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mini被称美国豆包,张一鸣活成中国布林:两人都把时间押给AI
在太平洋两岸的科技版图上,一种奇妙的镜像正在发生。大洋彼岸的硅谷,早已退居幕后的 Google 联合创始人 Sergey Brin (谢尔盖布林)重新走进办公室,与一线研究员并肩推演大模型架构。而在亚洲,2021 年便将字节跳动 CEO 权杖交给梁汝波、此后极少公开露面的张一鸣,也正以一种高密度、深介入的姿态重回技术腹
太平洋两岸的科技圈里,眼下正浮现一种挺有意思的镜像。
硅谷那边,Google 联合创始人早已退居幕后;亚洲这边,字节跳动 CEO 的权杖也在 2021 年交了出去。凑巧的是,谷歌的
Gemini 此前还被调侃成“美国版豆包”。
两人的轨迹在 AI 时代高度重合:日常的企业管理事务都已卸下,最宝贵的时间却不约而同重新投向人工智能,远期路标也瞄着同一个方向——2030 年追平 OpenAI 与另一家对手。2030 年是字节给出的时间表;对谷歌而言,这个节点还要更紧迫。
01
看时间怎么分,最能看出战略落在哪里
想判断一家巨头真正的战略重心,对外发布会只能算参考,最高决策者的日程表才更说明问题。
2021 年卸任 CEO 之后,张一鸣从 2024 年下半年起每月固定参加字节跳动大模型团队的会议。
到 2025 年 6 月,他频繁在新加坡与北京之间往返,就是为了离技术演进更近一些。业内还流传一个细节:以前普通创业团队想约张一鸣,常常得排上一个月;现在 AI 创业者想见他,一周就够。
从“一个月”缩到“一周”,背后是日程表优先级的重排,也透出一位顶级产品与组织架构师对技术代际跃迁的敏感。运营交棒之后,张一鸣从庞大的商业帝国事务里抽身,精力重新压到最底层的技术变量上——这和布林的做法如出一辙。
02
最高规格的“HR”
说到底,这是一场极端人才密度的较量。顶尖大脑就那么几个,常规 HR 流程和单纯的薪酬支票常常不灵,创始人亲自下场成了唯一能破局的路子。
2024 年底有报道披露,张一鸣正亲自参与 AI 人才招聘,直接从竞争对手那里吸引核心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为了网罗能定义下一代模型的人,字节既开出极具杀伤力的物质条件,也拿出了罕见的耐心:重金加建制化引入技术大牛;用时间换信任——相比数字可量化的高薪,创始人亲付的时间成本更有说服力,据 36 氪报道,沟通与说服前后花了八个月。
各巨头账面上都躺着充裕现金的时候,能打动顶尖研究者的,往往不是冷冰冰的招聘需求,而是创始人对技术终局的判断、对研发资源的承诺,还有“三顾茅庐”式的尊重。
从亲自写代码、改论文的布林,到重金挖人的字节,两家走的路数有差别。比较幸运的是,字节除了砸钱招人,还有别的底牌。
当然,布林和张一鸣不像的地方也很清楚。
Brin 愿意上台、写备忘录、公开谈 AGI。张一鸣几乎不对外讲话。
更大的差别在节奏。Brin 对 Google 说的是“快”:进办公室,60 小时,全力投入。
张一鸣对
03
锚定 2030:为什么只有创始人能打这场仗?
不管是 Google 还是字节跳动,在面对
要想追上、甚至跑到前沿模型前头,靠季度 KPI 一层层拆是拆不出来的。这背后是动辄百亿美元级别的算力投入,是对短期商业回报的克制,是对科研试错的高度容忍,还要打破现有的组织边界。
在高度成熟的大型企业里,职业经理人往往受制于组织惯性与短期业绩考核,很难独自扛起如此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周期重担。
这正是“
创始人拥有天然的组织合法性与长期主义定力——他们可以绕过层层汇报机制,直接坐进技术复盘的会议室。
他们也有足够的魄力,把赌注押在五年甚至更久之后的 2030 年。
科技史上有条挺有意思的规律:真正意义上的范式转移每发生一次,那些早已退场的初代缔造者就会被重新拉回聚光灯边缘——不是去重温旧梦,而是要亲手打响下一场战役。
无论是穿行在山景城园区的 AI 的下半场,已经进入了拼耐力、拼人才密度、更拼创始人意志的深水区。
距离 2030 年还有不到四年的时间,这场由创始人亲自挂帅的追赶战,才刚刚进入最扣人心弦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