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鸣重回AI一线：每月盯Seed，2030年追平OpenAI

（本文作者为 吴怼怼，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太平洋两岸的科技圈，正在出现一种耐人寻味的镜像。

硅谷那边，早已退居幕后的 Google 联合创始人 Sergey Brin（谢尔盖布林）重新回到办公室，和一线研究员一起推演大模型架构。

亚洲这边，2021 年把字节跳动 CEO 权杖交给梁汝波、此后极少公开露面的张一鸣，同样以高密度、深介入的方式回到技术腹地。

有意思的是，谷歌的 Gemini 此前曾被嘲笑是美国版豆包。

两个人的轨迹在 AI 时代高度相似：日常企业管理职务都已卸下，却不约而同把最宝贵的时间重新投给人工智能，目光还锚定在同一个远期路标上——2030 年追平 OpenAI 与 Anthropic。

2030 年是字节的时间表；对谷歌来说，这张时间表更紧迫。

想看一家巨头真正的战略重心，别只盯对外发布会，要看它最高决策者的日程表。

2021 年卸任 CEO 之后，张一鸣在公众视野里几乎“隐身”。但水面之下，他对 AI 的介入一直没停，近两年还明显加速。

2024 年下半年起，张一鸣每月固定参加字节跳动大模型团队 Seed 核心技术团队的复盘与讨论。

到 2025 年 6 月，他频繁往返新加坡与北京，为的是更近距离跟进技术演进。

业内流传的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以前普通创业团队想约见张一鸣，往往要排队等一个月；现在 AI 创业者想见他，一周就够。

从“一个月”压到“一周”，背后不只是日程表优先级重排，更是一位顶级产品与组织架构师对技术代际跃迁的敏锐嗅觉。

日常运营交棒之后，张一鸣从庞大商业帝国的事务中抽身，把精力重新压在最底层的技术变量上——这和 Sergey Brin 摆脱 Alphabet 行政束缚、直接下场参与 Gemini 研发的路径如出一辙。

移动互联网时代，竞争比的是产品迭代速度、运营精细度和流量规模；到了大模型时代，说到底是一场极端人才密度的较量。

顶尖大脑就那么几个，常规 HR 流程和单纯薪酬支票常常失灵，创始人亲自下场成了唯一的破局之道。

张一鸣亲抓 AI 人才招聘这件事，2024 年底被媒体曝了出来，做法是直接把手伸向竞争对手，挖走核心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真正能定义下一代模型的人不好找，字节跳动一方面开出极有吸引力的物质条件，一方面也表现出少见的耐心：

各家巨头账面上都躺着充裕现金的时候，能打动顶尖研究者的，往往不是冷冰冰的招聘需求，而是创始人本人对技术终局的判断、对研发资源的承诺，以及“三顾茅庐”式的尊重。

Sergey Brin 自己上手写代码、改论文；张一鸣为招一员大将花了八个月。两位创始人用的都是最原始、也最直接的办法，给各自公司搭起通向 2030 年的人才底座。

字节比较幸运的地方在于，除了重金挖人，seedance 的主导者曾妍是校招生内部崛起，并且掌舵主力视频模型的。

当然，布林和张一鸣不像的地方也很清楚。

Brin 愿意上台、写备忘录、公开谈 AGI。张一鸣几乎不对外讲话。按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他即使在内部会上，多数时候也只是听和追问，约一半工作时间放在 Seed 上。

更大的差别在节奏。Brin 对 Google 说的是“快”：进办公室，60 小时，全力投入。

对 Seed，张一鸣强调的是一个“慢”字：不搞蒸馏，先把基本功练扎实，暂时落后也认。Google 缺的是速度，字节缺的是积累，两边的方子 therefore 正好相反。

Google 和字节跳动都吃过巨头的惯性亏，对手是 OpenAI、Anthropic 这种生来就做 AI 的独角兽。

追平甚至反超前沿模型，从来不是按季度 KPI 能拆出来的常规活。背后是动辄百亿美元级的算力投入，是对短期商业化回报的克制，是对科研试错的容忍度，还要打破现有组织边界。

问题是，在大企业里，职业经理人常被组织惯性和短期业绩考核捆住手脚，这么漫长又充满不确定的周期，一个人很难扛下来。

"创始人模式（Founder Mode）"在 AI 时代全面回潮，深层原因就在这里。

创始人天然有组织合法性和长期主义的定力。层层汇报可以绕开，技术复盘的会议室能直接坐进去。

他们也有魄力，把赌注押到五年乃至更久之后的 2030 年。

科技史上有条挺有意思的规律：每次真正的范式转移，都会把已经退到台下的初代缔造者重新拉回聚光灯边上。不是为了重温旧梦，是要亲手开启下一场战役。

穿行在山景城园区的 Sergey Brin，奔波于新加坡与北京航线上的张一鸣，两人的转身放出同一个信号：AI 下半场已经进入深水区，拼耐力、拼人才密度，更拼创始人的意志。

离 2030 年还剩不到四年。这场由创始人亲自挂帅的追赶战，最扣人心弦的部分才刚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