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通报平台治理纠纷：受理超万件，划出平台行权边界

商家被平台罚了，一纸诉状把平台告上法庭。这类被称作“平台治理型”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正快速涌进法院。

11月10日，北京互联网法院通报了涉平台治理网络服务合同纠纷的审理情况：自建院以来共受理10547件，审结9548件，占网络服务合同案件的29.4%。

通报显示，2023年之前这类案件总体不多，2024年受理311件，2025年涨到2970件，2026年1至10月已经达到6909件。今年前10个月的受理量，是去年全年的2.3倍。

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长新表示：“平台既是市场经营者，又是市场规制者。”他说，法院一方面尊重平台的规范自治，另一方面要防止平台打着自治的旗号不当侵害用户权益，同时避免司法过度介入、挤压平台正常的治理空间。

谁在告平台

纠纷大致分两类：一类是用户或平台内经营者不服处罚、起诉平台，另一类是平台起诉未缴违约金的用户进行追偿。前者占主流。原告来自全国各地，自然人约占56%，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约占44%，后者多为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被告主要是在京平台企业，多被告案件占12.2%。通报提到，平台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模式越来越复合、嵌套，用户或经营者常常搞不清该由谁担责。

按场景划分，网络购物类占60.6%，网络直播类占36.1%，生活服务类占3.3%。常见违规情形有虚假宣传、刷单炒信、品质缺陷、色情低俗引流、录播伪装直播、AI生成内容未标识等。平台处罚由轻到重排成阶梯：警告、信用扣分、限流，扣保证金、扣违约金、冻结货款，再到封号、清退、停止服务。原告起诉的理由集中在几处：平台提示说明不足、规则设置不合理、处理措施过重、处理程序不当。

这类纠纷判决结案的占11.3%，调解结案的占21.8%，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用得较多，审理周期较短。通报称，相关审理流程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规则、算法与举证

发布会上介绍的审理思路，落在平台行权的几个关键环节上。

平台规则是处罚的基本依据，不过法院要审查它是否属于有效的格式条款：平台有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规则有没有不合理地免除平台责任、加重用户责任、排除用户主要权利，有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赵长新说：“在尊重自治权的基础上，依据平台协议对用户是否存在违规行为予以审查。”

算法判罚是另一个争议点。法院要求平台围绕争议事实，举证证明或说明算法运行机制，并对算法判定的准确性作出必要限度的解释说明。

唐某诉某科技公司案中，平台用自研算法加上人工复核，认定唐某发布的原创内容缺乏明显人类情感特征，属于未标识的AI生成内容，于是隐藏内容并禁言一天。唐某称内容并非AI创作，申诉没结果后提起诉讼。平台则以涉及技术秘密和算法逻辑为由，主张无须向用户解释认定机制。

在法院看来，涉案回答属于即时生成的文本，让原告拿出创作底稿和源文件，既不合理也不具备现实可行性；算法怎么运算、审查结果如何，全在平台手里，平台未就此作出适度的解释说明，违约责任跑不掉。判平台解除隐藏、删除违规记录。

法院在典型意义中明确，平台应以用户可理解的方式说明算法运行机制及误判救济措施，不能只拿涉及商业秘密当理由拒绝解释。

举证责任同样在加码。违规事实的证据、后台预警记录、举报处理记录、以往处罚情况、处罚决定怎么作出的，这些全流程材料平台都得拿出来；到期交不出，举证不能的后果由平台自己扛。

在某电器公司诉某商务公司案中，法院认定平台有责任、有能力提供证据，却没在合理举证期限内提交处罚依据，判决撤销处罚并返还违约金。

“代办维权”与虚假诉讼

平台处罚一多，申诉、维权的需求跟着增加，市面上出现了“引流—接单—代办”的链条。有的代办人替商家制作申诉材料、准备起诉材料，甚至代为出庭，但在庭上难以有效陈述案件事实，有的还牵扯伪造证据、虚假陈述。

某贸易公司诉某商务公司一案里，原告法定代表人为了应付申诉和诉讼，让代办人去伪造采购合同、发票以及控价函。法院认定这属于伪造证据，诉请被驳回，原告还被罚了2万元。

另一案件中，商家被平台以“价格违规—价格虚高”为由划扣违约金，庭审时提交了70张电子发票、购销合同、交货合同、控价函。法官仔细追问发票情况后，原告承认发票是法定代表人有偿委托他人虚开的，上面所载交易并不真实存在，合同、控价函也是有偿委托制作的，只为应付申诉与诉讼。

法院认为，该店铺商品价格明显高过同期平台内其他店铺以及第三方渠道的同款商品，平台提前预警、讲明理由、也给了申诉机会，处置并未超出约定范围；原告伪造证据、虚假陈述，妨碍诉讼程序，诉请最终被驳回，原告法定代表人陈某被处以罚款。

针对上述问题，北京互联网法院向平台经营者提出四点建议：优化平台规则，以显著方式提示与各方主体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制定和修改规则时公开征求意见，作出处理措施后告知理由及依据，设置便捷申诉渠道；对违规行为建立阶梯式处置机制，坚持过罚相当；加强信息内容管理，利用AI等技术手段治理违规时，别拿技术中立当借口回避审核义务；压实举证与证据留存责任，从“被动应诉”转向“主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