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用心理弱点赚钱，法律该不该管？王延川谈介入边界

表面上看，用户的选择权还在自己手里。可平台真正做的，是去摆布选择发生的那个环境，让人的自主选择能力被一点点削弱。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陕西省法学会互联网法律与治理研究会会长）

前阵子“字节时间”的争议闹得挺大，有人从伦理角度谈，有人追问垄断问题，各有各的落点。但把目光从单个企业挪开，平台经济时代一个更底层的问题已经慢慢露出来了。

生活里这样的场面不少：原本打算刷十分钟短视频，一抬头两个小时没了，手机还攥在手里；不过是在网上看看某件商品，被“仅剩两件”“优惠还有五分钟结束”一提醒，手一滑就下了单；会员一键就开通了，想取消却要绕一大圈，嫌麻烦干脆算了……人为什么会做出这些跟自己真实意愿拧着来的事？下意识地，大家会怪自己管不住手。讨论深下去，有人提出：平台可能就是在拿人性的心理弱点做文章，拉长用户停留时间，甚至诱导消费。问题也就跟着来了——平台利用用户心理弱点牟利，法律介入的边界在哪里？

平台怎么利用心理弱点

正常人有权按自己的价值观、偏好和意愿去行动，这种行动背后得有自主判断和自主决策两种能力撑着。有这两样，人做出的选择才相对理性，也对自己有利。

可人也有心理上脆弱的那一面，比如损失厌恶、确认偏误、默认效应、冲动倾向。这些偏差会让人在特定环境下做出不理性、对自己不利的事。拿即时满足来说，眼前的快乐比将来的好处更有吸引力，人就更愿意接着刷视频，而不是马上去学习。

理性的行为一般建立在自主决策之上，人也该为自己的自主决策负责，这是现代社会一条重要的伦理和法律原则。自主决策是人格自由、意思自治和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重要基础，法律因此应当保护它。

传统商业活动里，消费者和商家之间有弱有强，消费者的自主决策可能被限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附属法规就是这么来的，用意在于提升并保护消费者的自主决策能力。平台经济关系差不多，用户和平台之间同样有弱有强，用户当然可以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护着自己。可这部法律回应的是工业革命时代的问题，对平台时代的用户，还没建起明确、充分的保护规则体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图据ICphoto

更麻烦的是，平台比过去的商家强得多。传统商家只能猜所有消费者或某类消费者的普遍心理需求，平台却能精准猜到特定用户的细微心理需求。同一家短视频平台，给甲推悬念短剧，给乙推情感短剧，给丙推战争短剧。再说，特定用户因为认知偏差、情绪状态、心理需求，在特定的决策环境里会对某些外部影响特别敏感，更容易在没充分知情、没来得及反思的时候就做了决定。

平台恰恰是把特定用户的心理脆弱性用足了，来强化商业诱导，办法包括无限滚动、连续播放、每日签到奖励、间歇性奖励这些机制，用户的理性决策能力就这么被削弱了。

平台能牵制住特定用户的理性决策能力，靠的是收集用户信息、预测其心理偏好、建立数字画像，再用反馈优化预测算法，最终持续影响并塑造这个用户的行为。有了这套能力，平台把用户的心理脆弱性放大，还可能以不正当方式实质性干预其自主决策过程，最后侵害受法律保护的用户权益。这是平台经济时代的新现象。相关法律要求，通过自动化决策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时，应当提供不针对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法律要不要再往前走一步、怎么走，需要重新审视。

该管一管“选择环境”里的暗坑

说到保护交易自主决策的法律，人们先想到的是民法典里的“意思表示瑕疵”制度：行为人因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原因作出交易，受害人可以基于意思表示不自由而撤销。可平台对用户自主决策权的破坏，发生在具体交易之前。用户在平台界面上点按钮那一刻，决策在形式上可能真是自愿的，但形成这个决策的数字环境，早被平台深度塑造过了。

所以，平台看上去没有直接剥夺用户的选择权，实际却是通过控制选择环境，间接削弱了用户自主选择的能力。法律由此需要从传统上对“意思表示”的结果审查，适度扩展到对决策形成环境的规制。

开头提到的三个案例，正好用来看法律介入的边界在哪。

刷两小时短视频这个案例，不能光看观看时长就认定平台削弱了用户的自主决策能力，还得看平台有没有用欺骗性设计、有没有利用未成年人的特殊脆弱性、有没有违反算法推荐或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法定义务。

用户购买商品的案例，要审查平台有没有拿虚假信息干预用户的选择，也就是“仅剩两件”“优惠还有五分钟结束”到底是不是真的。

无法取消视频会员的案例，则要看平台有没有通过界面设计人为抬高退出成本，实质性妨碍用户行使选择权和合同权利。如果涉及自动续费，还得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等关于显著提醒、取消或变更服务方式的规定来评价。

总的来看，平台利用用户心理弱点，借界面和算法削弱用户自主决策能力，符合下面几个条件时法律就该介入：第一，平台手段具有不正当性，也就是用了欺骗、隐瞒、强制、利用特定脆弱性等不正当方式影响用户；第二，用户决策自主性明显受损，平台的行为实质性削弱了用户理解信息、比较选项、拒绝交易或退出服务的能力；第三，侵害用户权益或形成显著风险，平台给用户造成财产损失、隐私侵害、自主选择权受损，或者产生法律应当预防的重大风险。至于介入方式，可以是信息披露、设计整改、行政处罚或民事救济，选哪一种要结合具体案情定。

数字平台利用用户心理弱点，不会仅因为影响了用户决策就当然违法。法律介入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平台通过欺骗、操纵或其他不正当方式，实质性破坏了用户自主形成并作出决策的条件，让用户难以有效理解、比较、拒绝或退出相关选择，并由此侵害法律保护的权益或者产生显著风险。这时候，法律介入要的不是确保用户作出理性或正确的决定，而是守住用户作出自主决策的基本条件。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媒体立场）

冯玲玲 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