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辞任英伟达CEO:33年生涯终结,市值一度跌破4万亿美元
当黄仁勋和公司不再合而为一时会发生什么?
一场仍在发酵的丑闻,让黄仁勋在英伟达的CEO生涯止步于33年。当地时间11月12日,英伟达对外宣布,黄仁勋卸任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即刻生效;公司首席财务官Colette Kress接任临时CEO。
消息一出,英伟达股价随即走低,盘中跌幅一度达到14.3%,市值一度跌破4万亿美元。
连日来,美国国内多家媒体就这起事件持续向黄仁勋发难。《经济学人》刊文称,“黄仁勋必须离开”,并且“他不应该是唯一一个被撤职的人”;《大西洋月刊》则写道,“丑闻远不止黄仁勋一人所为”。这些文章话里话外都在指责黄仁勋出卖美国国家利益,并暗示与其过从甚密的特朗普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媒体如此高调密集的批判,放在当下这个共和党刚刚中期败选的节点,尤其值得玩味。


与媒体一片批评声不同,在黄仁勋最终决定辞职之前,不少科技公司掌门人和风投高管在社交平台上喊话,让英伟达董事会别急着动手。Atreides Management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投资官Gavin Baker给出的方案是“调查结束后由股东投票”,马斯克回了一句“正是如此”;还有人留言说:“你或许会以为,从史蒂夫·乔布斯和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经历中,我们应该已经明白:创始人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取代的……”马斯克接话:“说得没错。”

英伟达内部也有大批人站在黄仁勋这边。11月12日,匿名职场社区Blind公布的一项小范围调查显示,88%的英伟达员工盼他留任,11%希望他自己走人,仅1%想让董事会把他撤掉。凤凰网另有一则报道提到,英伟达内网上“希望黄仁勋留任的投票人数占比超过了97%”。
对利益绑在一起的英伟达员工和全球投资者来说,黄仁勋若离职,情绪偏向悲观并不奇怪——他们担心公司被拖进更大的政治漩涡,也担心这家顶尖科技企业就此失去干了33年的“灵魂”。
外界一直有句话:“黄仁勋就是英伟达,英伟达就是黄仁勋。”技术他懂,商业他也懂,英伟达的家底几乎是他一个人打下的,这才有了公司在科技行业多年不倒的局面。
《英伟达之道》一书把黄仁勋当CEO的各种特质拆开来讲,还举了好几个科技公司新掌门表现平平、把公司带上下坡路的例子,为判断没了黄仁勋的英伟达会怎么走提供了扎实参照。不管你是盯着英伟达的投资者,还是追这起事件进展的普通读者,下面这些内容都值得细看。

本文摘编自《英伟达之道》
科技公司需要技术型CEO
激进投资者卡尔·伊坎提出过一个说法:美国多数企业挑新CEO的过程相当混乱。他管这叫反达尔文主义——跟自然选择那套残酷淘汰正好反过来,后者只让最适应的物种活下来、繁衍下去。
伊坎发现,有本事的高管常常被挤到一边,上位的是更讨人喜欢、能力却差一截的人,根子在公司内部的行为激励。爬到高层的那批人,像大学兄弟会会长:跟董事会处得融洽,对现任CEO也没威胁。他们不是天才,但和气,尤其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能陪你喝一杯。用伊坎的话说,这些人(大多是男性)“不是最聪明的,不是最机灵的,也不是最佳的,但很讨人喜欢,也还算可靠”。
CEO都想在公司待得久一点。所以很明显,他们不愿意带一个更聪明、可能顶掉自己的直接下属,更愿意挑比自己稍弱的人。等CEO真走了,会来事的高管往往因为跟董事会关系好而被提拔,劣币驱逐良币的循环接着转,新CEO又开启一轮差不多的周期。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见过多个有商业背景而非技术背景的高管成为大型科技公司CEO的例子,结果却通常是平庸的,甚至更糟糕。
微软的史蒂夫·鲍尔默是常被提起的例子。他的职业生涯从宝洁公司市场经理起步,后来到斯坦福大学读工商管理硕士,1980年加入微软。他是比尔·盖茨雇的第一位业务经理;运营、销售和企业高管都干过,技术方面却几乎没有实战经验。
他在科技圈的名声不算好。《华尔街日报》前专栏作家沃尔特·莫斯伯格讲过他跟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的一次谈话。莫斯伯格坐下准备采访,乔布斯先问他最近去微软采访的情况,兴致勃勃地打听鲍尔默是不是还牢牢掌控着这家软件巨头?得到肯定答复后,乔布斯顿了顿,振臂高呼:“太好了!”莫斯伯格后来解释,乔布斯对盖茨相当尊重,对鲍尔默却几乎谈不上尊重。
乔布斯没说错。鲍尔默掌舵期间,微软错过了转向移动计算的窗口,还做了一连串糟糕收购,包括aQuantive公司和诺基亚。鲍尔默当CEO的14年里,微软股价跌了30%以上。
苹果公司早前也踩过类似的坑,当时CEO同样是商业背景压过技术背景。1985年,乔布斯被苹果公司董事会挤走,接棒的是百事公司前营销专家约翰·斯卡利。斯卡利开头干得不错,提出用越来越高的价格卖越来越好的电脑。可后来他在科技产品上接连做错决定,比如推出个人数字助理“苹果牛顿”,又在20世纪90年代初给Mac选了PowerPC处理器。技术创新停摆,苹果公司10年后走到了破产边缘。
卖不同版本的Windows系统也好,卖昂贵的PowerBook笔记本电脑也好,鲍尔默和斯卡利比谁都擅长,可技术下一步往哪走,他们看不准。苹果公司甚至没法把操作系统升到现代标准,直到后来收购乔布斯的NeXT,后者的技术成了Mac OS X的基础。
英特尔是另一个例子。鲍勃·斯旺2016年进英特尔当首席财务官,2年后升任CEO。他是财务出身,此前在eBay以及IBM前销售员H. 罗斯·佩罗创办的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做过首席财务官。斯旺掌舵期间,英特尔在更先进的芯片制造工艺和下一代处理器上接连延误,被AMD甩在了后面。问题还不止于此: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执行数十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派发数十亿美元股息上,靠这些把股价撑起来,研发投入的钱因此被抽走。
斯旺在管理和资源分配上的表现同样糟糕。2010年代末,英特尔和英伟达一样在AI上砸了重金,可它没有连贯的战略,几个独立的人工智能芯片项目同时上马,资源和注意力反倒被摊薄了。
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斯旺对英特尔的技术业务不熟。相关知识的欠缺,让他没法就公司该往哪使劲做出明智判断,也说不清谁该真正为这些判断负责。一位英特尔前高管说,他太容易被精彩的演示带跑,哪怕那演示并没有什么现实依据。
2021年,斯旺辞去英特尔CEO一职,接棒的是工程背景亮眼的帕特·格尔辛格。格尔辛格上任后最先做的决定之一,就是叫停股票回购。
CEO数学
英伟达能绕开这类陷阱,靠的是有一位技术型CEO——黄仁勋。“当你遇到黄仁勋,就算市场上还有其他几十家图形公司,你也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想与之合作的人,”英伟达早期投资者之一、至今仍在董事会任职的坦奇·考克斯说,“他之所以出色,是因为他是工程师兼计算机科学家。”
前产品经理阿里·辛纳德记得自己参与开发过一款Wi-Fi产品,这款产品最终没能发布,部分原因就是黄仁勋的极度严谨。
“黄仁勋令人敬畏,”辛纳德说,“你去参加产品会议,但他对产品的了解比你还多。”开会时,黄仁勋明确表示自己了解各种Wi-Fi标准的所有技术细节。这款产品对英伟达的战略并不关键,可他仍然花时间把相关技术和规格摸透了。“他了解一切。在我们参加的每次会议上,他可能都是准备最充分的人。”
英伟达内部有众多主题邮件讨论组,黄仁勋活跃其中,借此跟上趋势、扩展知识。在“深度学习”邮件列表里,工程师们讨论人工智能的最新技术进展,黄仁勋习惯把自己感兴趣的文章转发出去。“你很清楚黄仁勋在想什么。”英伟达前高级研究科学家利奥·塔姆说。
前市场营销高管凯文·克鲁韦尔记得有一次在路上碰到黄仁勋,两人都是去参加2016年12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机器学习和神经科学领域的专家会在这个学术会议上展示最新研究成果。这个会不像计算机图形图像特别兴趣小组年会或游戏开发者大会那样为公众熟知——可以说,它更专业、更硬核。
克鲁韦尔知道会议并没安排黄仁勋发言,就问他来干什么。黄仁勋回答:“我是来学习的。”
这位CEO没有派别人代为出席、代为记笔记,而是自己到场了解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他想深入参与这个领域,便参加各种会议,跟演讲者、学生和教授交谈。后来,他开始聘用许多在会议上认识的人。
在黄仁勋看来,如果对技术没有足够深入的理解,自己就难以真正把职责履行好。他曾多次表达过这层意思。“我们必须理解技术的基本原理,这样你才能直观地了解行业将如何变化,”他说,“我们的推断能力和前瞻性非常重要,因为技术日新月异,但我们仍然需要几年时间来打造一个优秀的解决方案。”哪些项目值得支持、大概要做多久、资源怎么分配才能换来最好的长期回报——这些判断都离不开各领域的专业知识。
不过,钻得太深也有坏处:可能让决策陷入瘫痪。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及时拍板,哪怕决策不够精确。黄仁勋很早就在一门工程课程里学到了这一点,这门课由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唐纳德·阿莫特教授负责教学。阿莫特上课时总是用整数。
“我讨厌这样,”黄仁勋说,“我们使用指数和现实世界中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的数字。”可过于精确会让阿莫特变慢,所以他拒绝这种精确;例如,他会把0.68四舍五入成0.7。他教学生不要忽视大局。“这曾经让我抓狂,但多年来我学会了,虚假的精确毫无意义。”
黄仁勋把整数法则也用到了英伟达的运营里。员工半开玩笑半亲切地管它叫“CEO数学”。这让他能做大局上的战略思考,而不被细节缠住。一个新市场有多大、能给英伟达带来多少利润潜力,他能很快判断出来,然后把更多精力放在分析竞争格局、制定进入策略这类更复杂也更依赖直觉的任务上。正如坦奇·考克斯所指出的,“用电子表格获得任何你想看到的东西很容易,但黄仁勋能熟练使用‘CEO数学’对他自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长”。
黄仁勋对待数学的方式——直接、简洁、面向大局——同样体现在他跟英伟达员工的日常沟通里。英伟达的一切都在他的职责范围内,所以他必须高效地把信息传出去。按杰夫·费希尔的说法,“他的电子邮件简短而优美。有时甚至太短了”。
“他的电子邮件就像俳句一样。”布赖恩·卡坦扎罗对此表示认同。
这个比喻恰如其分。这种三行诗体常常难以理解,或者模棱两可——新员工要适应黄仁勋邮件的简洁,是个挑战。即便是资深员工,也经常花上数小时讨论他某封邮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内部商量不出结果时,他们就去找黄仁勋问清楚。
某种程度而言,这正是黄仁勋想要的效果。英伟达大多数高层领导者认为,黄仁勋希望员工能对他的指示做出正确判断。他并不想控制每一个决策;事实上,规定得过分详细,可能会扼杀他想培养的独立性和行动倾向。他要的是确保员工已经尽职尽责,把所有可能的影响都考虑过了。卡坦扎罗强调,黄仁勋的做法不只是他的个人喜好。
“大家都很忙,”卡坦扎罗说,“邮箱里的信多到根本看不完。我们想说的核心一点是,你得体谅向你汇报的人。别一股脑把所有东西丢过去,要换一种能勾起对方兴趣的方式交给他,他要是想了解更细的内容,自己会来问。黄仁勋正试着帮我们把公司运转得更高效,也让彼此的时间花得更谨慎。想在大机构里做出点影响,就别耽误别人的时间。”
你必须让自己对工作着迷
黄仁勋的工程背景,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近乎无穷的工作精力。在他眼里,做生意时职业态度比聪明更要紧。“你有多聪明并不重要,因为总会有人比你更加聪明。”他说。加上世界是通的,“你的竞争对手不会睡觉”。
他自己也没松过劲。当CEO这30年里,他的战略判断、对图形学和加速计算的领会、带队伍的本事都在长进,唯独不变的是肯花长时间、肯下最大功夫。
一位运营高管说,英伟达算不上7×24的公司,更像是8×25。“我不是开玩笑。我凌晨4:30起床,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10:00,”她说,“这是我的选择。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也有产品经理提到,不少员工吃不消这种磨法,干几年就走了。这位产品经理自己习惯9:00前进办公室,晚上7:00前很少走。到家后,每晚10:00~11:30他都挂在线上,好跟全球的伙伴说上话。“周末时,如果你不能在2个小时内回复电子邮件,那就必须告诉团队你无法回复的原因。”他说。回头翻翻这一年的日程,他发现将近一半的周末不是在外出差,就是在办公室加班。
这种近乎极端的工作风气,根子就在黄仁勋自己身上——他投入得彻底,谁不够尽力,他都不放在心上。“说实话,我没见过哪个成功人士对工作是这样的态度:‘这不过是份工作。我上午8点干到下午5点,然后就回家,5:01起就跟我没关系了。’”黄仁勋说过,“我也从没听说有谁靠这种状态还能取得大成就。你得让自己迷上工作。”
难得休假的时候,员工反倒更紧张。因为他多半坐在酒店里写更多邮件,派下来的活儿比平时还多。早年迈克尔·哈拉和丹·维沃利就想管管这事。他们打电话给黄仁勋:“伙计,你在做什么?你在度假!”
黄仁勋回答:“我正坐在阳台上,看着我的孩子在沙滩上玩耍,同时写电子邮件。”
“出去和你的孩子一起玩吧!”下属不肯让步。
“不,不,不,”黄仁勋不答应,“这正是我可以完成大量工作的时候。”
他说自己看电影从来记不住情节,因为脑子里一直在转工作。“我每天都在工作。我没有一天不工作。如果我不在工作,我就在想着工作,”黄仁勋说,“对我来说,工作就是放松。”
对工作量不如自己的人,黄仁勋没什么同情心;他也不觉得为英伟达全心投入让自己错过了生活里的什么。2024年《60分钟》采访他,问起有员工说他是个完美主义者、给他干活要求高又不容易,他没反驳,直接认了。
“本该如此。如果你想做非凡的事情,那就不会轻松。”
我做商业报道这些年,当过顾问、分析师,也做过商业作者,从没见过黄仁勋这样的人。图形学里他是开路者,残酷的科技市场里他活了下来。他当CEO已超过30年——到本书写作时,他是标准普尔500指数中在职时间第四长的CEO,排在前面的只有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沃伦·巴菲特、黑石集团的苏世民和再生元的伦纳德·施莱费尔。放在科技行业,他在英伟达的任期比杰夫·贝佐斯在亚马逊的27年、比尔·盖茨在微软的25年、史蒂夫·乔布斯在苹果第二任期的14年都长,而这几位都已不坐CEO的位置。拉里·埃里森在科技领域留下的纪录,正被他一步步逼近。埃里森是甲骨文的联合创始人,在甲骨文当CEO长达37年,2014年后又转回首席技术官的岗位。
把黄仁勋和几乎所有对手区分开的那个东西,好懂,却难学。他打破了以往对高管角色的划分——要么是懂技术但商业上还嫩着的CEO、创始人,要么是有商业头脑却缺技术专长的经营者。黄仁勋证明了一个人能同时挑这两副担子。在技术门槛极高的半导体行业,这种双重身份说不定正是成功的关键。也正因为这样,他跟英伟达几乎是共生的。很多方面,他就是英伟达,英伟达就是他。这家公司已经长成有数万名员工、数十亿美元收入的跨国企业。
当然,现实也摆出一个问题:黄仁勋和公司不再合而为一的那天,会怎样?答案也许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但这一天迟早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