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33年前创办英伟达,他说绝不愿再来一次
未料今日局面,半年前他曾称回到过去不愿创立英伟达。
33年前,30岁的黄仁勋和两位搭档一起创立了英伟达。33年后,他离开这家自己一手带大的公司,可离任才几天,硅谷就传出了盼他回去的声音。
11月12日,英伟达对外宣布,黄仁勋辞去CEO、总裁以及董事职务。之后,一份支持他回归的在线请愿书拿到超过17万个签名,马斯克等科技圈人士也公开表态支持。据《金融时报》11月15日报道,黄仁勋已经和身边亲信谈过重回英伟达CEO岗位的可能,部分硅谷高管也在谋划向董事会施压。
可就在半年前,有人问黄仁勋:假如能回到30岁,还会不会创办英伟达?他答得很干脆:“绝对不会。”
这个回答出自今年4月他接受《How I Built This》主持人Guy Raz的采访。节目最早在5月以音频形式上线,11月12日——也就是黄仁勋宣布离职当天——这场87分钟的访谈又以视频形式重新推出。Guy Raz在新加的引言里说,对话内容没有涉及黄仁勋近期的风波,但希望外界借此看到一个更完整的黄仁勋。
访谈中,黄仁勋讲起英伟达差点关门的日子:第一代芯片选错了技术方向,做砸了,他只能飞到日本,当面向世嘉承认合同履行不了,请对方把剩下的500万美元合同款改成投资;为了押注CUDA,公司连着多年砸进巨额资金,却始终看不到明确的商业回报。他也提到那些补不回来的家庭时刻,以及自己为什么几乎用尽一生去忘掉昨天发生的事。
如今黄仁勋突然离职,这段旧访谈被读出了新的意味。一个人把33年投进英伟达,还直言绝不想再经历一次创业,现在却站在了要不要回去的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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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创办英伟达,他没想过创业会失败
1993年,黄仁勋决定离开LSI Logic,和Chris Malachowsky、Curtis Priem一起创办英伟达。那年他快满30岁,已经成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手上还有一份收入不错、前景稳定的工作。
创业之前,他的职业道路看上去挺顺。从俄勒冈州立大学毕业后,他先进了AMD,后来又到LSI Logic——这家公司主要帮计算机制造商设计和生产定制芯片,客户包括Sun Microsystems、Silicon Graphics等硅谷企业。跟这些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不少优秀的计算机架构师,也慢慢意识到,技术领先不一定能换来商业成功,战略怎么选同样关键。后来他把这段职业经历称作一连串的好运。
最早动创业念头的是他在Sun Microsystems认识的Chris和Curtis。两人想做专门跑电脑游戏的图形芯片,没得到公司支持,干脆自己出来干,并邀请黄仁勋来经营这家新公司。一开始黄仁勋并没打算离开LSI Logic,可Chris和Curtis一直没放弃游说他。三个人反复聊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市场机会,黄仁勋也渐渐被这个想法吸引。
他们真正看好的,是个人电脑革命。
当时《侏罗纪公园》里的计算机图形效果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但生成那些画面得靠价格高昂的专业计算机。黄仁勋回忆,做类似图像用的机器可能要100万美元,而他们想做的,是让普通消费者花几百美元就能得到差不多的3D图形处理能力。只要能把这种技术塞进个人电脑架构,就可能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市场。
这个机会并不是只有他们看到了。主持人在访谈中提到,当时大约有60家公司在尝试类似的事情。黄仁勋有稳定的工作,有孩子要养,面前又是竞争激烈的市场,但这些似乎都没让他犹豫太久。
主持人问他,当时担不担心创业失败。
“没有。”黄仁勋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又笑着承认:“其实我当时应该考虑一下的。”
在黄仁勋的回忆里,那时的英伟达在他脑海中已经非常清晰。一个想法被反复琢磨、想象,甚至让人着迷之后,会慢慢变得像现实一样真实。他相信自己能和两位合伙人做出一家成功的公司,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失败以后再找份工作。
“创业会失败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在我脑海里出现过,哪怕一次都没有。”后来他才明白,这个当初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决定,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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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芯片几乎全被退回,英伟达曾走到倒闭边缘
英伟达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跟头,出在团队最初选的技术方案上。
第一款芯片NV1,差点把这家刚起步的公司拖垮。为了把昂贵的专业3D图形处理能力带进消费市场,英伟达重新设计了一套图形处理算法。研发做了两年多,NV1终于上市,起初卖出约25万块芯片。结果这些产品后来几乎全被退了回来。
黄仁勋后来承认,他们一开始就选错了技术路线。NV1用的是正向纹理映射(Forward Texture Mapping),而当时逐渐成为主流的是逆向纹理映射(Inverse Texture Mapping)。也就是说,NV1本身能把图形处理做完,却很难兼容行业正在形成的主流软件接口。随着微软准备在Windows 95中推出DirectX,英伟达发现自家产品跟这套新的图形API不兼容,而竞争对手正沿着另一条路线做产品。
黄仁勋后来提起这段经历时说,那25万块是卖出去过,可算法根本跑不通,结果又被客户一块不剩地退了回来。在他看来,这已经算不上一般意义上的产品失败,而是一场技术层面的灾难。
麻烦在于,英伟达已经在这套架构上投了两年半,后面的NV2、NV3也建在同样的技术基础上。公司此前还跟日本游戏厂商世嘉签了一份价值约1200万美元的合同,计划为其游戏主机供应图形芯片。合同继续履行下去,英伟达至少能撑一段时间,但也意味着还要在已经发现问题的技术架构上再投大约两年。到那时,市场上的数十家竞争对手可能早已跑得很远。
公司内部为这份合同吵开了。一派想接着履约,先让公司活下去;另一派认为明知技术方向错了,就该马上停。黄仁勋站到了后一种意见那边。他飞到日本,当面向世嘉负责人说明,英伟达原先承诺的技术方案已经不适合世嘉,建议对方另找合作方。
可放弃合同,等于丢掉一笔维持运营的钱。没了这笔资金,公司可能撑不了多久。所以向世嘉讲清情况之后,黄仁勋又提了一个请求:把合同剩余的大约 500 万美元改成对英伟达的投资,给公司留出调整技术方向的空间。
世嘉负责人对此并不放心。英伟达当时面对数十家竞争对手,已经决定放弃投入两年多的技术架构,新商业计划却还没影。黄仁勋没有去描绘一个确定的未来。他坦言,完整的商业计划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有两件事必须办成:让公司活下来,让技术回到正确的方向。
世嘉最终点头,同意把剩余合同款转为投资。约 500 万美元到账,英伟达躲过了立即倒闭,但原有经营计划也得跟着改。此前公司按 NV1、NV2、NV3 将陆续成功的预期不断招人,团队已扩到约 250 人。技术路线一放弃,围绕这几代产品排好的研发和业务安排就难以执行,手里的钱又很有限。为了压开支、保运营,黄仁勋不得不大举裁员,最终裁掉约三分之二的员工。他在访谈中承认,这个决定极其艰难。
人减下来,更棘手的是技术。团队决定放弃原有图形处理架构,可两年多的研发都围着那条路线转,短时间内重做一款符合主流标准的芯片并不轻松。黄仁勋回忆,他当时琢磨,市场上其他几十家公司都能用正确的技术方案,英伟达凭什么不行?他跑到一家叫 Fry's Electronics 的电子产品商店,买了三本讲 OpenGL 编程和图形处理流水线的书。书出自 Silicon Graphics 的工程师之手,把 OpenGL 的原理讲得很细。他把书分给三位工程师,让他们照着设计新芯片。
方向有了,时间却紧得吓人。按当时的节奏,从芯片设计完成到做出样片,再经软件测试、修缺陷、最终量产,一般要一年半至两年,中间往往还要多轮设计和制造迭代。可英伟达账上的钱只够再撑大约六个月。照传统流程走,芯片还没造出来,公司可能已经没钱了。
黄仁勋开始找压缩研发周期的办法。他听说一家快要倒闭的公司做过一台硬件仿真器(Emulator),能在芯片真正造出来之前模拟运行,让工程师提前跑软件、验证设计。这就给了英伟达一个机会:跳过传统开发里耗时较长的实物样片验证,尽量在流片前发现问题。设备不便宜,他最终花掉公司剩余资金的一半,从债权人手里买下了这台没人要的机器。
公司本就快没钱,他这么一弄,资金能撑的时间更短了。主持人问他,有没有人反对这么冒险。黄仁勋说,他不记得有人明确反对,也不记得自己征求过多少人的意见。
“那是我们当时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靠这台仿真器,英伟达把 RIVA 128 的开发与验证推了下去,产品做到足以让公司继续经营。多年后回想那段日子,黄仁勋仍记得公司随时可能关门,但不记得团队天天在讨论这件事。他记得的是工程师们很冷静、很专注,一步一步把眼前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掉。
这场危机过去了,英伟达也没就此走上平稳发展的路。几年后,黄仁勋又决定砸大钱开发一项短期内几乎带不来收入的技术。这一回,他没法像做 RIVA 128 那样,给团队划出一个明确的六个月期限。
3
赌上利润推广 CUDA:英伟达等了多年,才等来 AI 的转折
英伟达起家时业务完全围着电子游戏市场转。GPU 性能一路往上走,团队慢慢意识到,这类芯片不光能生成图像,还能干别的计算活。
最早的探索还是从游戏来的。黄仁勋发现,虚拟世界要真有沉浸感,光画面精美不够。水得流动,树叶得随风摆动,爆炸也得符合物理规律。这些效果牵涉流体动力学、粒子物理等计算,而 GPU 本来就擅长并行处理。英伟达于是开始研究,能不能让 GPU 不再只做图形渲染,变成一种更通用的计算设备。
大学和科研机构那边也在试新用法。黄仁勋提到,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医生曾用英伟达的图形芯片做 CT 图像重建,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则在摸索 GPU 的其他并行计算用途。这些工作让他看到一种可能:过去只能靠昂贵超级计算机完成的任务,也许能放到普通计算机的 GPU 上跑。
2006 年前后,英伟达推出 CUDA,开发者可以拿 GPU 做通用并行计算。技术发出来了,市场当时没给回应。
黄仁勋发现,推一种新的计算架构,绕不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开发者不愿给用户数量有限的平台写软件,消费者又不会为缺少应用的平台买硬件。设备保有量不够大,就难吸引开发者;没有开发者,也就出不了能证明技术价值的杀手级应用。CUDA 再有潜力,也可能长期困在这个循环里。
英伟达最后挑了一条成本很高的路:把 CUDA 集成进面向游戏市场的 GeForce 显卡,借游戏显卡的出货量,把通用并行计算能力铺到尽可能多的个人电脑上。
那时绝大多数消费者买 GeForce 只为玩游戏,用不上 CUDA 的通用计算能力。可英伟达照样得承担开发、硬件支持和生态建设的成本,还没法因此向游戏玩家多收钱。黄仁勋回忆,原本就承受压力的毛利率因此进一步恶化。
可要让足够多的机器跑上 CUDA,开发者才肯花时间去学、去写软件。英伟达于是先自己掏钱,把市场撑起来,随后推出“CUDA Everywhere”计划。员工被派往全球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向科学家与软件开发者讲解 CUDA,帮他们把原有的程序往 GPU 上搬。从地震数据处理、医学影像重建,到分子动力学等科学计算,公司不停寻找能用上并行计算的应用。黄仁勋本人也常常出现在这些推广场合。
这些应用慢慢印证了 CUDA 的技术价值,商业上却多年撑不起投入。早期用户多是科研机构,采购量有限,真正养活公司的还是游戏显卡。2006 年至 2012 年,英伟达股价下挫,低迷持续了很长时间。公司还因处理器产品问题掏了数亿美元的相关费用。身为上市公司 CEO,黄仁勋既要面对投资者的追问,也得在季度财报电话会上把经营情况讲清楚。
商业成功何时到来,他心里没底。他回忆,那时常觉得再熬一年就会好转;一年过去,又告诉自己也许下一年会变。这样的日子过了很多年。主持人问他,是否担心英伟达进场太早,造出了革命性技术,却等不到它普及的那天。“当然想过,而且经常这么想。”黄仁勋答道。
团队一边继续对接图像处理软件开发商,一边帮科研人员把程序迁移到 GPU 上。CUDA 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多,可哪一种应用能撑起足够大的市场,谁也说不上来。
2012 年,深度学习迎来一次关键突破。AlexNet 在 ImageNet 计算机视觉竞赛中大幅领先,训练过程用上了 GPU 的并行计算能力。攒了多年的 GPU 通用计算生态,终于碰上一个可能带来大规模需求的新方向。黄仁勋回忆,那阵子有好几个研究团队找上门,希望借助 CUDA 加速深度学习训练。同样的事若交给传统 CPU,可能要堆大量处理器;GPU 里有很多能同时干活的計算单元,研究人员用少量 GPU 就能更快、更便宜地完成训练。
在这些团队找来之前,黄仁勋对深度学习所知不多。真正让他上心的,是 AlexNet 相比此前算法的那一截性能提升。他开始琢磨这种技术为何奏效、还能解决什么、会怎样改变未来的计算机架构。跟多个团队来回讨论之后,AI 在他心里逐渐成了英伟达的重要方向。2013 年前后,他给公司内部发过邮件,明说英伟达正在转向 AI 公司。
回看这段路,CUDA 并非照今天的 AI 市场设计出来。它最初想解决的是图形与物理模拟,之后看到科学计算的可能,等深度学习突破后才又调了方向。黄仁勋一直认定并行计算有价值,但他也承认,最终会冒出什么应用、要等多久,自己并不清楚。对他来说,长期坚持的前提不是预知结果,而是反复分析后仍觉得这条技术路线值得押。
他在访谈里说,最初支撑判断的是第一性原理:一种计算架构若能大幅提升某些重要任务的效率,它就该有价值。剩下的问题是,怎么让更多人用上它,以及如何让公司活到那些应用真正出现的时候。
4
“我错过了他们的重要时刻,但他们从未缺席我的人生”
主持人问黄仁勋,连年高强度工作,是否让他少了很多陪家人的时间。“这些都是真的,完全是真的。”他回答。
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一边上班,一边在斯坦福大学读硕士。那时没有今天的远程办公条件,家里既没有随手处理工作的笔记本电脑,也没有智能手机。公司的事要办,很多时候只能往办公室跑。孩子们的空手道比赛,他一场都没赶上,成长中的许多重要时刻也错过了。直到这次采访,他仍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认真问过孩子:当年父亲常不在家,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些年,家里的事主要落在妻子 Lori 身上。黄仁勋说,她照顾孩子、照顾他,几乎操持了所有家事。他不记得 Lori 抱怨过,甚至不记得她主动提过自己的牺牲。两人是在大学实验课上认识的。那堂课两百多名学生,女生只有三个,他想办法和 Lori 分进了同一个实验小组。黄仁勋笑称,这是自己做过的最聪明的决定之一。多年后,他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财富和资源,仍反复提起妻子当年的支持。他觉得,自己能长期扛住创业风险,一个重要原因是无论公司里发生什么,回到家,他知道 Lori 还在。
自己错过了孩子许多重要时刻,两个孩子却一直盯着英伟达。公司的每一封股东信他们都读过,每一次股东大会都参加过,黄仁勋出席的每一场会议也都在场。成年后,两人各自离开公司闯荡,后来又回到英伟达上班。接受采访时,儿子 Spencer 35 岁,女儿 Madison 34 岁;英伟达成立 33 年,几乎陪着他们长大。
“我错过了他们人生中的大多数重要活动,但他们却几乎从未缺席过我的任何重要时刻。”黄仁勋说。
主持人发现,黄仁勋聊起妻子、孩子和父母时,情绪来得比谈技术、谈商业时快得多。他于是抛出一个问题:黄仁勋为什么总是不愿多谈自己?
黄仁勋顿了一下,答道:“因为我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任何事情。”
他点到了父母、朋友、妻子、两位联合创始人,还有一路并肩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回头看创业这些年,他觉得自己受过太多人的帮助,不是单枪匹马走到今天的。
但黄仁勋不爱讲自己、不爱反复翻旧账,还有一层原因:那些记忆会让他焦虑。
5
“我几乎用尽一生的时间,试图忘掉昨天”
访谈刚开始,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不愿再创办一次英伟达。黄仁勋的解释是:如果一个人只知道结局是今天这样的成就,回答“愿意重来”当然轻松。可要是必须把创业路上的难处再走一遍——公司差点关门、被迫裁员、当着投资者的面宣布糟糕的财报、一次又一次受挫——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些回忆到今天还会让他紧张、焦虑。他说,自己并不喜欢再想起那段日子。
“我几乎用尽一生的时间,试图忘掉昨天。”
他说的忘记,不是不从失败里吸取教训。黄仁勋的看法是,经历得变成下一次判断的依据,但失败带来的情绪不能一直拖着自己。他拿运动员打比方:丢了一分,要记住哪里该改,同时得把注意力放到下一分上。经营科技公司也是这个道理,只是这场比赛要打几十年。
他把高科技行业说成一场“以百米冲刺速度进行的马拉松”。英伟达早年放弃 NV1 架构,此后多年坚持 CUDA,每一次都意味着要面对新的判断:什么时候该认错、马上掉头,什么时候该扛住压力、等技术找到应用。至于未来,他同样没法提前知道每一步的答案。
访谈快结束时,Guy Raz 再次请黄仁勋回顾:他到底是怎么创办和经营英伟达的。
黄仁勋说,自己能一次次做出艰难的战略决策、承担风险,或许是因为他知道,不管公司发生什么,回家后妻子 Lori 和孩子们都在;也或许是因为他始终相信,英伟达的员工希望他能成功。
他承认,原本想从更专业、更技术的角度来讲一家公司怎么建立、怎么经营。可英伟达是他从第一天起亲手办起来的,这些经历早就没法只用商业判断和技术决策来解释。
“人们常说,生意归生意,私人感情归私人感情。但在我看来,它永远都是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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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精选
Guy Raz:你曾说过,如果有机会重新开始,你不会再创办一次英伟达。为什么?
黄仁勋:英伟达今天做到这个地步,给世界和员工带来了回报,这些我当然喜欢。可真正该问的是另一件事:假如我 30 岁那年就知道,创办英伟达、开发 CUDA、让全世界都用上 CUDA 有多难,知道自己要熬过多少痛苦、失败、裁员、财务危机和难堪,而且最后成不成还不一定,我还会不会开这个头?我的回答很干脆:绝对不会。
Guy Raz:NV1 选的技术架构是错的,可英伟达已经跟世嘉签了合同。合同一取消,公司可能就活不下去。这个决定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黄仁勋:错误的架构上,我们已经砸进去两年半。合同继续履行下去,还得再花两年,而竞争对手都在正确的路上往前跑。方向既然已经知道错了,为什么还要把错事做完?
于是我就去了日本,跟世嘉负责人讲明,我们的技术已经不再是最适合他们的方案,建议他们另找合作伙伴。同时我也把话说明白:合同剩下的钱要是拿不到,英伟达就会倒闭。我请他把这笔钱转成投资。那会儿连新的商业计划是什么,我自己都还没想清楚,但有一件事我很确定——公司得活下来,技术也得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Guy Raz:英伟达当时已经快没钱了,你却拿出剩余资金的一半购买一台硬件仿真器。难道没有人认为这个决定太疯狂了吗?
黄仁勋:那时候按传统芯片开发流程,从设计到最终量产一般要一年半到两年,留给我们的却只有大约六个月。反复做样片、测试、修改,根本来不及,芯片必须一次做对。
仿真器能在芯片造出来之前就把它的运行行为模拟出来,工程师可以提前跑软件、验证设计。买下它,公司的存活时间会进一步缩短,这一点我心里清楚,可那是当时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有没有人明确反对过,我不记得;征求过多少人的意见,我也不记得。我记得的是,团队一直很冷静、很专注,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是公司唯一的活路。
Guy Raz:从 2006 年到 2012 年,英伟达股价长期低迷,CUDA 也没有取得明显的商业成功。你为什么还愿意继续投入?
黄仁勋:这种时候,CEO 恰恰得真正站出来。我们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判断,这种计算方式应当大有用处。可一种计算架构再好,能跑它的机器就那么几台,开发者很难被吸引过来;开发者不来,突破性的应用就出不来;应用没有,用户又凭什么买支持这种架构的产品?
于是我们把 CUDA 塞进 GeForce 显卡,借游戏显卡把它铺到尽可能多的机器上。代价不小,毛利率会被进一步拖累,而且 CUDA 没法单独收费。我总想着明年情况就该好转,到了第二年,又觉得再等一年就行。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很多年。
Guy Raz: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始用 GPU 训练神经网络那会儿,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等的那个突破终于来了?
黄仁勋:当时好几个研究团队几乎同时找上英伟达,都想用 CUDA 加速深度学习训练。在他们跟我讲解之前,我对深度学习的了解其实并不多。
再往后,AlexNet 拿下 ImageNet 竞赛,性能比上一代算法提升得相当明显,这一下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们着手研究:这项技术为什么管用?它还能解决哪些问题?对计算机架构又意味着什么?反复分析、跟团队一轮轮讨论下来,我慢慢得出一个判断:AI 或许会成为英伟达未来极为重要的方向。在正式给全公司发邮件之前,我已经跟不同团队沟通过几十次。
Guy Raz:回头再想英伟达经历过的那些难关,你会不会又紧张起来?
黄仁勋:会,当然会。那些记忆让我焦虑,所以我不太愿意聊过去。我几乎搭上一辈子的时间,就想把昨天忘掉。
这就像运动员在比赛里丢了一分,必须把上一分忘掉,重新把注意力收回来。高科技行业是一场按百米冲刺速度跑的马拉松,每一天都得全力投入。真正的难处在于,你得从过去的痛苦、失败和挫折里吸取教训,让这些经验长在自己身上,同时又不能一直背着过去的情绪。得把它们留在身后,接着往前看。
访谈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334D183o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