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岛昭福田敏男接连全职来华:日本科学家为何成批落户中国高校
藤岛昭、上田多门这样的学者,都面临着在日本缺少经费支撑研究的困境,中国能给的是让研究继续下去的条件,这才是“为钱弃日”这种说法背后被忽略的部分。 回过头看标题里的那个问题,大批日本科学家奔赴中国,表面上看是…
跨国流动放在今天的科研格局里,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事。
技术难题哪个国家都有啃不动的部分,顶尖人才在国与国之间来回走,本来就是解决这类难题的常见路子,各国对此多数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真正让外界议论起来的,是最近几年一个越发清楚的事实:一批在日本名声很响的科学家,接连跑到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全职上班,里头还有被日本当成“国宝”的人物。
舆论场上流传的说法是这些人“为钱弃日”。可一个个案例摆开来看,事情远没这么简单。
藤岛昭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他是东京理科大学原校长,也是日本学界公认的国宝级科学家。2021年8月,他带着团队整体加盟上海理工大学,开始在中国全职工作。
消息传回日本,学术界的反应用“地震”来形容都不算夸张,不少日本媒体干脆把它当成本国人才流失的标志性事件来讨论。
藤岛昭有“光催化之父”的称号。1972年,他和导师本多健一一起发表了二氧化钛光催化分解水的研究成果。
光催化听着离日子很远,其实我们早就用上了。市面上能自清洁的玻璃,还有抗菌防污的建材和日用品,背后都有这项技术。
更少见的是他跟中国的交情。
过去四十年,藤岛昭带过38名中国留学生。江雷、刘忠范、姚建年三人后来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在学术圈里一直被人津津乐道。
藤岛昭到了上海以后,上海理工大学专门给他组建了新学院,还配套建了光电材料与光催化方向的国际性研究院,资金规模预计有数亿元。
另一个绕不开的人是“微纳机器人之父”福田敏男。
他在日本名古屋大学待了很多年,微纳机器人领域几十年的研究积累都在身上。可经费卡着,很多设想迟迟落不了地。
2013年他加盟北京理工大学,后来成了首位全职在中国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微纳机器人是各个科技强国都在抢的前沿方向。福田敏男一来,中国在这一领域很快就挤进了前列。
眼下在福田敏男的参与下,中国科研团队正把这种科幻里的场景一点点往现实里推,已经用微纳机器人技术做出了极小的人工血管,将来用人造器官替掉衰竭器官,又多了一种可能。
顺着这条路走,微纳机器人进到人体里做完手术再排出来,未必只是银幕上的想象。
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延揽到一位日本人工智能领域的知名专家;粤港澳大湾区另一头的深圳大学,则把日本工程院院士、曾担任日本土木学会副会长的上田多门招至麾下。
这么多重量级学者一个接一个落户中国高校,日本媒体坐不住了,人才流动的事也引出了对日本科研环境的讨论。
难怪有日本网民情绪激动,骂这些科学家“背叛国家”。这样的指责其实大可不必。
日本经费紧张,背后还有更深的原因。
日本的老龄化程度排在世界前列,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接近三成,社会保障支出一年比一年多,财政能匀给基础科研的余地越来越窄。
不少退休的资深学者,光靠养老金在东京过日子都吃力,更别说自己掏钱接着做实验。
对把一辈子都投进研究里的人来说,收入的落差倒还在其次,真正难熬的是课题做到一半只能撂下。
日本TBS电视台2021年有一篇报道,标题问得很直接:科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往中国走,“人才流失”这个说法已经盖不住眼下的局面。文章把原因指向日本在科研经费分配上的吝啬。
日本政府这边也有难处。经济多年起不来,财政吃紧,钱只好往少数见效快、竞争力强的方向上砸,客观效果就是鼓励研究人员挑周期短、出成果快的题目做。
至于那些短期内看不见回报的基础研究,经费常被压缩,有些项目直接被砍。
所以这些日本科学家谈不上不爱国,也不全是奔着钱去的,他们真正割舍不下的是研究本身。
藤岛昭、上田多门这类学者,在日本都碰到同一个问题:没有经费把研究撑下去。中国给出的,是让课题接着做的条件。所谓“为钱弃日”,被忽略的正是这一层。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经验里,有一条很朴素的共识:别的可以紧,科研不能紧。
对顶级科学家,中国高校的投入是实打实的。藤岛昭在上海有了自己的新学院和国际研究院;深圳引进上田多门时提前布局,人还没到,研究室已经盖好,先进设备也买齐了。
其中一台仪器能对材料表面做三维测定,采购价约800万日元,北海道大学一直没舍得买。
跟薪酬相比,这种不打折扣的科研保障,对一辈子泡在实验室里的学者更有吸引力。
这些专家到中国来,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成果。他们在各自领域干了几十年,攒下大量论文里学不到的技术经验和研究方法,靠带团队、带学生,把这些东西传给国内年轻科研人员。这种“传帮带”的价值,往往比一两项成果更长久。
外籍院士在中国两院中的占比近些年明显上升,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科研平台的吸引力在增强,其中工程院外籍院士里来自美国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被吸引来的不只日本学者。美国杜克大学原教授戴维·布雷迪长期做计算成像技术,目标是造出像素达到十亿级别的超级相机,这项技术在军事侦察和安防上的潜力不用多说。
美国军方起初有兴趣,也拨过经费,后来撤回了支持。
布雷迪随后带着团队把这项技术搬到中国江苏昆山做产业化,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研制出十亿像素级相机,相关技术后来用到了城市安防、天文观测和微观成像等领域。
还有一个信号值得看:中国自身的人才流向正在变。
中国长期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上世纪90年代,留学人员回国的比例一度很低,“国外的月亮更圆”是不少人的普遍看法。
如今局面已经明显不同。
教育部给出的数字是:2016年至2019年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共251.8万人,同期学成回国的有201.3万人。两相比较,回国规模大约相当于出国规模的八成。不过,这并非同一批人最终的回国比例。
2020年回国求职的留学人员数量更是大幅增长,部分就业机构估计求职规模达到80万。
这些海归最终去了哪儿,同样耐人寻味。
益普索《2020海外留学趋势报告》给出的调查样本里,将近一半人进了体制内:约21%落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约25%在国有企业任职,还有不少人站上了中学讲台。
再回到标题提出的那个问题。成批日本科学家来到中国,钱的说法只是表层;他们真正看重的,是能让自己把研究继续做下去的平台,是毕生积累的成果有机会真正落地,也是同过去的学生一道向科学高峰发起冲击的心愿。
科学的推进,本来就离不开人才流动,美国当年的崛起便是例子。如今日本和欧美的科学家来到中国,海外学子也一批批回来,这种变化值得我们抱有信心,但远没到可以自满的地步。
说到底,能留住人的从来不只是待遇,还有长期稳定的科研投入、宽松务实的学术环境,以及对基础研究足够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