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机接口走向日常:从瘫痪患者操控机械臂到普通人用得起吗?
如果有一天,你只要想一想,就能让机械臂递来一杯水,或让屏幕自己打出一行字,你会觉得这是科幻吗?这正是脑机接口正在尝试的事。通俗地讲,它就像是在大脑和机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大脑活动时会产生微弱信号,设备把这些信号读出来,再“翻译”成机器能懂的命令。于是,人不用动手、不用开口,也能操控外部设备。这项技术...
设想一下:脑子里动个念头,机械臂就把水递到手边,或者屏幕上自己蹦出一行字——这算科幻吗?
脑机接口干的就是这件事。说得直白些,它相当于在大脑与机器之间架一座桥。大脑运转时会发出微弱信号,设备负责把这些信号采集下来,再“翻译”成机器听得懂的指令。这样一来,人既不用动手,也不必开口,就能操纵外部设备。
不过这项技术并不是近些年才冒出来的。从实验室里那些笨重的装置,到如今越做越小的芯片和头盔,它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演进历程。
眼下,部分瘫痪患者靠它控制机械臂,失语者借助屏幕把想说的话表达出来,它也在往更日常的人机交互方向走。可越贴近现实,麻烦就越多:人的念头会不会被机器“读走”?普通人又能不能买得起这些设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推出的新书《未来产业》里,专门用一章讲脑机接口当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本书由林毅夫领衔,高校智库专家+
《未来产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著
王贤青 主编
本文摘编自《未来产业》,有删节
脑机接口的原理、产业探索与伦理挑战,是眼下被反复讨论的一组话题。
中国人形容意想不到、匪夷所思的事,常说一句“脑洞大开”。脑机接口这东西,光听名字就让人想到真的在脑袋上开个洞。学术圈、技术圈、产业界和政策层面,都在盯着它。跟大模型、具身智能比起来,脑机接口碰的是生命本体,尤其是最核心、最复杂、也最难修好的大脑。马斯克旗下那家做脑机接口的公司,就是杭州“六小龙”之一。
中外产业这么热闹,政策也没闲着。2025年8月,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相关文件。

脑机接口不是从马斯克的“疯狂”才开始的,学界和业界早就动过手。它的英文叫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人脑活动时会产生微弱的脑电信号。现代技术用各种传感设备把这些信号抓下来,再拿大模型之类的算法对杂乱的原始数据降噪、提取特征,最后完成比较准确的解码,转成机器能认的指令,大脑的意识就能操控外部设备了。光这样还不够,外部设备得把反馈信息重新编码、传回大脑,也就是变成大脑读得懂、解得对的信号(语言)。这样,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才形成直接、实时、双向、持续的闭环交互。有些设备甚至能长期植入大脑,做到人机一体。

脑机接口分几种类型。
从最早的学术探索算起,脑机接口走到今天已经一百年。1924年,人类第一次检测到脑电信号,后来捕捉、解码脑电信号乃至实现脑机接口,都建立在这上面。不过早期不管是脑科学研究,还是拿来捕捉和运算的设备,都相当落后。1946年人类才造出第一台计算机,那台机器电子管很少,占地很大,算起来时间长,性能也低。再往后,医学、脑科学、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一步步发展,“脑”和“机”接上了,听觉、视觉、运动等障碍修复,以及运动功能增强、注意力提升这些领域,陆续有了应用场景。当然,每种接口技术用在人身上之前,都要先做动物实验,看有效性和副作用。
20世纪70年代,脑机接口技术出现第一次浪潮,“脑机接口”这个概念也是那时正式提出的。
面向运动功能修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团队在20世纪70年代就做过尝试:控制初级运动皮层中单个神经元的放电频率,让猕猴的上肢运动得到改善。如今大量脑机接口仍落在假肢、机械灵巧手这类用途上,帮人改善运动障碍。
听觉神经方面,
视觉修复的进展要慢一些。原因在于视觉的信息抓取与传递量极大,外周感觉器官(视网膜)和中枢视觉系统在功能上也比听力和运动神经更复杂。不过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师威廉·多贝尔(William Dobelle)1978年就为一位盲人在视觉皮层植入了68个电极的阵列,并成功制造了

脑机接口能走到全球聚光灯下,马斯克功不可没,尤其是他的
Neuralink
在美国,和马斯克的
美国不只有侵入式一条路,非侵入式同样有人做。2016年成立的
中国的

脑科学、医疗技术、人工智能眼下都在快速推进,脑机接口像一架不断靠近起飞通道的飞机,前景诱人。光是把残障人士拉回正常生活,就是不小的市场:中国有数千万残障人士,全球还有1000万阿尔茨海默病、孤独症、失眠等脑疾患者。据
经济学有个最基本的逻辑:资源稀缺,资源配置才成了大学问。政府“看得见的手”也好,市场“看不见的手”也好,配置资源都绕不开知识、技术和价值取向。自古以来,管理层最核心的垄断就是教育。中国的教育平权程度远高于西方。大模型、具身智能、脑机接口最根本的革命性,在于信息、知识的海量化。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国与国的竞争优势不再高度依赖人口。擅学擅用的人能掌握和调用的信息、知识等资源将不再稀缺,重新组合与定价的空间很大。一个好的智能体团队,可能抵得上成千上万名员工。
前景广阔,但道路并不平坦。
脑电信号采集是眼下脑机接口相对集中的一个环节,而这一环上没解决的问题还有不少。举例来说,神经中枢发出的信号本身就极其微弱,
另一头,人类对大脑的了解仍停留在很粗浅的阶段,大脑放出的信号又过于复杂。老师在讲课时,头脑里装着本节课的主题,眼睛扫视着台下学生的反应,手上还在板书,耳朵同时留意窗外有没有杂音,心里甚至已经盘算下课后去哪儿吃饭。这些信号往往一起涌出、彼此交织,要把它们准确分开相当困难,采集过程中也容易顾了这一头丢了那一头。
眼下脑机接口领域确实出现了一些成功案例,不过集中在重症患者的康复以及非侵入式的脑力增强上。就在这些数量有限的成功案例里,后遗症发生率偏高等风险同样存在。
即便有大数据的支撑和人工智能的助力,脑机接口的研发 still 要面对几个躲不开的坎儿。
头一个是读脑和读心的关系。当前脑机接口所做的数据分析,来源都是大脑,可读脑能不能等同于读心?这已经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牵扯到哲学层面。
第二个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退一步说,就算读脑和读心可以画等号,人脑拥有86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呈树状结构,还能与其他神经元建立8000个连接。面对这样复杂的构造,眼下想读取全脑信号并无可能,而局部脑区信号的采集
第三个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现阶段动物实验的数据,加上极少数重症患者的数据,能有多少一般性、多少普适意义?脑部已接近死亡的患者,哪怕只有一点改善也算奇迹;可对脑部健康的人而言,植入芯片会不会干扰大脑发育和人的全面发展,会不会强化了某一项功能,反而把真正的天分抹掉了?

技术层面的难题之外,伦理方面的质疑和争议同样存在。
其一是改善、增强与创伤三者的关系。脑机接口可以改善患者病情,也能提升大脑的注意力或某项功能,但手术创伤往往随之而来,侵入式手术尤其需要开颅。不少成功的手术案例,效果只是让患者从卧床变成能自主行走,整体寿命未必因此延长。
其二是未知性偏高。换关节、阑尾切除这类手术与它不同,脑机接口的患者大多本身没有自理能力,决定常由家属代为做出,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患者自己对手术结果并不清楚,更棘手的是,医生对手术后果同样未知或所知甚少,从基础理论到成功案例都少得可怜。
其三是分化与公平。脑机接口技术一旦成熟,有钱人会有更多资源去增强脑力、加快学习速度、延长寿命,而政府很难拿出足够财力为每个公民配置设备或安排手术,这是否会加重社会不公?

复杂经济学
脑机接口被看作未来产业的一条主赛道。它让人的智能与机器的智能直接互通,这种互动方式眼下最为直接。对失聪、失明以及肢体严重残疾的患者来说,它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放到更远处看,它也可能为人类走向星辰大海打开一条新通道。人类对自己大脑的开发和利用,目前还远没有到头。
不过,发展节奏不能被资本牵着走。企业家心里盘算的商业版图,未必就是公众真正想要的东西。鼓励脑机接口往前走的同时,国家治理和社会人伦方面的约束也得跟上。周程、杨承君等人在北大国发院的相关演讲中表达了这样的判断。说到底,一辆车光有发动机和油门不够,还得装上刹车和安全气囊。
本文根据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创新战略专委会主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周程(2024年)以及强脑科技副总裁杨承君(2026年)在北大国发院的演讲,由王贤青整理;整理过程中还参考了《北大名师开讲:信息科技如何改变世界》一书,该书由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陆俊林主编,北大计算机学院博士后陈沫和北大附中信息竞赛主教练肖然担任副主编,另外也参阅了有关报告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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