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辞职背后：Anthropic的4000万美元捐款给了谁？

一场关于算力流向与政策权力的争论。

作者｜王博

11月12日，英伟达宣布，黄仁勋辞去总裁、CEO和董事职务，由首席财务官Colette Kress担任临时CEO。

离职公告没有解释他辞职的具体原因，围绕这位英伟达创始人的舆论风暴仍在持续。

但一条藏在公开捐款记录和政治宣传公告里的线索，也随之浮现。

今年2月和7月，Anthropic曾先后两次宣布，向美国“跨党派组织”Public First Action捐款，每次2000万美元，共计4000万美元。Anthropic声称，捐款旨在推动相关政策的实施，以维持有效的保障措施，巩固美国在AI领域的领先地位，并要求构建最强大AI模型的公司提高透明度。

图片来源：Anthropic官网

7月17日，Public First Action公布一项预算1500万美元的宣传计划，称将通过广告与民调，展现共和党人和保守派美国人对AI合理安全保障措施的支持。其中两位美国众议员——Brian Mast和John Moolenaar，出现在拟宣传的名单中。

图片来源：Public First Action官网

到了11月4日，Brian Mast和John Moolenaar两人的名字又出现在一封致黄仁勋的信上。他们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Rick Crawford一起，要求黄仁勋就其与Megaspeed高管Alice Huang（黄乐）的接触，以及英伟达防范外国间谍活动的措施，提供闭门简报。

图片来源：美国众议院官网

一边是AI模型公司的政策捐款，一边是针对AI芯片公司掌门人的问询。两份名单的交集，提供了一个观察这场风暴的入口。

虽然我们并不能据此推断Anthropic或Public First Action推动了黄仁勋辞职，但顺着这笔钱向前追，我们可以看到一场已经持续多年的争论：先进算力应该流向哪里，由谁决定，企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些决定？

1.钱流向了谁

Public First Action进入公众视野时，就带着鲜明的政策目标。

2025年11月25日，前民主党众议员Brad Carson和前共和党众议员Chris Stewart宣布组建一个跨党派的AI政策与政治行动网络，包括非营利政策倡议组织Public First Action，以及分别面向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个Public First Super PAC。

这套网络中的不同主体，承担着不同任务。

Anthropic公司的4000万美元，捐给了Public First Action。Anthropic在7月公告中表示，两次捐款均限定用于公共教育和政策工作，不得用于影响联邦、州或地方候选人的选举。另据公开申报追踪记录和Washington Examiner报道，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也曾以个人名义，向Public First Super PAC捐款100万美元。

即便不直接支持候选人竞选，政策宣传仍然具有政治价值。广告可以让特定议题进入公众视野，也可以让支持某项政策的议员获得更多曝光。

7月，Public First Action宣布的项目，正是这样一套安排：首批超过700万美元的广告，涉及Josh Hawley、Tom Cotton、Byron Donalds和Ashley Moody；之后还计划宣传包括Mast、Moolenaar在内的多位众议员在AI安全与问责方面的政策记录，并开展民调。该项目公布的总预算为1500万美元。

其中，Tom Cotton是一个值得继续追踪的名字。

早在2025年10月13日，他便致函美国商务部长Howard Lutnick，要求调查Megaspeed是否帮助中国绕过美国芯片出口限制。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Cotton提出调查要求时，Public First尚未宣布成立，Anthropic的两笔捐款也尚未公布。

2.AGI之路上的价值分歧

Anthropic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场围绕英伟达的政策争论中？

答案的一部分，写在两家公司早已公开的政策文件里。

2025年1月，英伟达公开反对拜登政府推出的“AI扩散规则”，认为广泛限制先进计算技术的流通，会损害美国企业创新与全球竞争力。其核心逻辑是，让更多国家和开发者采用美国技术，有助于维持美国生态的优势。

几个月后，Anthropic提交了方向不同的建议：加强先进芯片出口管制、降低部分国家免许可采购的算力门槛，并增加出口执法资源。其核心判断是，先进算力构成关键竞争优势，美国应限制竞争对手获得这些资源。

两家公司都在谈美国AI领先，但对如何保持领先，提出了不同路径。

这种分歧，也能从商业结构中找到解释。

英伟达作为AI基础设施公司希望将芯片、网络与软件生态卖向更广阔的市场。黄仁勋长期主张放宽对华AI芯片销售限制，这一立场符合英伟达的商业利益。

今年1月，在CES 2026媒体会上，提到H200芯片入华进展时，黄仁勋对包括「甲子光年」在内的全球媒体记者、分析师回应：“（中国）客户需求量很大，确实非常大，非常令人欣喜。我们已经启动供应链，H200系列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目前我们正在处理许可审批的最后细节，我想我们会迎来一个最佳生产状态。”

而Anthropic作为AI模型公司则还要面对使用这些算力训练模型的竞争者。限制先进算力流向竞争对手，可能有利于维持美国模型公司的相对领先地位。

故事还有另一层关系。

2025年11月18日，在Public First宣布成立前一周，英伟达、微软与Anthropic宣布战略合作。英伟达承诺向Anthropic投资最高100亿美元，Anthropic则计划采用英伟达架构扩展算力，双方还将开展技术优化合作。 在商业上相互依赖，并不妨碍它们在华盛顿支持不同的规则。

这也是Anthropic 4000万美元捐款所揭示的产业变化：AI公司的竞争，已经延伸到政策议程、政治组织与公共传播。企业既争取客户、芯片和资本，也投入资源，让有利于自身判断的政策获得更多支持。

但是，当AI企业花钱参与制定规则，谁的安全判断会获得更大的传播，谁的商业利益会被写入政策，又有谁来审查企业影响规则的方式呢？

黄仁勋离开了英伟达CEO职位，但这场关于算力流向与政策权力的争论，还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