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出海转向全栈输出：北京词元工厂落地，香港成关键支点

AI出海正走到一个分水岭，过去是单点应用试水，现在则转向整套体系的输出。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实施之年。11月4日，第29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京港数智经济协同发展专题活动”在北京举行。AI眼下已是全球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AI出海随之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话题之一。全球AI出海的底层格局究竟怎样？内地企业出海有哪些路径？香港为什么绕不开？AI出海又要翻越哪些风险与治理的高墙？

AI出海进入“全栈时代”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国际数字经济治理研究院院长孟庆国谈到全球AI出海的现状与趋势时说，从总体格局看，AI出海正从原来的单点应用转向全栈全球化的布局。

在这一格局下，AI出海的供给、需求与规则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出海内容从“应用优先”转向“全栈输出”。孟庆国回顾AI出海的迭代过程：早期多是轻量化的C端应用，门槛低、试错快、合规压力也小；如今走向海外的是基础层的开源大模型权重、开发框架、向量库、智能体框架，模型服务层的私有化部署、行业微调模型、垂类智能体，算力层的算力租用与海外数据中心建设，以及应用层工业质检、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港口物流、医疗影像等B端本地化部署，这些正同步出海。

孟庆国补充说：“现在出海输出的不是一个产品，是整套的技术体系，数据要闭环，运维能力和标准范式整体性出海和部署。”这也意味着风险与合规的链条被明显拉长。

第二个变化在需求端，全球市场裂变为高合规与普惠两大赛道。孟庆国举例说，欧盟、新加坡、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付费能力强，但准入壁垒高企，欧盟AI法案与GDPR对数据溯源、偏见审计、深度伪造标识提出刚性要求，竞争焦点是“可信AI”；东南亚、

孟庆国的判断有些不同：我国AI出海最大的增量，或许正出在“全球南方”国家。这些市场并不看大模型跑分高低，比的是价格能不能压住、端侧够不够轻、本地交付能不能快。

再看第三个变化，较量的重心已从技术指标转到标准与生态上。主要大国都把AI当成战略技术，出口管制、外资审查、芯片限制正在变成常态。各家的治理体系和监管思路又各不相同：美国在算力、先进模型和芯片的出口与投资上设卡，欧盟则把风险分级当成进入市场的前置条件。孟庆国提醒，AI出海企业能钻的监管空子越来越小，合规开销只会往上走。

第四个变化，孟庆国表示，开源成为全球化竞争的关键杠杆。开源模型能降低海外开发者与集成商的合作门槛，容易长成共建生态；但开源同样是一把“双刃剑”——模型权重一旦流出，下游使用场景难以监测追踪，存在被滥用、被用于敏感场景的风险。

四类出海路径并进

格局变了，路径选择就成了企业最现实的考题。

孟庆国在会上把眼下国内AI出海的主流打法分成四类。第一类是SaaS或API轻量化服务出海，也就是“Token（词元）出海”，模型和算力都留在境内，权重不输出、数据不过境，合规上相对好办；第二类是到海外做本地私有化部署，客户是政企大单，数据留在当地，国内的出口审查和东道国的准入审查都得过；第三类是算力出海，从算力租赁、海外数据中心共建入手，和“全球南方”国家的需求对得很准；第四类是开源生态出海，把开源基座和工具链放出去，吸引海外开发者二次开发再做商业化，门槛最高，是条“长期生态线”。

企业具体选哪条路，孟庆国给出三个标尺：目标市场的监管强度、模型是否属于限制出口技术、数据是否涉及重要或核心数据。

北京商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北京在词元出海这条赛道上已经先走了一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辉介绍，北京AI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4500亿元，全国一半以上的AI头部企业聚集在此，大模型备案数量居全国第一。全国首座词元工厂已在北京投用，京津冀首个万台级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也已建成。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数字产业处副处长陈光明进一步解释，北京词元出海有两大天然优势。一是价格差，国内词元价格与海外存在倍数级差距，来源是国内工程师的工程性创新；二是时差，国内白天是词元消耗高峰期，夜晚海外反而迎来高峰。陈光明指出：“价格的差距和时间的错配，恰好为词元发展提供了天然的优势。”

技术、产品、市场都齐了，出海还差一个支点。多位嘉宾给出的答案撞到了一起——香港。2026年5月，驭势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登陆港交所，成了“全场景L4自动驾驶第一股”，同年9月被纳入港股通。这家公司从北京起步，全球机场无人驾驶累计跑了800万公里，其中400万公里是在香港机场跑出来的；全球排名前十的机场里已有三家是它的客户，年底这个数字有望变成五家，民航领域市场份额超过90%。

驭势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吴甘沙说：“香港为我们带来的，是世界场景、世界标准、世界市场、世界资本。”

同样的路子，更多企业也在走。北京中数睿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涵说，公司已在香港设了子公司，用来对接东南亚、中东、非洲的客户，在中东甚至“直接PK掉微软的人工智能平台”；云图知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CEO张凡表示，公司能在40多个国家直接提供服务，“以香港为枢纽的模式是最好的”。

香港数码港大湾区及内地事务总监苏婕透露，京港AI加速器已经聚起204家企业，爱诗科技等“独角兽”也进了数码港，数码港今年新的KPI（关键绩效指标）就是“帮企业在全球进行接单”。

平衡安全与开放

高歌猛进的另一面，是风险与治理的新考题。

孟庆国直言，AI出海要面对好几重治理难题：一套模型牵扯多国的训练与服务，各国的数据规则彼此打架，容易撞上“合规不可能三角”；权重出海有可能把敏感数据记进去，可多数国家又强制数据不出境，数据主权这道坎不好过；投资审查、供应链限制这些泛化的安全审查跑到现行法律条文前面，地缘政治再一掺和就更麻烦；跨文化的偏见可能被放大，深度伪造、诈骗这类内容由谁生成、由谁负责并不清楚；全球还没有统一的公约，中小企业直接被合规门槛拦在外面。

孟庆国给出的破题思路，是在安全与开放之间找平衡。企业层面，合规要求要前置，还要做属地适配，建立技术分类清单、数据分类治理等机制；政策层面，用负面清单圈住少数受控技术，给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普惠合作留出通道；国际层面，推动标准互认，搭一个包容、分级的共识协作机制，为AI出海营造良好的宏观国际合作环境。

吴秉宗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副数字政策专员的身份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被AI推着加速跑；要让AI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得先把从科研创新到产业应用这一整条环境生态建起来。香港这套治理框架，眼下正被出海企业当成重要依靠。

“人工智能应用越广泛，稳健治理越重要。”吴秉宗说。他介绍，香港特区政府多轨并行，构建适配香港情况的人工智能与数据治理体系，对接国家与国际标准。数字政策办公室已发布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并推出香港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覆盖AI项目从识别、管理到开发应用的全链条风险。

一线企业的感受更直接。京港文创产业创业者、香港文汇报专栏作家（文旅科技）梁家僖认为，出海真正的门槛不在技术，而在信任。他建议以人文智能为内核，让AI保留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味；香港可以建立标准，把内地的产品与文化转化成国际版本，成为企业验证国际化产品的最佳场景。

韩涵看得更远，她主张把中国的AI能力“打包出海”。她给出的判断是，全球人工智能的供给国只有两个，中国是其中之一，别的地方都是需求方；难处也摆在那儿——算力上拿不到国际高端算力，数据跨境和模型出海又要面对各国的限制。“打包出海”想做的，就是靠香港把中国的技术和产业优势聚起来、拧成一股整合能力，把出海路上那些“卡脖子”的问题一揽子解决掉；在她看来，最好先落成面向北京AI能力的打包出海。

对于后续走向，孟庆国作出三层判断：短期看，市场持续分化，发达市场拼合规可信，南方国家拼普惠交互；中期看，地缘伙伴网络、合规体系与可控的开源生态是竞争的关键；长期看，根本性矛盾仍是技术无国界与主权边界的冲突。

据此，孟庆国建议分类施策：高风险技术守住出口“红线”，通用应用做好属地合规，普惠AI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能力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