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mini被叫美国豆包，张一鸣活成中国布林

太平洋两岸的科技圈里，正出现一种颇为耐人寻味的镜像。

在美国硅谷，早就退居二线的Google联合创始人Sergey Brin（谢尔盖布林）又回到了办公室，跟一线研究员一起推演大模型架构。

亚洲这边，2021年把字节跳动CEO的位子交给梁汝波、此后很少公开露面的张一鸣，同样正以高频、深度参与的方式回到技术一线。

巧的是，此前谷歌的Gemini还被调侃成美国版豆包。

两个人的轨迹在AI时代高度重合：日常的企业管理事务都已卸下，却不约而同把最宝贵的时间重新投进人工智能，还把远期目标定在了同一个地方——2030年追平OpenAI与Anthropic。

2030年是字节给出的时间表；对谷歌而言，这张时间表更紧迫。

想看一家巨头真正的战略重心在哪，别只盯对外发布会，要看它最高决策者的日程表。

2021年卸任CEO之后，张一鸣在公众面前基本处于“隐身”状态。但水面之下，他对AI的介入一直没停，近两年还明显加快了。

2024年下半年起，张一鸣每个月都会固定参加字节跳动大模型团队Seed核心技术团队的复盘与讨论。

到2025年6月，他更是频繁在新加坡和北京之间往返，就为了离技术演进更近一些。

业内流传的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以前普通创业团队想约张一鸣，常常要排队等一个月；现在AI创业者想见他，一周就够了。

从“一个月”缩到“一周”，背后不只是日程优先级的重排，更是一位顶级产品与组织架构师对技术代际跃迁的敏锐嗅觉。

日常运营交棒之后，张一鸣从庞大的商业帝国事务中抽身，把精力重新压在最底层的技术变量上——这跟Sergey Brin摆脱Alphabet行政束缚、直接下场参与Gemini研发的路子如出一辙。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竞争，比的是产品迭代速度、运营精细度和流量规模；到了大模型时代，竞争实质上是一场极端人才密度的较量。

顶尖大脑就那么几个，常规的HR流程和单纯的薪酬支票往往不管用，创始人亲自下场成了唯一的破局办法。

2024年底，有报道披露张一鸣正亲自参与AI人才招聘，直接从竞争对手那里吸引核心工程师与研究人员。为了网罗真正能定义下一代模型的人才，字节跳动既拿出了极具杀伤力的物质条件，也展现出罕见的耐心：

巨头们账上现金都很充裕，这时候想吸引顶尖研究者，靠的往往不是干巴巴的岗位需求，而是创始人本人怎么看技术的终局、愿意往研发上投多少资源，还有那种“三顾茅庐”的诚意。

Sergey Brin 自己动手写代码、改论文；张一鸣为招一员大将花了八个月。两位创始人用的都是最原始也最直接的办法，给各自公司铺一条通向2030年的人才底座。

比较幸运的是，字节除了重金挖人，seedance的主导者曾妍是校招生内部崛起，并且掌舵主力视频模型的。

当然，布林和张一鸣不像的地方也很清楚。

Brin愿意上台、写备忘录、公开谈AGI。张一鸣几乎不对外讲话。按The Information的报道，他即使在内部会上，多数时候也只是听和追问，约一半工作时间放在Seed上。

更大的差别在节奏。Brin对Google说的是“快”：进办公室，60小时，全力投入。

张一鸣给Seed开的方子是“慢”：不做蒸馏，先把基本功练扎实，暂时落后也认。Google 缺的是速度，字节缺的是积累，药方自然相反。

无论是Google还是字节跳动，面对OpenAI和Anthropic这类生而为AI的原生独角兽时，都经历过巨头的惯性阵痛。

想追上前沿模型、甚至实现反超，靠季度 KPI 拆解根本排不出这样的业务节奏。它要的是动辄百亿美元量级的算力投入，是对短期商业回报的克制，是对科研试错的高度容忍，还要打破现有的组织边界。

在运转多年的大型企业里，职业经理人常被组织惯性和短期业绩考核捆住手脚，很难独自扛下这么漫长、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周期。

也正因如此，“创始人模式（Founder Mode）”在 AI 时代又全面回来了。

创始人在组织里天然有合法性，也守得住长期主义——层层汇报可以绕开，技术复盘的会议室能直接坐进去。

他们同样拿得出魄力，把赌注押到五年甚至更久之后的 2030 年。

科技史上有条挺有意思的规律：真正发生一次范式转移，那些已经退到台下的初代缔造者就会被重新拉回聚光灯边缘——不是去重温旧梦，而是要亲手打响下一场战役。

不管是穿行在山景城园区的 Sergey Brin，还是奔波在新加坡与北京航线上的张一鸣，他们的转身都放出一个清楚的信号：AI 的下半场已经走进深水区，拼的是耐力、人才密度，还有创始人的意志。

离 2030 年还剩不到四年，这场由创始人亲自挂帅的追赶战，最扣人心弦的部分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