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星谈上海押注OPC：制度型开放的最小切口

中新社上海11月6日电 题：上海为何要抢这张未来产业门票？——专访上海市政府参事赵卫星

大模型如今能写代码、做设计、剪视频、接客服，公司的门槛正在被重新划定。放在以前，创业得先拉一支队伍；眼下一个人配上一套AI工具，市场分析、产品研发、内容生产、营销交付整条链就可能跑起来。这种形态在法律上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One Person Company，OPC)，到了AI时代成了新的创业单元。

AI时代的OPC，到底只是自由职业换了个说法，还是新质生产力的“细胞级”组织？上海这类超大城市，为何要把OPC纳入产业生态构建与系统制度创新？上海市政府参事赵卫星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上述问题作出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AI时代，“一人公司”正在全球兴起。这是否说明生产组织正经历重构？东方和西方各自贡献了什么？

赵卫星：如果没有AI，就不会有“一人公司”（OPC）。从生产力角度看，人工智能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最深刻的一次革命，生产方式也必然随之出现较大变化。OPC正是其中很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它代表人类生产组织的一次重构，意味着生产的基本单元从“层级化企业组织”转向“个人能力节点+数字生态协同”，属于范式层面的跃升。

这几年，AI工具开始承担更完整的工作任务。一个人借AI之力，就能把过去要多人配合的部分活儿干完，独立经营的条件比从前宽松得多。

围绕OPC，我主要盯四个问题：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二是产业变革和产业生态的内在联系，三是城市活力和个人动力的发展环境，四是短期现象和未来走向的可能趋势。

在欧美地区国家，OPC提供的是“单人能力放大”的工具。这些地方在基础模型、开发工具、独立开发者社区以及全球服务设施上积累得早，产业应用场景和数字基建也更多。中国给出的则是OPC发展“海量节点组网”的生态土壤，推动生产组织从“企业中心化”走向“节点分布式”的新形态。

赵卫星：两边用的工具、经营的路数有不少相通之处，差别落在文化、创业动机和社会期待上。

从文化上看，西方OPC是个人主义商业文明在AI上的延伸；中国OPC“长出来”的是产业的细胞单元，是强大产业组织能力的轻量化下沉。再看创业动机和社会期待，西方看重个人自主选择：有人愿意维持小规模经营，也有人把产品或业务卖掉退出，再开新项目。荷兰独立开发者彼得·莱维尔斯(Pieter Levels)代表的独立经营方式只是其中一种选择，概括不了所有西方创业者。中国更关心OPC能不能帮更大人群发挥专业优势、把知识转化出来，形成创业就业的动力。

从大公司离职的专业人员，OPC给职业转换添了另一种可能；对高校毕业生来说，AI工具的应用压低了部分业务开发和试错的成本。开发者可以在中小城市甚至乡村生活，照样服务其他城市乃至海外客户。中国发展OPC，应更多放在就业和普惠层面。要是更多普通劳动者能靠AI拿到新机会，技术进步的收益就能覆盖更广泛人群。

中新社记者：深圳、杭州、苏州等城市正摸索OPC行动计划、创业便利化和社区建设。硅谷、伦敦、新加坡也各自长出了有特点的创业生态。上海的长处在哪里？哪些经验可以学？

赵卫星：参考国内外城市的做法，上海可把重点放在专业服务和国际化业务上，把现有产业资源用起来，做成能持续经营的业务；跨境支付、税务、法律和国际人才交流可以整合到一起，省去创业者一项项找服务的麻烦。

苏州的社区建设、杭州在创业便利化上的探索，还有深圳等地的相关行动，都把OPC的发展空间拓宽了。它们共同的价值，在于把个人创业需要的空间、工具、服务和交流机会有效拢到一起。对上海来说，要想清楚的是哪些做法能跟本地产业结合、现有服务还有哪些需求没覆盖到。

总的看，上海应当从“给空间”转到“给制度、给生态、给对接”，把深厚的产业底盘变成真正的OPC生态优势。

中新社记者：上海产业基础较厚，大型企业、高校、金融和算力资源都不缺，为什么还要抢OPC这张票？在跨境合规、税务服务、海外孵化等方面，能不能做出制度型开放的样本？

赵卫星：我认为，上海产业体系已经成型，产业集群正在形成。“雨林经济”。

上海有条件拿OPC做出最小颗粒度的“制度型开放”样本，其价值远超产业本身。上海要补生态，填上产业链细分的缺口，让产业体系从“深湖大水”转为“热带雨林”；要放活力，把人才从“组织雇员”变成“独立要素”，释放更多价值；要求突破，创造OPC领域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样本。

对上海而言，OPC的意义并非“市场主体数量增加了多少”，而在于用一个很小的切口去激发人才活力、补齐产业生态、推动制度开放取得突破。需要研究的是，怎样让现有人才、金融、算力和专业服务跟上这种变化，可从四类问题入手：一是跨境合规，上海可借助现有开放平台和专业机构，探索更清晰、更方便的服务，帮助经营者理解规则、找准办理路径；二是税务服务，税收合并征收可以作为简化办税的探索方向；三是海外孵化与服务联系，上海可尝试与海外孵化机构建立联系，为创业者提供支持，方便海外人才和项目开展业务；四是灵活就业保障，可结合现行灵活就业政策，研究OPC从业者在社保、医保和养老方面的需求。

中新社记者提问：有人忧虑，OPC 会让个人扛下更多经营风险，工具和客户却要仰仗大平台。这种担心该怎么看？城市层面又能做些什么？

赵卫星表示，若 OPC 只靠流量型接单平台讨生活，定价权攥在平台手里又缺少规制，那确实会走偏成“个人承担全部经营风险、平台抽取大部分利润”的异化局面。不过 AI 赋能 OPC 的真正价值，在于把个体能力成倍放大，价值源头是技术赋能，不是平台流量套利，这跟纯抽成平台是两回事。

眼下不少城市都在摸索适配这类经营方式的制度安排，成熟答案还谈不上。OPC 说到底是 AI 时代个体生产力的解放。

风险不在技术本身，在于制度跟不跟得上；治理逻辑得从“管理企业”转向“服务个体经营者”，税制、社保、生态对接上的制度创新都要加快。(完)

　　受访者简介

赵卫星，上海市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