闻没有让股价止跌，反而让下跌加速了。英伟达美股股价盘中一度下跌 8.8%，随之而来的是集体诉讼、独立调查和国会作证要求。

证券欺诈诉讼可能持续数年，赔偿金额也难以估计。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管理层，会为了让投资者暂时不看财报，把这么大的法律风险揽到自己身上。

最后，市场其实没有被转移注意力。英伟达开盘大跌的同一天，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上涨约 3%。

几天后谷歌又推出第八代 TPU 的新型号，当天美股整体上涨，纳斯达克指数涨 2.2%，英伟达明显逆市走低。

资金一边消化丑闻，一边也在重新评估行业格局，并没有只盯着黄仁勋的私生活。

▲（图源/ Presentation GO）

所以，高管主动爆雷明显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比“是不是有人设计”更值得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相信花边新闻？

丑闻似乎提供了一个让人更容易接受的解释：如果英伟达下跌只是因为 CEO 私德有亏，那么问题出在一个人身上，换人、整改、道歉，事情总有了结的一天。

对已经重仓英伟达的投资者来说，这个解释好像最让人安心，它意味着手里的股票只是运气不好，而不是买错了。

相比之下，承认 AI 这门生意可能已经过了最好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要难得多。

可如果把这场丑闻从完整的时间线上拿掉，英伟达面对的局势几乎毫无变化。

谷歌的 TPU 仍在抢订单，云计算巨头的巨额开支仍然面临回报率的质疑，靠借贷支撑的算力需求仍然存在风险，华盛顿的新国会也不会因为一封道歉信改变立场。

▲（图源/ NVIDIA Blog）

丑闻只是让这些问题集中在同一时段暴露出来，让一直在下跌的股价有了一个最轻松的理由。

三十多年前，黄仁勋在丹尼餐厅的卡座里押注了一个还不存在的市场。

后来，他又用十年时间，让华尔街相信 CUDA 不是一个昂贵的赌局。

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在和外界对未来的看法博弈，而且赢了很多次。这一次，他要面对的不只是私生活引来的道德指责。

11 月 18 日的国会听证，以及随后发布的季度财报，会比任何花边新闻都更重要。

它们要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在黄仁勋的个人光环之外，英伟达还能不能证明自己的竞争力？

      撰稿：邵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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