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元一条差评、50元再删掉：小店被灰色评价链拖垮

几家小店，几条差评，就可能撑不下去。

2026年10月，四川宜宾炸串摊主胡女士因顾客在多平台发布“避雷”差评后轻生。同月，车评人韩路说自己的烤串新店试营业前，各平台已经冒出多条“已经吃过了”的差评。对靠线上平台吃饭的小店来说，评分和流量绑得很紧，几条差评就可能直接砸到生意上，变成“致命”伤害。差评的来源也不只是普通消费者：有职业差评人，有“白嫖党”，还有人专门拿差评搞敲诈勒索。

界面新闻调查发现，围绕差评和好评，存在一条明码标价的灰色产业链：上游是有需求的委托方，中游是中介和服务商，下游是“刷手”（刷单者）和职业差评人，最后通过平台评价体系显现出来。链条上每一环，都可能踩到违法红线。

差评压过来，店只能关

天津的李越和爱人经营一家手作店，饮品“现熬现煮”。几年下来，靠口碑攒了一批老客户。2026年8月，附近几家公司搬走，李越把店挪到了市区。新店生意红火，“12天就在大众点评干到了所属区域的第一。”李越告诉界面新闻，多的时候一天卖出大几十单，“日营业额小2000元。”店铺在美团和大众点评的分数高达4.9。

可只过了一个月，形势就翻了个面。李越回忆，有天有人进店消费，一进来就“各种拍照”。一小时后，他在大众点评上看到一条差评。“说口味、包装不行，各种不行都说到极致，完全是捏造事实。”

第二天，李越的店又收到多条差评。他说，从那以后，“少的话三、四单差评，多的时候八、九单”。轰炸式差评持续了大约3天，李越一共收到三四十条。他注意到这些差评有共性：用户全是匿名，收货地址有网吧、学校、大厦，没有具体门牌号。李越曾拜托常来取餐的骑手留意收餐人，对方反馈，“送你们家餐这几天，连人都见不着。”

差评风波过后，李越的生意断崖式下跌，“每天营业额三五十块。”新店前期差评攒得太多，“店就等于死掉了。”李越清楚，他的店铺不会再有推送和曝光。10月10日，他忍痛关店，“里里外外赔了小20万。”

李越店铺收到的差评截图（左），和平台“异常评价防护”截图（右）。（图源受访者）

同样因为差评关店的，还有在南京开快餐店的傅洋。如今回头看，傅洋觉得身边藏着职业差评群体。有一条差评说饭里吃出了头发。“店里没有人染发，对方照片里却是一根黄头发”。傅洋说。她按地址信息查，发现差评者大多是附近大学的学生。有人跟她透露，学生会私下议论哪家老板“好说话”“可以全额退款”。她这才明白自己碰上了“白嫖党”。

职业差评团队藏得深

这些差评背后，有一部分是职业差评团队。界面新闻以餐饮店主的名义咨询一位自称在北京的“差评师”，对方说某平台刷差评20元/条，10条起。他还表示，想把对方“打降”（指评分和搜索排名降低），不同体量的店铺对应不同的刷单量。对一两百条评论的店铺，30条左右差评，商家“天就塌了”。有几千条评论的店铺，刷100条左右差评能产生明显影响。几万条评论的店铺，要300至400条差评才可能把优化排名“打掉”，但周期长，得半个月左右。对方还说，“外卖店搜索排名沉下去，基本就结束了”。

说到出评率，这位差评师称他们用的是高质量账号，能做到100%出评。他还提到，现在这行“太乱了”，“你给我20元做一单，（被差评的）店铺再给50元删掉。”

某平台“专业差评”账号截图。（图源网络）

界面新闻多日采访发现，还有一群刷单者藏得更深。他们自称有团队或公司，但大多说做的是“好评”或“消除差评”业务。追问多轮，部分商家才松口说“可以提供中评服务”，或者给出替代方案。商家A告诉界面新闻，收费是公众号和抖音1.5元/条，大众点评2元/人，“都是真人在做评论”。对方先说“差评安排不了”，被追问能不能做“中评”时又改口，“评价内容没有恶意就能做”。

商家B也表示不做差评业务，但被问到能不能给自己店铺做1星差评时，他说“只（要）是不给别家评价，任何要求（都）可以”，也不需要顾客提供营业执照等证明。批量差评多了，就催生了对“消除差评”的需求，又衍生出另一门灰色生意。

在商家吐槽“遭遇恶意差评”的热帖下面，常能刷到来自不同IP账号的留言，内容多是“删差评”“消除差评”之类。界面新闻以商家身份私信其中一位，对方要求提供差评截图和后台账户，登录商家账号后由他在后台代为申诉，还说“我们申诉，平台通过率会高一些”。他同时表示可以先删后付，一条250元。

这类团队几乎活跃在每家店铺周围。不止一位商家提到，开业初期就会接到陌生电话，对方张口就是“给店铺做优化、推流”，也有人直接问要不要刷好评、删差评。傅洋就跟这类人合作过。最风光的时候，她某些平台的店铺星级一度稳在4.9，在同区域同类型快餐店里排第一。

正常差评与“职业差评”

碰上恶意差评，向平台申诉几乎是商家唯一的出路。张浩说，这类差评如果没有真实消费记录，90%都能申诉掉，“但有消费记录的基本上不会申诉成功。”

那正常差评和“职业差评”怎么分？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喻皓告诉界面新闻，正常差评是消费者根据真实体验给出的评价，措辞再激烈，也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经营评价自由。“职业差评”的核心特征则是评价脱离真实消费体验，沦为牟利、要挟或打击对手的工具。他判断两者的区别，主要看有无真实交易、内容是否基本属实、背后有没有牟利或要挟动机，以及是否组织化、批量地针对同一对象操作。

职业刷差评会踩到哪些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喻皓分了几层来讲。民事上，捏造虚假评价损害商家商誉，构成名誉侵权；经营者之间互刷差评，还可能落入反不正当竞争法里的商业诋毁。行政上，市场监管部门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对刷单炒信、编造用户评价作出处罚；拿差评要挟索财的，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刑事上，以差评要挟索要财物，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组织化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并造成重大损失的，可能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刷量链条规模大、以之为业的，还可能触及非法经营。

“宜宾炸串摊主这类极端后果出现后，不排除此后对于此类恶性事件采用更强硬手段治理的可能。”他补充。

刷单群截图（左）和“刷手”给客户发送的信息截图（右），他们均用暗语交流。（图源受访者）

刷单还普遍牵扯公民个人信息问题。北京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杜明怀向界面新闻介绍，总体看，刷单行为几乎都可能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因为刷手得拿别人的信息去刷单。“这其中既有主动把身份提供给他的人（涉及到帮信），也有通过黑灰产获取的信息（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职业差评”这条链上，各角色的责任怎么分？喻皓说，委托商家、中介、刷手、服务商一般构成共同侵权，对被侵权商家承担连带责任，内部再按过错程度和获利比例分担。别以为“只是花钱雇人、自己没动手”，或者“只是接单发条评论”就能免责。

喻皓提到，不管差评还是好评，刷单都是虚构交易、虚构评价，破坏的是评价体系的真实性。不过杜明怀表示，站在刷单人角度，刷差评和刷好评的法律风险并不完全对称，刷差评的违法风险明显高于刷好评。

维权困境与改进机制

商家真去维权，其实并不容易。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电商平台产业工作室主任何麒向界面新闻坦言，司法实务中给恶意差评定罪难度不小。商家自行报案，这类案子更容易被公安认定为民事纠纷，很少按刑事案件处理；委托律师做刑事控告，费用和沟通成本也高。走行政途径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按不正当竞争查处，推动成本同样不低。民事途径则是起诉名誉权侵权，可名誉权案件判赔普遍偏低。

民事维权卡在三处。一是因果关系，销量受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很难证明下滑就是差评造成的。二是评价边界，消费者享有评价权，到什么程度算侵权仍比较模糊。三是举证，要证明“恶意”，得靠IP地址、账号、手机号之间的关联，这些数据都在平台手里，又涉及用户隐私，只有经法院准许才能调取，调到的也未必是真实发布人。

何麒还提到，律师和法官在民事层面都没有执法权，即便律师与商家配合得再紧密，也只能证实一部分事实；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则不同，他们能查封设备，把多开IP、群控手机号的痕迹固定下来，只要他们介入，认定恶意差评就会顺利许多。说到底，难点在于怎样让案件进入行政和刑事程序。

平台对“职业差评”有没有识别和处置义务？喻皓认为，平台并不承担对每条评价作实质裁判、担保其真假的义务。但在“避风港”框架下，平台负有有限责任。何麟也提到，AI时代平台越做越大，已有能力识别异常IP、异常手机号和异常评价，也应承担更多公共职能。

喻皓给出的推进路径是：商家碰上职业差评，先走平台内申诉，把账号异常、评价时间集中、内容雷同、要挟聊天记录这些初步证据交上去，要求平台下架异常评价；接着尽快用公证或时间戳把证据固定住，同时留存经营数据下滑的对照材料；别去跟单个刷手纠缠，可以起诉并申请法院调查令，调取平台后台的实名信息、设备信息和资金流水，把幕后委托商家和中介一起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差评是用来要挟要钱的，直接按敲诈勒索报案；组织化刷差评造成重大损失的，则可按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