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72岁重掌万达商管：这次回来是主持收缩

离开14年后，王健林又重新坐回了万达商管董事长的位子。

工商信息显示，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出现人事调整：陈洪涛不再担任董事长，由王健林接任。调整之后，陈洪涛仍任公司董事、经理及法定代表人。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换帅。

王健林1954年出生，今年72岁。他上一次出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还是在2012年。彼时万达正处在上升期，万达广场加快扩张，酒店、文旅和商业地产同时推进，上市也被排上日程。

14年过去，王健林回到原位，接手的万达却已不是当年的模样。酒店和文旅项目早已转手他人，电影业务也不再归王健林掌控，大批万达广场被陆续卖掉。万达最容易单独上市、也最被投资人看重的轻资产运营平台，在太盟等投资人入局后也脱离了万达的实际控制。

如今摆在王健林面前的，是部分重资产万达广场、新达盟的少数股权，以及尚未还清的债务。他这次回来不是为了继续扩张，而是要主持收缩。

01 两次上市押注，最终都变成回购压力

大连万达商管的前身是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曾是王健林商业版图里最核心的资产，万达广场、酒店、文旅项目以及大量商业地产都曾归在这一体系之下。

万达商业的董事长长期由王健林担任，2012年他卸任，接棒的是万达老臣丁本锡。也是从那一年起，万达商业开始走向资本市场。

2014年12月23日，万达商业在港交所挂牌，是当年港交所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项目。上市第一天，公司股价就跌破了发行价。此后一年多，万达商业在港股的估值一直没达到王健林的预期。

2016年，万达决定私有化退市，转向估值更高的A股市场。为完成私有化，万达引入了一批投资者。按当时的约定，如果万达商业没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A股上市，万达集团就要回购投资者手里的股份，并支付相应收益。

王健林原本打算靠更换上市地点来抬高万达商业的估值。结果A股上市还没完成，融资环境先变了。2017年，监管部门开始排查包括万达在内的多家大型民营企业境内外融资和授信风险。此前几年，万达在海外接连收购院线、酒店、体育和娱乐资产，高杠杆扩张的模式开始承压。

当年7月，万达商业把13个文旅项目91%的股权卖给融创，把77家酒店的全部股权卖给富力，两笔交易合计637.5亿元。其中融创还承接了文旅项目约454亿元贷款。这是当时中国房地产行业规模最大的资产交易之一，也被称作“世纪交易”。

交易完成后，万达的资产负担明显减轻，但王健林也丢掉了多年积攒下来的文旅和酒店资产。这是万达第一次靠大规模卖资产来换取流动性和安全。

2018年，腾讯、苏宁、融创和京东又拿出约340亿元，收购万达商业约14%的股份。这批股份主要来自当初帮万达完成港股私有化的投资人，340亿元并非全部作为新增资金进入万达商业。旧投资人退出，新投资人进来，万达的A股上市计划依旧没能实现。

之后，万达商业更名为大连万达商管，宣布退出房地产开发业务，转向商业管理。

不过，彼时的大连万达商管还算不上纯粹的轻资产平台。公司手里攥着大批万达广场，靠自持商业物业收租金，同时背着对应的银行贷款与融资责任。

想再上资本市场，万达于是把商业运营这块单独切了出来。

2021年3月，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万达把大量万达广场的商业运营业务装进珠海万达商管，同时拉来太盟、中信资本、腾讯、碧桂园等22家机构投资者入股。

这批投资者拿到珠海万达商管约21.17%的股份，对价约380亿元人民币，折合约60亿美元。协议还约定，珠海万达商管2021年至2023年的利润须达到既定目标，并在2023年年底前登陆港股。达不成，投资者就可以要求万达回购股份。

为冲刺上市，珠海万达商管前后四次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上市资格始终没拿到。

2023年底，对赌期限到了。中国证监会此前在债券问询函中披露，珠海万达商管若不能按时上市，大连万达商管须向上市前投资者支付约300亿元股权回购款。

万达第二次冲击上市，结果又站到了回购面前。

头一回是万达商业从港股退市后回不了A股，第二回是珠海万达商管没能再登港股。两次上市本都冲着更高估值而去，最终都成了投资人退出这道难题。

02 600亿元解除了对赌，也带走了控制权

300亿元回购压力到期之前，太盟投资又一次出现在万达面前。

太盟是2021年珠海万达商管的上市前投资者之一。2023年12月，太盟与大连万达商管签下新投资框架协议，打算联合其他投资者对珠海万达商管做股权重组。

2024年3月30日，重组方案正式敲定落地。

太盟、中信资本、Ares Management旗下基金、阿布扎比投资局旗下公司以及穆巴达拉投资公司联手，向大连新达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约600亿元，换得新达盟60%的股权。

剩下40%仍由大连万达商管持有。

新达盟是新设的控股公司，珠海万达商管被装进新达盟旗下。原有投资人的退出安排重新做了梳理，集中到期的300亿元回购压力暂时卸下。

代价则是轻资产运营平台的控制权。

交易完成后，投资方握有新达盟60%的股份，并在董事会占多数席位。2024年9月，增资及工商变更落地，太盟投资合伙人、中国区总裁黄德炜出任大连新达盟和珠海万达商管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新达盟的经营团队开始向董事会负责，而非向万达集团负责。

这样的安排并不难理解。

投资人真正看中的，是珠海万达商管稳定的经营现金流，而不是万达集团那堆庞杂的资产和债务。

截至2025年末，珠海万达商管运营管理529座万达广场，商业运营总建筑面积7315万平方米，覆盖230座城市。它不用像传统房企那样大量买地、开发和持有物业，收入主要来自商业规划、招商、运营和物业管理。

这块业务利润率高、资产结构更轻，也是万达体系里最适合单独融资和资本化的部分。

可要守住这部分价值，投资人就得尽量把它与万达集团的债务隔开。于是太盟等机构既要拿多数股权，也要进董事会和管理层，保证新达盟能独立经营。

黄德炜在2025年7月接过新达盟与珠海万达商管的首席执行官一职，此前担任这两家公司CEO的万达老将肖广瑞已卸任。联席董事长则由两人分担——阿布扎比投资局私募股权部门中国区主管胡正伟与黄德炜一同出任。

2026年初，有万达履历的许粉接过珠海万达商管首席执行官一职，主抓日常经营。不过珠海万达商管的治理架构没变，重大决策还是由新达盟董事会和投资人拍板。

万达手里的新达盟股权还在往下走。

2025年以来，大连万达商管把所持新达盟股份陆续拆到多家旗下公司名下。随后，部分持股公司的股东换了人，广州资管、大家保险、阳光人寿、友邦保险等外部投资者先后进入。

媒体依据工商信息做了不完全统计，到2026年中，大连万达商管直接加间接持有的新达盟权益已不足30%。

对万达而言，股权转让还能换来资金、减轻债务压力。可每转出一部分，王健林离轻资产平台就远一步。

这次工商变更，最容易被读错的地方也在这里。

王健林重新出任董事长的是大连万达商管，既不是大连新达盟，也不是珠海万达商管。他依旧掌控万达原有的商业地产主体，却没有借此收回轻资产运营平台。

说白了，王健林回到了万达商管，但万达最值钱的商管生意，已经不全归万达了。

03 化债进入深水区，王健林只能亲自坐镇

轻资产平台控制权旁落之后，大连万达商管手上仍握着一批重资产万达广场。

这些商业物业能持续收租，是万达眼下最重要的现金流来源。同时，它们也背着银行贷款、融资成本和资产维护开支。

2024年上半年，大连万达商管营业收入268.5亿元，投资物业租赁及管理业务贡献了九成以上。同期净利润47.28亿元。

经营上看，万达广场照样能挣钱。真正的麻烦不在利润，而在于债务到期节奏和现金能否按时回笼。

截至2024年6月底，大连万达商管合并口径有息负债1375.61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302.69亿元。

这之后，万达接着卖资产。

太盟、高和资本、腾讯、北京市潘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阳光人寿等投资主体收购万达商管旗下48家项目公司股权一事，于2025年5月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

这批项目公司对应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杭州、厦门等城市的万达广场。交易获批后，各项目分批办理股权交割。

和600亿元入股新达盟不一样，这次卖的是持有万达广场物业的项目公司。新达盟那笔交易让万达丢掉了轻资产运营平台的控制权，48座万达广场的交易则直接削减万达持有的商业物业。

到了2026年，万达还在卖。

常德万达广场、遂宁万达广场相继由中建一局接手，常州新北万达广场则转给了中建二局。这三个项目不在之前48家项目公司名单里，是单独出售的。

媒体不完全统计显示，2023年以来万达累计卖出的万达广场已超过80座。随着更多项目进入交割，这个数字还可能往上走。

资产规模一路收缩，债务压力却没完全卸掉。

2026年上半年，大连万达商管接连完成两笔美元债融资：一笔3.6亿美元，票息率12.75%，2028年2月到期；另一笔1.5亿美元，票息率12.5%，2029年4月到期。

万达算是重新拿回了一些境外融资能力。可票息超过12%，也说明市场要的风险补偿依然很高。

惠誉在2026年11月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26年6月底，大连万达商管的现金余额约为46亿元，短期债务则约为330亿元。惠誉将其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继续维持在“CC”，并判断这家公司面临的再融资风险依旧偏高。

眼下，卖资产不再只是主动调整的动作，它已经成了偿还债务的一条重要资金来源。

另一边，部分早期投资者正通过诉讼、仲裁这些途径追讨资金。

2023年12月，永辉超市把手里的大连万达商管股份转让给了大连御锦贸易有限公司，作价约45.3亿元，款项分八期结清。大连御锦没有按约定接着付款，永辉超市随后提起仲裁。

2026年4月，仲裁机构给出终局裁决：大连御锦须支付剩余股份转让款36.39亿元、加速到期违约金2.18亿元以及相关费用。王健林、孙喜双和大连一方集团要为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也就是说，这笔债不光是万达集团的公司责任，它同样压到了王健林个人头上。

到现在，大连万达商管身上还有被执行信息，限制高消费措施也未解除。万达广场的租金还在收，珠海万达商管也能贡献股息，可这些钱要同时应付银行贷款、境外债券、投资者退出和司法执行。

到了这个阶段，万达缺的已经不是一个只管商业运营的职业经理人。

谁来决定哪些资产留下、哪些万达广场可以卖掉？谁来跟银行、债券投资人、保险机构、地方国资和收购方一轮轮谈？万达集团与太盟、新达盟之间越来越绕的股权和业务关系，又该由谁处理？

这些选择牵着万达最后能剩多少核心资产，普通职业经理人很难独自拍板。

陈洪涛继续担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王健林出任董事长，原因或许就在这里。日常经营仍由陈洪涛负责，董事会则重新回到王健林手中，资产、债务和投资人关系由他直接处理。

2017年，王健林把文旅和酒店卖掉，保住了万达商业。

2024年，他交出轻资产平台的控制权，让300亿元回购压力没有集中爆发。

2026年，他重新坐回董事长的位置，要定的事变成：剩下的万达广场还卖多少，新达盟股权还要让出多少，万达到最后能保住什么。

这已经算不上扩张战了。

王健林这次回来，是给过去十几年的资本运作结账，也是亲自收拾万达留下的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