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辞任英伟达CEO：持股3.58%，33年掌舵生涯落幕

11月12日，英伟达对外公布，联合创始人黄仁勋不再担任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辞任即时生效。首席财务官Colette Kress接手临时CEO一职，董事会还任命Harvey Jones出任公司历史上首位董事长，新任CEO的遴选程序同步启动。

从1993年创办英伟达算起，黄仁勋掌舵33年，这段历程到此画上句号。GPU、人工智能，几轮关键的战略转向都由他带队完成，一家初创芯片公司也因此成长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科技巨头之一。

可就在不到五个月前，英伟达年度股东大会的董事选举中，他还拿到了约99%的赞成票。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市场不得不回头再看一个被英伟达亮眼业绩长期遮住的公司治理问题：

作为创始人，又掌舵多年，AB股制度是不是巩固了他的控制权？

1999年，AB股还不是那个年代的惯例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要回到当时的环境里找。那个年代，创始人并没有天然高过普通股东的投票权。英伟达也延续了这种惯例，只发行普通股。

双层股权结构同样不是互联网时代的发明。早在上世纪，福特汽车、纽约时报等知名美股公司就用不同投票权的股票来守住控制权。不过，把这套制度明确拿来保护科技企业的长期战略，并让它慢慢变成大型科技互联网公司IPO时常选的股权安排，是后来互联网时代才形成的趋势。

2004年谷歌上市，用的就是AB股结构。投票权上，佩奇和布林把公众持有的A股定为每股一票，创始人等持有的B股定为每股十票。谷歌招股书写得很清楚：传统上市公司结构可能削弱企业独立性，他们希望借AB股让管理层长期掌控公司，保证长期战略落地。

图：科技股同股不同权历史演变；资料来源：36氪制图

英伟达上市只比谷歌早五年，沿用的却是一股一票。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科技企业的股权治理惯例。也正因如此，已经上市的英伟达若想引入超级投票权来保护创始人，制度层面的难度远高于IPO之前。

黄仁勋的持股，一直在被稀释

英伟达股权分散的程度，上市之初就看得出来。1999年招股书披露，IPO前黄仁勋持股约13.1%，IPO后降到10.8%；2026年又进一步降到3.58%。融资、增发、股权激励加上个人持股变动，他的持股比例一路走低，投票权也随之持续减弱，这为此次“下课事件”埋下了伏笔。

图：黄仁勋股权稀释时间线；资料来源：36氪制图

硅谷科技公司创始人因股权稀释丢掉控制权，早年间就有先例。1985年，乔布斯与苹果CEO斯卡利围绕公司经营爆发激烈冲突。彼时乔布斯仍是苹果最大的个人股东，可持股已降到约11%，不足以左右董事会的决定。董事会选择站到斯卡利一边，并通过业务架构调整解除了乔布斯的经营管理职权，他于同年9月离开自己创办的苹果。

微软那边，1986年上市后盖茨还持有约45%的股份。此后他的持股比例逐步下降，到2000年卸任CEO前仍有约14%。上市初期持股比例较高，此后的稀释过程相对渐进，再加上长期积累的领导权威，盖茨在CEO任期内始终保持着较强的公司控制力。

黄仁勋则不同。英伟达上市时他仅持有约11%的股份，与盖茨相比，“皮衣战神”持股对应的投票权明显偏弱。此后持股比例继续下降，本就偏弱的投票权还在持续减弱，可以说他早早失去了靠控股主导公司决策的基础。

掌舵33年，黄仁勋靠的是业绩权威

可见，想拿股权比例对应的投票权去衡量黄仁勋在英伟达的分量，是讲不通的。管理一家企业，权力从来不只从投票箱里来，业绩上的威信、对战略的判断，加上董事会长期以来的信任，同样算数。

从图形芯片走向可编程GPU，再到持续投入CUDA生态，英伟达多次在市场形成共识之前押注长期技术路线。CUDA尤其典型，早期难以立刻带来可观回报，却逐渐构筑起软硬件协同的竞争壁垒；后来生成式AI推动算力需求爆发，英伟达从芯片供应商进一步成为全球AI基础设施的核心参与者。

正是这些关键抉择，以及它们带来的可观商业回报，一点点把黄仁勋推到了英伟达领导核心的位置。产品往哪个方向研发、研发资源怎么分、供应链如何协同、客户关系怎么维护，这些日常运营事务长年由他掌舵；公司管理层次少，也让他对一线业务和靠经验拍板的环节更有话语权。站在董事会和机构投资者的角度，投他一张支持票，一半是肯定已经拿到的成绩，一半是相信他往后还能看准。

图：英伟达长期营业收入表现；资料来源：wind，36氪

所以说，法律层面上的绝对控制权，黄仁勋手里并没有，可战略上的主导权，他握了很久。靠着一再兑现的业绩，在股权保护不足的情况下，他把领导位置坐了33年。2026年6月的董事选举中，他拿到约99%的赞成票，这种信任有多直接，一看便知。

不过，“黄仁勋模式”有个绕不开的前提：业绩威信得 continually 被认可。公司越成功，这份威信越厚；可一旦经营数字或个人声望出了问题，攒了多年的领导权威也可能很快松动。尤其像他这样手上没有绝对控制权的人，董事会很可能掉头不再支持，连对公司的经营主导权都保不住，这次“下课事件”就是现成的例子。

AB股究竟保护了谁？

英伟达的治理架构，重心放在董事会。公司细则写得很清楚，只要有过半数董事点头，董事会随时可以任免CEO等高管，理由正当与否都不作要求。黄仁勋是创始人没错，可持股不到4%，单靠这点股份，他否决不了董事会的人事安排。

持股比例不高、手上又没有绝对控制权，黄仁勋就算当了很多年CEO，领导地位也得靠业绩增长和股东信任撑着。自己的投票权左右不了董事会，董事会反过来就能对他形成实打实的制衡，需要的时候还能推动管理层换人。这么看，他此次辞任并不突然，说白了是英伟达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长期凑到一起的结果。

耶鲁大学相关分析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英伟达当年要是给了他超级投票权，今天想把他撤下来，难度会大得多。

谷歌和Meta用的就是典型的AB股结构。超级投票权让创始人手里攥着更强的控制力，市场短期波动、股东施压，这些干扰都能挡一挡，长期战略也更好推进。可一旦创始人的判断或行为出了岔子，普通股东想靠投票扭转治理格局就没那么容易了。说到底，AB股把创始人的战略自主权放大了，外部纠错的便利性也跟着降了下来。

英伟达没走AB股这条路。这里面有1999年上市时的历史原因，也形成了跟谷歌、Meta这些科技巨头不一样的治理逻辑：拿业绩说话，而不是用制度把控制权锁死，董事会的监督与纠错能力因此保留了下来。黄仁勋这次辞任又一次说明，业绩权威再大，创始人手里没有制度性控制权，照样得受公司治理规则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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