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与麦克法兰对话：AI财富该归谁，人类如何面对真实世界

人工智能改变社会的速度，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机器接手的工作越来越多，人能不能因此从繁重劳动里解脱出来？AI造出的巨额财富，又该分给谁？技术一路往前跑，人怎么找到生活的意义、跟别人的联系，还有真正愿意投入的热爱？

近日在上海办了一场“2026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项飙，和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剑桥康河出版社联合创始人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就“AI与人性未来”聊了一场，跨代际也跨文化。

麦克法兰的看法是，AI有可能变成资本制造焦虑、攫取利润的新工具，反过来也可能帮人摆脱枯燥劳动，从“工作经济”走向以兴趣和创造力为核心的“激情经济”。项飙则从“把自己作为方法”和“附近的消失”讲起，他说技术进步不该让人躲开现实，而该帮人重新跟世界建立起具体的联系。

AI好像什么问题都能答，那人怎么找到自己热爱的事？往未来看，年轻人又该怎么做？两位学者在对话里各自讲了想法。

下面是对话实录，经过整理编辑。文中只代表对话嘉宾本人的观点。

对谈中的项飙与艾伦·麦克法兰 图源：2026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

项飙：我先提两个问题。头一个跟“信任”有关。Anthropic最近设了一只公益基金，想用新办法分配AI造出来的财富。你怎么看这件事？

第二个问题关乎AI和人的关系。你讲过，AI说到底是一台处理信息和程序的机器，不是人，也没有人的同情心。可AI一直在变，也在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么作为人，我们该怎么想、怎么做？有了AI之后，人自己又会变成什么样？

这两个问题，你挑一个答行，两个都谈也行。

艾伦·麦克法兰：我注意到现场有翻译，正把中文译成英文。这其实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没必要太怕AI。当然，AI很多时候也确实挺糟糕。比如它连我的名字都不一定拼得对，一会儿拼成这样，一会儿又拼成那样。所以AI记下来的东西未必可靠，不能全信它。

你刚才提到一个词，Trust，也就是“信任”或者“主权财富基金的公共信托机制”，把AI公司创造的一部分利润集中起来，建一只完全以公众福利为目标的基金，由政府来管理。

这听着是个很好的主意。北欧有过这类制度安排的成功经验。我想，在中国可能也管用，因为中国政府重视这个问题，也会努力用公共政策去增进民众福祉。

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机制短期内恐怕很难在美国真正起作用。

我读过不少AI领域人士写的书。从书里能看出来，不少硅谷人士，还有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对公共财富、主权财富基金或者AI公共信托基金这套理念并不认同。因为他们接受的观念是，利润才是一切的中心，赚钱才是最要紧的事。至于公共财富、公共福利，还有公众的幸福和福祉，好像都没那么重要，不值得特别关注。这事非常令人遗憾。

某种意义上说，这又很奇怪。我研究过英国历史上信托制度的演变。英国大约700年前就发展出了类似的制度安排，最初是为了让人们能把财富传给孩子。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拥有财富的时间是有限的。人死了以后，怎么保证财富还能按自己的意愿传给下一代？于是律师们发展出一套法律工具，通过信托安排，让人去世之后仍然能把财富留给子女。

我认为，这种信托理念很适合用到人工智能领域。

AI应该是一项让公众共同受益的技术，而不是由少数科技巨头独自掌握、独自拿走全部收益。我们应该建立某种机制，让更多人分享AI创造的财富和价值。

令人欣慰的是，这方面的探索已经开始了。我希望北欧国家能进一步推动这样的制度，也希望有一天，美国能朝这个方向走。

这是否回答了你第一个问题？

项飙：是的。从历史里找借鉴，确实很重要，它能帮我们想清楚，在AI时代到底能做些什么。

不过我还想接着追问：AI会给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集体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尤其是在碰上重大危机的时候，人们会怎么反应？比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曾对核武器怀着深深的恐惧。

我读过一本很感人的回忆录，作者是斯蒂芬·霍金的第一任妻子简·怀尔德。有人问过她，当时霍金已经被诊断出严重疾病，医生甚至觉得他可能只剩一两年寿命，为什么她还是决定嫁给他？

简·怀尔德的回答很感人。她说，那时人们都特别担心核战争，觉得它随时可能爆发，人类文明甚至可能因此毁掉。所以她决定嫁给霍金，因为她爱他，也想和他一起度过生命里剩下的时光。

这个故事让项飙很受触动。那个年代危机四伏，对未来的恐惧反倒让人重新掂量：生命里最要紧的到底是什么。危机也能变成一次往深处想的机会，他觉得这种反思很关键。他并不清楚，今天的AI时代里人们是否也在经历相似的恐惧。AI可能带来同等量级、关乎人类存亡的危机，但他似乎还没看到，人们因此更敢做自己。

如果把麦克法兰自己的人生，以及过去几十年社会应对各种危机的方式放在一起看，危机到底是让人更没力气，还是会推着人去行动、去积极应对？项飙请他谈谈看法。

艾伦·麦克法兰：我这一生确实够长了。

1962年他还在牛津读书，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世界一度离核战争非常近。有个故事不少人听过：一艘苏联潜艇在水下遇上麻烦。据他记忆，当时局面十万火急，决策几乎就在一瞬之间，最后有人拦下了发射核武器。真要是发射了，后果不堪设想，甚至可能引爆毁灭性的核战争。那个年代人们对核武器的恐惧，是实实在在的。

他当时也是核裁军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游行倒不常参加，但害怕是真的。他和妻子甚至琢磨过采取一些预防手段，应付可能发生的核爆炸。他们的想法是，核战争一旦打起来，生命也许在极短时间里就结束了。那种恐惧真真切切，非常具体。

今天的人似乎很少用同样严肃的态度去谈AI可能带来的生存性危机。可这些威胁并非不存在。比如AI能力越来越强，制造核武器或生物武器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门槛可能被它拉低。复杂的计算机网络一旦被入侵，交通系统、卫生系统以及其他关键基础设施都可能受到严重影响。过去要庞大组织才办得成的事，将来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借助AI就能完成。

所以人类确实面对一些重大的生存性威胁。当然，核战争的考验我们已经经历过，尽管这种威胁到今天依然存在。

不过他认为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得记住：总有人能从制造恐惧、制造威胁里获益。仔细看社会上不同的职业和群体，每个群体都可能带着维护自身利益的动机。拿医生说，医生当然是在帮人治病，但医疗行业也有自己的利益结构：人们越觉得自己有病，就越需要医疗服务。

在美国，生了病去医院，往往要先过各种检查，才能进入不同的治疗程序。在英国，因为焦虑去看心理医生或社工，有时候你经历的困扰未必都算严重的心理疾病，却仍可能被归进某种需要治疗的问题里。这么看，医疗行业可能从不断扩大的疾病诊断和治疗需求中得到好处。

教师也可能从让学生觉得自己无知中获益；传教士可能从让人觉得自己有罪、需要上帝救赎中获益；资本家则可能从让人不断觉得自己穷、觉得自己还需要更多东西中获益。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造出了一种持续的稀缺感，让人们永远觉得拥有的不够多，永远没法真正感到富足。

美国人类学家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讨论所谓的“原初丰裕社会”。文章提出，有些生活方式非常简单的狩猎采集社会，反倒可以看作富裕社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欲望相对有限，靠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能满足基本需求。他们并不总想要更多，也没有我们今天这种没完没了的消费欲望。

现代社会里的人却总觉得自己拥有得不够。已经有一辆很大的汽车，还想要一辆更大的；已经有一台很大的电视，又想买一台更大的。人总在追新东西，于是也不断焦虑、不安。

他很担心这种资本主义的病症进一步蔓延到中国。它会造出越来越多满足不了的欲望，让人们一直陷在匮乏感里。

那些运营AI平台的公司，也可能用同样的机制。它们能让人感到焦虑、担忧，甚至觉得自己没有AI就会落后。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去买它们的产品和服务，想克服这种被制造出来的焦虑。这就是他担心的问题。

不过，麦克法兰也想问项飙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项飙提出过一些很重要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影响广泛。其中一个是“把自己作为方法”，另一个是“附近的消失”。

在现代城市里，我们似乎越来越丢掉与身边人的联系。周围到处是高楼大厦，可这些建筑本身并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附近的人。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反倒可能越来越孤独。

所以他想问：项飙认为“把自己作为方法”和“附近的消失”这两个概念，是否同样适用于AI时代？我们能不能借这些理论，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

项飙表示，这两个概念放到AI时代来看，关联性很强。

先说“把自己作为方法”。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开篇讲到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那会儿大家觉得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人类总算能离开地球、进入外太空了。

汉娜·阿伦特

可阿伦特认为，这背后其实透出现代性的一种深层渴望：人想逃离地球，逃离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为什么离开地球会被看作如此伟大的事？某种意义上是人们想甩开人世间纷繁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麻烦，把它们统统丢在身后。

阿伦特同时点出这里头有个很深的悖论。一边是人想借技术和物质手段逃出现实世界、奔向太空，躲开社会生活里的种种混乱和身边那些具体的人；另一边，人又可能在心理和精神上进一步从世界抽离，缩回更私人的自我里。这其实是两种彼此挂钩的逃离：一种靠技术和物质离开世界，一种从社会关系中退出、回到内心。

这样的分析放到今天的AI时代，依然很贴切。我们确实能看到一种强烈的渴望：盼着某种神秘又革命性的技术突然冒出来，替我们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真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有耐心，不用日复一日认真干活，也不用花时间和精力去维护人际关系。

技术好像能替我们包办一切。可与此同时，人也可能更深地退回私人世界，越来越在意个人感受，跟现实世界的具体联系却越来越少。项飙提出“把自己作为方法”，正是想对抗这股趋势。它不是叫人退出世界、封闭自我，而是希望人从自身的具体经验出发，重新走进世界。

对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可能还没多少社会经验。一上来就要求他们直接理解外部世界、理解那些宏大的社会结构和抽象问题，往往很难。所以项飙认为，年轻人该先打开心扉，从自己开始，认真梳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弄明白自己是怎么生活的、怎么和别人发生联系的。有了这个底子，他们才能慢慢建立起更紧密、更具体的社会联系。

我们理解世界，不该只把世界当成一个外在物体，一个等着我们去观察、分析、处理的对象。更要紧的是去想：自己和世界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过程里，你自己必须在场，必须始终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存在于世界之中。所以说，关键不是关上门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而是从自己出发，重新跟世界建立联系。

再说另一个概念——“附近的消失”。“附近”是我们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一种很具体的形式。它既不是抽象空间，也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私人世界。你的邻居、同事、老师，还有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在其中。

这些人构成了一个我们能实际接触、能分享经验的世界。我们可以向别人说出自己的看法，也能听听别人在想什么。这样的交流让彼此的感受相互呼应，我们也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也是世界的一部分。

可见，“附近”是一个具体的、可以走进去的世界。我们能走进它、感受它，甚至直接触摸到它。如果说现代性里存在两种逃离——一种借技术逃向外太空，一种退回自己内心，那么“把自己作为方法”和重新发现“附近”，就是希望我们能重新回到这个真实的世界。

艾伦·麦克法兰回应说，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概念，也是理解未来社会的一个好方式。他猜想，到了AI时代，我们也许不用再花现在一半的时间工作，甚至只花三分之一就够。

因为那些无聊、乏味、重复甚至危险的工作，不必再由人亲自去做。机器和AI能接手这些活，人则可以自由挑选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去做创造性的、有趣的、知识性的、艺术性的事情。社会里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到更多这样的机会。

这样一来，工作就不再只是为了挣钱。我们不必把金钱当成劳动的唯一目的，而可以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也许将来，我们每个星期只用工作三个上午。那剩下的时间干什么？这就关系到我们的激情所在，也就是所谓的“激情经济”。我们可以把更多时间投进自己热爱的事情，按自己的兴趣安排生活。他认为，这可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生活方式。

刚踏进会场时我就留意到，台下坐着的面孔大多很年轻。你们有活力，也装着无数可能，未来要变的样子，多半会由你们这一代人来改。眼下要做的，是认真琢磨、彼此讨论，再动手参与这场规模不小的社会经济转型。在我看来，这场转变很可能就发生在你们这代人的日子里。

我们正从以工作为轴心的经济年代，转向一个更看重热爱、兴趣和创造力的年代。推着这件事往前走的，已不是蒸汽机，也不单是过去的电力设备，而是机器和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慢慢接过越来越多的活儿，人就有机会把更多精力放到享受生活、创造意义、发展兴趣上面。

我希望你们这代人，真能过上这样一种美好而有意义的生活。

项飙：今天我也许有点太强势了，谁让我是本地人，问题一个接一个。不过最后一个问题，还是想问激情，或者说热爱。

我跟年轻人聊天，常听他们说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觉得生活没方向，目标也不清楚。碰到这种困惑，我们一般给的建议是：去找真正感兴趣的事，去找自己的激情所在。真找到了热爱的事，哪怕最后没成，也不会后悔，因为至少是跟着自己的心走的。

可不少年轻人听完这话，回过来的往往是：“我不知道，真不知道自己的激情在哪儿，也说不清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他们会觉得，书读了这么多年，训练受了这么久，还是不知道真正想做什么。这种困惑相当普遍。

到了AI时代，这个问题恐怕会更绕。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AI讨心理安慰，或者跟AI聊一些很私密的话。AI能给出各种说法和解释，帮你弄明白自己的情绪、感受和内心。

但AI到底怎么才能真正帮一个人长出激情和热爱，我很难想象。在我看，激情不只是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它更像一份承诺。你看见一件事的意义，愿意为它动手，真正投进去，甚至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这才叫找到了激情。

它不是跟自己说一句“我喜欢什么”就完事，而是在行动里一次次确认自己究竟为什么愿意付出。所以最后想请教你。你长期观察教育体系，也熟悉不同国家的教育实践，对今天的年轻人，你会给什么建议？

艾伦·麦克法兰：在剑桥大学，这种情形我见得很多。

学生进剑桥的时候，通常已经读了多年书，也碰过各种各样的兴趣活动。有人喜欢音乐、艺术、舞蹈、表演、游戏或者体育，也有人喜欢跟朋友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对不少事情，他们心里已有初步判断，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等进了剑桥大学，会发现这里有几百个不同的社团、协会和俱乐部，够他们接着摸索自己的兴趣。

作为老师，我们一般会劝学生尽量多去试。政治社团可以参加，体育活动可以参与，也可以跳舞、演戏、玩游戏，或者去参加不同的比赛。没必要一开始就定下自己最终要做什么，先体验再说，看看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我觉得现代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人其实不只活在眼前这个物质世界里，很大程度上也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仔细看看自己的日常，除了赚钱、谋生、处理那些理性的事务，还有大量时间是在想象里过的。

你会听音乐，会读书，会看电影，也会翻报纸，看别人在做什么。许多并不直接发生在身边的事，你也会去想象。我们的大脑一直在创造、感受和体验不同的世界。

这里有个很有名的概念，叫“游戏的人”（Homo ludens）。人是一种爱游戏、爱娱乐、爱创造的生物。我们靠艺术、音乐、游戏，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来表达自己。

所以我认为，人这一辈子应该尽量多做些真正感兴趣的事，别把全部时间都砸进那些无聊、乏味、没有意义的工作里。

对年轻人来说，最要紧的是意识到，生活里的可能性其实太多太多。这次我和妻子来上海，坐车在城里四处转了转。我们看到很多高楼，有些楼甚至有二十多层。某种意义上，这些大楼有时候看着就像一个个笼子。

不过上海也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你几乎能在这里找到任何想做的事。体育、比赛、游戏也好，艺术、音乐、各种跟人互动的活动也罢，这座城市都有很丰富的机会。要做的，就是尽量多去尝试。

我建议年轻人先给自己列一张清单，写下四五件你觉得可能感兴趣的事，然后一项一项去体验。

比如你觉得自己可能喜欢音乐，那就去参加音乐活动；喜欢体育，就去参加比赛；想了解某一种艺术形式，那就去接触相关的社团和群体。

这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积累的过程。而且我认为，这些活动有双重好处。

首先，你能借它们表达自己的个性，表达自己作为人的独特性。其次，这些活动带有社会属性。你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些事，参与的过程中会认识别人，跟别人建立联系。第二点我想特别强调，因为孤独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英国，孤独感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疾病。英国人的个人边界感很强，我们往往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一点点离开家庭，形成独立的生活方式，可这也可能让人变得非常孤独。

我不希望年轻人陷在孤独里。中国不少年轻人住在高楼大厦中，孤独的问题同样可能找上门来。英国的高层建筑没有那么多，可社会关系这一块，我们面对的挑战是相似的。

在我看来，友谊是治孤独的一剂良药。人得和别人待在一起，共同做些事情，把彼此的兴趣养起来，真正的联系也就这样长出来了。激情形成的方式之一，其实就在这里。你热爱的东西，很多时候并不只属于你自己，它还牵着你和其他人的关系。

所以我的建议是，年轻人从特别具体的事情入手。

不妨列一张清单，写下四五件自己也许会感兴趣的事。要是不知道上哪儿试，也可以去问ChatGPT或者其他AI工具，比如这些活动在上海哪些地方能参加，在城市周边或者农村又有哪些机会。

接下来，就真的去试。挑一个周末，去参加某项活动。到郊区种菜、钓鱼，或者体验采摘，也可以试试音乐、艺术，或者其他你从没碰过的事情。做着做着，你会慢慢发现，有些活动你确实喜欢，有些则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意思。

这都没关系，因为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要紧的是，你靠实际行动一点点了解自己，而不是一直坐在那儿，琢磨自己到底该喜欢什么。这是个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过程。从很小的事情起步，慢慢参与进去，再逐渐多花些时间和精力。

持续的投入，最终可能就变成你的激情所在。原本看着很无聊的生活，也会因为这些兴趣、活动，以及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变得美好而有意义。

项飙：非常感谢。希望大家都能照艾伦·麦克法兰建议的路子，去找自己的激情与热爱。今天的对话就到这里，以后我们还会用别的形式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