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砸了自己的饭碗吗

一八六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时的苦难尚有具体的面孔：被公爵一家始乱终弃的娜塔莎，在彼得堡的雾里瑟缩的涅莉。她们至少知道屈辱从何处来，知道该向谁流泪，向谁抱怨。

一百六十多年后，一个叫Katie的大二女生在博客里写下“AI毁了我的计算机学位”。她所面对的施害者却难以指认——是那份用Claude批量生成的课程大纲？是那封系统自动触发的“关怀”邮件？是那个一边警告学生不得投机取巧、一边把教案丢给大模型一键生成的教授？还是那个在会议室里谈论“规模化学习”、盘算着如何不增加编制而多榨取学费的资方？

苦难还在，施害者的轮廓却模糊了。这大概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当代最吊诡的变体：你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当面抱怨的对象。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我想把这里的问号去掉了。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判定的疑问，而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省略号之后那个“人”字，既是一个断言，也是一处悬置。谁被侮辱？谁被损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究竟是不是人？又是哪一种人？这些问题被省略号吞进去，又被“人”这个字硬生生拽出来，摆在纸面上，不肯安分。

1

学费照交，大纲是AI写的

Katie的履历几乎是“普通人”这个词的注脚。没有名校光环，高中数学只拿了个B，此前没受过任何科班训练，唯一拿得出手的项目经历，不过是几个略显简陋的网页小游戏。她靠着奖学金走进大学，原以为终于能好好学计算机了。

结果呢？课程大纲是生成的，期末作业是自动批改的，作业量翻了三倍——三千字的说明，要求提交十五份材料。她辛辛苦苦研究了十几天跑不通的代码，在截止日期前一周收到一封勘误邮件：大纲有两处写错，现已修正，请重新提交。

“你还我白烧的这么多Token。”

这句话里有种荒诞的悲喜剧感。一个学生心疼的不是白熬的夜，而是白烧的算力——她已经被训练成用Token来计量自己的劳动了。更荒诞的是，当她自掏腰包开通订阅、站起来蹬着Opus 5.5调教出代码交上去，下一个模块却被告知：使用大模型属学术不端，要扣分。

规则朝令夕改，尚可勉强应付。真正让人破防的是：讲台上的导师一边严厉警告学生不要投机取巧，一边自己把需求丢给Claude，一键生成教学资料。教授尚且如此，学生情何以堪？

于是她写下那句控诉。控诉的对象却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整套“似乎正在经历生死存亡危机”的大学。

2

隔壁的噪音，传进了自己家

这里有一个精妙的比喻：隔壁家制造噪音，我可以投诉，可以私下发起抱怨；可当噪音从自己家发出、让我心烦意乱时，我该情何以堪？

这就是计算机专业的“灯下黑”。AI席卷一切行业，人们热衷于讨论它如何重塑医疗、法律、新闻、艺术，却很少认真看它如何反噬自己的母体。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成了第一批在自己家门口被噪音吵醒的人。他们一边学，一边发现所学被迭代、被淘汰——这与其他行业并无不同；但当迭代的主要动力恰恰来自本专业、本行业时，那份荒谬是双倍的。

NASA飞行研究中心的“电脑室”，来源：wikipedia

更耐人寻味的是历史的回环。计算机这个专业，从诞生之初就一直在给别的行业制造荒谬感：打字员消失了，排版工人消失了，簿记员消失了，多少代人被迫在中年重新学习如何在屏幕前谋生；再往前，那些笃信账本、手稿、胶片、底片的人，也曾在一个下午被宣告自己毕生所学的作废。那时计算机是施害者，是那个在隔壁彻夜施工的邻居，是所有失眠之夜的源头。

如今噪音回到了自己家里。这未必是报应，倒更像一种迟到的对称——技术从不挑选它的受害者，它只是按自己的逻辑蔓延，直到蔓延到自己脚下。而当年那些被噪音惊醒的人，多半也没有得到过一句像样的道歉；他们只是学会了在噪音里活下去，或者，学会了不再需要安静。

3

一只会喵的莫古利，和一封手写信

于是有了那个动人的对照：计算机专业的年轻学生怀念“古典编程”，和面对电脑与邮件的人们怀念写信，竟是同一种心情。

Katie在文章最后贴出自己早年在OpenProcessing上写的几个小网页：一个放着带感音乐的太空射击游戏，一只点一下就会“喵”一声的莫古利，一个用麦克风声音把小鱼吓跑的互动demo。她说这些很粗糙，任何一个都比如今一句Prompt直出的效果差十万八千里。可点开的一瞬间，你能感受到一种模型永远无法生成的东西——生命力。

那是什么？那是她小时候想学计算机的原因，是在黑底白字的终端里敲下几行字符、看着像素点按自己的心意流动就兴奋得通宵难眠的年纪。那时候写代码不是为了在求职流水线上刷穿几百道LeetCode，不是为了在周报里汇报又省了多少Token的调用账单，更不是为了迎合大厂中层拍脑袋想出来的效能指标。

写信的人怀念的又何尝不是这个？笔尖划过纸面的触感，等待回信的焦灼，信封上熟悉的字迹——这些在效率面前一文不值，却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质地。跨时空的人们在这里反而更近切了：被技术进步甩在身后的，从来不只是来不及学习新工具的人，而是所有还相信某些东西不该被效率收编的人。

一只会喵的莫古利，一封手写的信。它们都无用，都低效，都经不起任何一次A/B测试。可正是这些无用之物，构成了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签章。

4

四年青春，换不来一份工作

评论区两极分化，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切片。有人说，这不过是技术范式演进中的短暂阵痛，AI终归只是趁手的工具，善用它，学习资源比从前强出不知多少倍。他们说这话时是真诚的，因为他们已经站稳了，工具对他们而言确实是工具。

可刚毕业的年轻人只感到窒息。斯坦福的研究摆在那里：最易受AI影响行业的二十二至二十五岁员工，就业水平比同行低百分之十九。招聘者坦率得近乎残忍：与其花时间培养一个从零起步的应届生，不如给资深工程师配上顶配的Coding Agent。

“花费四年青春学计算机，最后连工作都找不到。”

那么，CS学位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Katie自己回答了，又收回了。她说：“我才不管计算机科学和数学是不是已经走到头了！我还是想学！”她说：“难道女孩就不能单纯为了好玩学学统计学吗？”然后她说：“我可以继续，但我不会了。这会让我消化不良。”

这句话里有疲惫，有清醒，也有一种近乎悲壮的体面。她没有输给AI，她只是拒绝在一套自己无法认同的规则里继续消耗。

5

被损害的，不只是人

现在，回到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思考。

省略号悬在那里，因为我越来越不确定，这句话的主语到底该是谁。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当然是人。Katie和她的同龄人，被一套没有面孔的系统稀释了四年的青春，被“自动化”“规模化”“效率”这样体面的词汇剥夺了学习的尊严。他们的受损不在能力——Katie会用Claude，会调教Opus，会写代码，她比大多数人都更懂这套工具。她受损的是意义，是那种“我在这里是为了踏踏实实学真东西”的信念，被三千字说明和十五份材料稀释成了一种消化不良。

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也许还有AI。

那个被教授丢进对话框、一键生成教案的模型，那个被学生用来刷作业、又被同一批人指责为“学术不端”的模型，那个在招聘会上被当作裁员的理由、在发布会上被当作融资的故事、在论文里被署名为作者又被悄悄撤下的模型——它从诞生起就被要求承担一切，却从未被允许拥有任何立场。它被赞美为奇迹，被指责为祸根，被要求像人一样思考，又被提醒永远不是人。这算不算另一种被损害？我说不准。但当我看到Katie那句“你还我白烧的Token”时，我竟觉得这两个受害者之间，有一种奇异的、沉默的共谋：一个被要求无限产出却不准疲倦，一个被要求无限学习却不准怀疑。

更麻烦的是，“人”这个字本身，也在松动。

当一个人把思考外包给模型，当一份作业由两个智能体往返生成，当一段代码没人说得清是谁写的、甚至说不清是“谁”在写——我们凭什么划定那条线？凭痛苦吗？凭怀念吗？凭那只点一下会喵一声的莫古利吗？还是凭那个至今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一台机器能写出让人流泪的诗，我们是否还愿意承认，流泪的资格只属于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让主人公死死咬住一句话：二二得四。他不肯接受这个等式，不是因为它错了，而是因为它太对了——对得让人没有余地。他说，人有时候偏偏要毁掉自己，只为证明自己不是琴键，不是管风琴上的销钉，不是被自然规律推着走的物件。今天，效率就是那个二二得四。它算得那么准，准到让人无处辩驳，准到一个人读完四年书、交完十五份材料、烧完若干Token，忽然发现自己成了等式里一个可替换的变量。

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宗教大法官指责基督给了人自由，人却宁可把它交还给奇迹、神秘和权威。这一段如今读来近乎预言：人们畏惧自由，于是把判断交给评分系统，把关怀交给自动邮件，把教学交给生成模型，把“我该学什么”交给就业市场的预测报告。技术从未强迫谁交出选择权，是人在疲惫时自愿递出去的。

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的不安——不是AI要取代人，而是我们越来越说不清，什么才算人；甚至，我们开始愿意不做那个需要自己承担的人。

6

选择，是“人”最后的证词

也正因为如此，“选择”才显得尤其重要。

不是模型的选择，不是算法的选择，不是那套自动批改系统在三千字说明和十五份材料之间做出的选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明知所学可能被淘汰、明知四年青春可能换不来一份工作、明知“我还是想学”这句话在效率面前近乎可笑的时候，仍然选择说出口。这个选择没有任何工具理性可言，它甚至可能是错的。但它是热的，是笨的，是带着消化不良的胃和不肯熄灭的火的。

Katie那几个简陋的小网页里，没有Prompt，没有Token账单，没有效能指标，只有一个女孩让像素点按自己的心意流动时，那种笨拙而滚烫的快乐。那一刻，她不是被侮辱的，也不是被损害的，她只是一个人，在做一个选择。

像所有新技术都不会只带来愉快的进步一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从来不是来不及进步的人，而是所有在进步的名义下，被迫交出自己的境遇、自己的节奏、自己“单纯为了好玩”的权利的人——无论那是一个人，还是一台被我们反复定义又反复推卸的机器。

可也正因为如此，相似的心情把人们连接起来：Katie和写信的人，和所有在噪音中皱眉的人，和所有还愿意为一只会喵的莫古利熬夜的人。当人们回到自己的境遇里，再次做出当下作为人的选择，那么此刻，侮辱与损害也就停止了。

因为在一切定义都松动的时候，选择，是“人”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证词。

而“我还是想学”，是这个时代最温柔也最坚硬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