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平台治理纠纷超万件，算法处罚误判风险受关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王俊

网购、网络直播等业态扩张得很快，平台在交易治理和内容治理上的法律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平台与用户、平台内商户之间，新的纠纷类型接连出现。

11月10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开了一场发布会。会上披露的数据是：2018年建院至今，北互共受理各类网络服务合同纠纷35869件，审结32947件。其中有一类案子，是网络平台经营者执行平台规则、处罚平台内违反管理秩序的用户或经营者所引发的，也就是涉平台治理网络服务合同纠纷，这类案子受理10547件，审结9548件，在网络服务合同案件中占到29.4%。

纠纷成因中有一条：平台用算法等技术手段做违规监测，自动化处理容易惹出争议。另外，平台处罚一多，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就有大量申诉、维权需求，市面上出现了“引流—接单—代办”的维权链条，不诚信诉讼行为也随之滋生。

平台的身份有两重，既是市场经营者，又是市场规制者。北京互联网法院因此强调，案件裁判要审查平台规则，依法界定平台处罚的边界。审查内容包括平台有没有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还要看对用户权益的影响程度、平台大小分级分类等因素，综合判断平台规则是否不合理地免除平台责任、加重用户责任、排除用户主要权利。

北京互联网法院给平台的建议是：把平台规则优化完善，与各方主体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要用显著方式提示；制定和修改规则时应公开征求意见；作出处理措施后要告知理由及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对申诉事项及时复核、客观公正处理。对违规行为建立阶梯式处置机制，坚持过罚相当原则。

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长新介绍，各类网络服务合同纠纷逐年较快上升，2023年之前相关案件整体数量较少，2024年、2025年以及2026年1-10月，案件受理数分别达到311件、2970件、6909件。相关案件主要涵盖网络购物、网络直播、生活服务三大类应用场景，案件占比分别为60.6%、36.1%、3.3%。

赵长新表示，涉网络购物和网络直播平台治理的纠纷增幅都不小，这说明网络交易与直播业态发展很快，规则层面的摩擦和治理风险也随之突出，平台行权边界在哪、责任底线怎么划，需要靠司法裁判来明确。

从涉诉主体看，涉平台治理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分两类情形。第一类是处罚争议型诉讼，即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起诉平台：平台依据用户协议和平台规则对其作出处罚，对方不服，提起诉讼。

赵长新介绍，这类案件的原告遍布全国各地，自然人占比约56%，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占比约44%，多为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被告主要是在京平台企业，其中多被告案件占比12.2%，主要是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把平台经营者及其关联公司、收款方、技术服务提供者等一并列为共同被告起诉。这反映出平台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模式复合、嵌套程度上升，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难以确认具体由谁承担责任。

第二类是处罚追偿型诉讼，即平台起诉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对方未缴纳平台违约单所列违约金，平台向法院起诉主张追偿。此类纠纷多发于网络购物类平台，案件总量相对有限，但多涉及平台惩罚性违约金等条款的审查，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市场秩序维护等网络消费领域民生热点密切相关。

平台经济越做越深，平台治理类纠纷不断进入司法程序。平台治理的处罚场景，已从传统的知识产权投诉、产品质量投诉等，扩展到商家不正当获取及使用数据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违反AI生成内容标识义务等场景。

平台规则如今对违规怎么认定、处罚权归谁、处罚有哪几类，写得越来越清楚，处罚手段也更讲究时效和针对性。赵长新称，碰到新业态、新类型的处罚情形，平台更应当就处罚依据承担举证责任，并作出解释说明。

眼下平台排查违规线索，除了自行巡查、质量抽检、投诉举报这些渠道，还普遍引入算法、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用户行为做风险等级评估、违规情况判定，乃至自动判罚。问题是样本数据有限、数据存在偏差或者模型本身有缺陷，平台依据算法处罚用户，误判风险也随之而来。赵长新指出，平台如果拿不出处罚依据，又解释不清违规行为识别、违规情形定级方法等算法运行机制，相关处罚就可能因缺乏依据被撤销。

不少合同纠纷案件里，平台用大数据模型对原告商品的质量表现打分、排序，再照这个结果划扣违约金，商户却不知道处罚究竟依据什么，纠纷由此产生。

平台处罚一多，用户和平台内经营者就有大量申诉、维权需求，于是冒出“引流—接单—代办”的维权链条，用户或经营者通过网络渠道找“代办人”代写申诉材料、代为起诉。有些“代办人”把代为申诉、代为准备起诉材料、代为出庭做成“流水线”服务，可到了诉讼中往往讲不清案件事实，甚至出现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不诚信诉讼行为，给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造成严重妨害。

平台一身二任，既是市场经营者，又是市场规制者。尊重平台规范自治的同时，要防止平台借自治之名不当侵害用户权益；反过来，司法介入也不能过度，否则会压缩平台正常的治理空间，抑制创新发展的活力。

落到案件裁判上，要审查平台规则，依法界定平台处罚边界。

用户协议、平台规则是平台处罚违规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的基本依据，法院在尊重自治权的前提下，依据平台协议审查用户是否违规。至于平台规则的效力，赵长新介绍，北京互联网法院会重点看它是不是有效的格式条款：一看平台有没有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二看结合对用户权益的影响程度、平台大小分级分类等因素，综合审查平台规则是否不合理地免除平台责任、加重用户责任、排除用户主要权利，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在对平台违规判定进行司法审查时，法院应依法要求平台围绕案件争议事实，举证证明或说明算法运行机制，并对用算法工具作出判定的准确性，在必要限度内作出解释说明。

唐某诉某科技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里，平台方用自研算法加上人工复核，认定唐某在平台内发布的原创内容没有明显人类情感特征，属于未标识AI生成内容的违规行为，随后把这条内容做了隐藏处理。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为，平台没有就涉案内容属于AI生成合成的判断依据和结果给出合理解释，违约责任应由平台承担。判决结果是：撤销隐藏处理，并删除该条违规记录。

审查平台处罚程序时，法院坚持正当程序原则，重点看平台有没有做到几件事：告知处罚决定、说明理由、听取陈述申辩、提供申诉救济。

处罚措施这一环，法院按处罚合理、轻重合适的原则来审。先看处罚目的正不正当，要求平台处罚是为了维护平台公共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再看平台有没有按从轻到重的梯度来处罚，力度要与违规的性质、情节、影响范围、损害后果、历史违规等情况相当，避免“一刀切”。

针对平台经营者，北京互联网法院给出了几点建议。

规则层面要改到位：凡牵扯各方主体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都得用显眼方式提示出来；立规矩、改规矩要先公开听取意见；作出处理措施后，理由和依据要一并告知；申诉通道也得设得顺手，收到申诉及时复核，处理结果要客观公正。违规处置则按阶梯来，过罚相当，看情节轻重分别用警示、限制功能、暂停服务这些不同手段。内容管理这块，审核机制要建全，借助 AI 等技术预防和治理违规信息时，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把审核义务绕过去。举证和证据留存的责任同样要压实：到了诉讼环节，违规事实、预警记录、举报材料、处置流程都由平台方举证，从“被动应诉”转向“主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