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30岁创办英伟达,如今说绝不愿再来一次
33 年前,30 岁的黄仁勋与两位伙伴共同创办了英伟达。33 年后,他离开了这家一手创办的公司,但离任不过几天,硅谷便响起了希望他重返英伟达的声音。 11 月 12 日,英伟达宣布黄仁勋辞去 CEO、总裁及董事职务。此后,一份支持他回归的在线请愿书获得了超过 17 万个签名,马斯克等科技行业人士公开声援。据《金融时报》
33年前,30岁的黄仁勋和两位伙伴一起创办了英伟达。33年后,他离开这家自己一手带大的公司,可离任才几天,硅谷就传出了盼他回去的声音。
11月12日,英伟达宣布黄仁勋辞去CEO、总裁及董事职务。之后,一份支持他回归的在线请愿书拿到超过17万个签名,马斯克等科技行业人士公开站台。据《金融时报》11月15日报道,黄仁勋已和亲信讨论过重返英伟达CEO职位的可能,部分硅谷高管也在筹划向董事会施压。
可就在半年前,有人问黄仁勋,假如能回到30岁,他还会不会创办英伟达。他的回答是:“绝对不会。”
这个出人意料的答案,出自今年4月《How I Built This》主持人Guy Raz对黄仁勋的采访。节目最初在5月以音频形式上线,11月12日,也就是黄仁勋宣布离职当天,这场长达87分钟的访谈又以视频形式重新推出。Guy Raz在新加的引言里说,对话内容没有涉及黄仁勋近期的风波,但希望外界能借此看到一个更完整的黄仁勋。
访谈中,黄仁勋讲起英伟达差点关门的日子:第一代芯片选错了技术路线,他只能飞到日本,向世嘉承认合同履行不了,请对方把剩余的500万美元合同款转成投资;为了押注CUDA,公司连年砸下巨额资金,却始终看不到明确的商业回报。他也提到那些补不回来的家庭时刻,以及自己为什么几乎用一辈子去忘掉昨天发生的事。
眼下,这段旧访谈因为黄仁勋的突然离职有了新的意味。一个把33年人生投进英伟达、直言绝不愿再经历一次创业的人,如今又站到了是否重返这家公司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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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创办英伟达时,他从未有过创业失败的念头
1993年,黄仁勋决定离开LSI Logic,和Chris Malachowsky、Curtis Priem一起创办英伟达。那一年他快满30岁,已经结婚,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手里还有一份收入不错、前景稳定的工作。创业之前,他的职业道路看上去相当顺。从俄勒冈州立大学毕业后,他先后进入AMD和LSI Logic,后者主要帮计算机制造商设计和生产定制芯片,客户包括Sun Microsystems、Silicon Graphics等硅谷企业。和这些公司合作的过程中,他接触到许多优秀的计算机架构师,也慢慢发现,技术领先未必等于商业成功,战略选择同样关键。后来他把这段职业经历称为一连串的好运。
最早动创业念头的是他在Sun Microsystems认识的Chris和Curtis。两人想做专门用于电脑游戏的图形芯片,没得到公司支持,于是决定自己干,并邀请黄仁勋来经营这家新公司。一开始,黄仁勋并没打算离开LSI Logic。可Chris和Curtis一直没有放弃邀请。三个人反复讨论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市场机会,黄仁勋也渐渐被这个想法吸引。
他们真正看好的,是个人电脑革命。
当时,《侏罗纪公园》里的计算机图形效果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但要生成那些画面,得靠价格高昂的专业计算机。黄仁勋回忆,当时做类似图像的计算机可能要100万美元,而他们想做的,是让普通消费者花几百美元就能得到类似的3D图形处理能力。如果能把这套技术融进个人电脑架构,就可能打开一个全新的市场。
这个机会并不是只有他们看到了。主持人在访谈中提到,当时大约有60家公司在尝试类似的事情。黄仁勋有稳定的工作,有孩子要养,面对的还是竞争激烈的市场,但这些似乎都没让他犹豫太多。主持人问他,当时有没有担心过创业失败。“没有。”黄仁勋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又笑着承认:“其实我当时应该考虑一下…。”
黄仁勋记得,自己脑子里那张英伟达的图景当时已经画得很清楚。一个念头要是被翻来覆去地想、去推演,想到近乎入迷,它就会渐渐跟真事一样实在。他认定,自己和两位合伙人能把公司做起来,再不济就是砸了锅再去打工。“创业会失败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在我脑海里出现过,哪怕一次都没有。”至于当初那个看似简单的决定到底分量多重,他是后来才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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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芯片几乎全部被退货,英伟达曾濒临倒闭
英伟达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来自团队最初选定的技术方案。第一款芯片NV1,几乎把这家刚成立不久的公司推向破产。为了把昂贵的专业3D图形处理能力带进消费市场,英伟达重新设计了一套图形处理算法。研发两年多后,NV1终于上市,最初卖出了约25万块芯片。结果,这些产品最后几乎全被退了回来。
黄仁勋后来承认,他们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技术路线。NV1用的是正向纹理映射(Forward Texture Mapping),而当时逐渐成为主流的是逆向纹理映射(Inverse Texture Mapping)。这意味着,就算NV1本身能完成图形处理,也很难兼容行业正在形成的主流软件接口。随着微软准备在Windows 95中推出DirectX,英伟达发现自己的产品跟这套新的图形API不兼容,而其他竞争对手正沿着另一条路线开发产品。
“我们卖出了25万块,但算法实际上行不通。所以后来,这25万块产品又全部被退了回来。”在黄仁勋看来,这不只是普通的产品出错,而是一场技术上的灾难。
难办的是,这套架构英伟达已经砸进去两年半,后面的NV2、NV3也架在同一套技术底子上。更早之前,公司还跟日本游戏厂商世嘉签了约,合同价值约1200万美元,内容是给对方的游戏主机供图形芯片。合同接着履行,英伟达好歹能多撑一阵,可代价是得在已经看出毛病的技术架构上再投大约两年。真拖到那时候,市场上那几十家对手恐怕早就跑到前头去了。
英伟达内部为这事吵开了。一派认为合同得接着履行,先让公司活下去再说;另一派觉得既然已经看清技术方向不对,就该马上掉头。黄仁勋站到了后一种意见这边。他飞到日本,当面向世嘉负责人摊牌:英伟达原先承诺的技术方案已不适合世嘉,建议对方另找合作伙伴。
可放弃合同,等于把一笔救命钱也推了出去。没了这笔钱,公司恐怕撑不了多久。所以向世嘉说明情况之后,黄仁勋又提了一个请求:把合同剩余的大约 500 万美元转成对英伟达的投资,给公司一个掉头重来的机会。世嘉负责人听完是将信将疑的——英伟达正面对几十家竞争对手,两年多的技术架构说扔就扔,新的商业计划却还没影。黄仁勋也没去画一张确定的大饼。他坦言,完整的商业计划接下来是什么样,自己也不知道,但有两件事必须办成:公司得活下来,技术得回到正确的方向上。
世嘉最后点头了,剩余合同款转为投资。这笔约 500 万美元让英伟达躲过了马上关门的命运,可原有的经营计划也得跟着改。此前公司是按 NV1、NV2、NV3 会接连成功的预期招人的,团队已经扩到约 250 人。如今技术路线一放弃,围着这几代产品排的研发和业务计划都难以为继,手上的钱又很紧。要压开支、保住运营,黄仁勋不得不大举裁员,最终砍掉约三分之二的员工。他在访谈中承认,这个决定做得极其艰难。
人调整完了,更棘手的技术问题还在后头。团队虽然决定丢掉原来的图形处理架构,可两年多的研发全押在那条路上,想短时间内重新设计出一款符合主流标准的芯片,并不轻松。黄仁勋回忆,他当时琢磨:市场上其他几十家公司都能用对的技术方案,英伟达凭什么不行?他于是跑到一家叫 Fry's Electronics 的电子产品商店,买了三本讲 OpenGL 编程和图形处理流水线的技术书。书是 Silicon Graphics 的工程师写的,把 OpenGL 的工作原理讲得很细。他把书分给三位工程师,让他们照着参考,动手设计新芯片。
方向找到了,时间却已经不够用。那时候,从芯片设计完成到造出样片,再到软件测试、修缺陷、最终量产,一般要一年半到两年,中间还往往要经历多轮设计和制造迭代。可英伟达账上的钱只够再撑大约六个月。照传统流程走,芯片还没造出来,公司可能就先没钱了。
黄仁勋于是开始找能压缩研发周期的法子。他听说有一家快要倒闭的公司做过一台硬件仿真器(Emulator),能在芯片真正造出来之前模拟它的运行行为,让工程师提前跑软件、验证设计。也就是说,英伟达有机会绕开传统开发里最耗时的实物样片验证环节,尽量在流片之前就把问题找出来。不过这台设备不便宜,黄仁勋最终花掉公司剩余资金的一半,才从债权人手里买下这台没人要的机器。
公司本来就快没钱了,他这么一弄,资金能撑的时间又短了一截。主持人问他,这么冒险的决定有没有人反对。黄仁勋说,他不记得有谁明确反对过,但也不记得自己征求过多少人的意见。
“那是我们当时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靠这台仿真器,英伟达把 RIVA 128 的开发与验证推了下去,产品最终达到了能让公司继续经营的程度。多年后黄仁勋回忆那段日子,仍记得公司随时可能倒闭,但他不记得团队天天把这事挂在嘴上。他记得的是,工程师们很冷静,很专注,一步一步把眼前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掉。
这场危机过去了,英伟达却并没有就此走上平稳发展的路。几年后,黄仁勋又决定砸大钱去开发一项短期内几乎带不来收入的技术。这一回,他没法像做 RIVA 128 时那样,给团队划出一个明确的六个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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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上利润推广 CUDA:英伟达等了多年,才等来 AI 的转折
英伟达起步时,业务完全围着电子游戏市场转。可随着 GPU 性能一路往上走,团队慢慢意识到,这类芯片不光能出图像,还能干别的计算活儿。最早的探索还是从游戏里来的。黄仁勋发现,虚拟世界要真有沉浸感,光画面精美远远不够——水得流起来,树叶得随风摆,爆炸也得符合物理规律。这些效果背后是流体动力学、粒子物理之类的计算,而 GPU 本来就擅长并行处理。英伟达由此开始琢磨,能不能让 GPU 跳出图形渲染,变成一种更通用的计算设备。
另一边,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在试新用法。黄仁勋提到,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医生用英伟达的图形芯片做过 CT 图像重建,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则在摸索 GPU 的其他并行计算用途。这些工作让他看到一种可能:以前只有昂贵超级计算机才能完成的任务,也许能放到普通计算机的 GPU 上跑。
2006 年前后,英伟达推出 CUDA,开发者可以用 GPU 做通用并行计算了。但技术…发布之后,市场并没有立刻回应。
黄仁勋发现,推广一种新的计算架构,撞上的是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开发者不愿给用户数量有限的平台写软件,消费者也不会为缺少应用的平台掏钱买硬件。设备保有量不够大,就难吸引开发者;没有开发者,也就出不了能证明技术价值的杀手级应用。CUDA 再有潜力,也可能长期困在这个圈里出不来。
英伟达最后挑了一条很贵的路:把 CUDA 塞进面向游戏市场的 GeForce 显卡,借游戏显卡的出货量,把通用并行计算能力铺到尽可能多的个人电脑上。当时绝大多数人买 GeForce 就是为了打游戏,压根用不上 CUDA 的通用计算能力。可英伟达照样得掏开发、硬件支持和生态建设的钱,还没法因此向游戏玩家多收一分。黄仁勋回忆,这让本就吃紧的毛利率又难看了几分。
问题是,得先让足够多的计算机都能跑 CUDA,开发者才会愿意花时间去学它、为它写软件。英伟达因此选择自己先把成本扛下来,把市场做起来。
之后公司推出了一个叫“CUDA Everywhere”的推广计划,员工被派往全球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给科学家和软件开发者讲 CUDA 怎么用,帮他们把原来的程序往 GPU 上搬。地震数据处理、医学影像重建、分子动力学以及其他科学计算,都是英伟达反复寻找的、能用上并行计算能力的应用方向。黄仁勋本人也常常出现在这些推广活动里。
这些应用一点点证明了 CUDA 的技术价值,可商业上很长时间都撑不起投入。早期用户大多来自科研机构,采购量有限,真正养活公司的还是游戏显卡业务。
2006 年至 2012 年,英伟达股价下跌,经历了长期低迷。公司还因为处理器产品问题掏了数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作为上市公司的 CEO,黄仁勋既要面对投资者的质疑,也得在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把公司的经营情况解释清楚。
它什么时候能取得商业成功,黄仁勋并不知道。他回忆,当时自己常觉得再过一年情况就会好起来;第二年过去了,又告诉自己也许下一年会有所改变。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多年。
主持人问他,有没有担心过英伟达进入这个领域太早,最后创造出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却等不到它真正普及的那一天。
“当然想过,而且经常这么想。”黄仁勋回答。
团队继续联系图像处理软件开发商,也帮科研人员把程序迁移到 GPU 上。CUDA 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但哪一种应用最终能带来足够大的市场,没人知道。
2012 年,深度学习领域出现了一次重要突破。AlexNet 在 ImageNet 计算机视觉竞赛中取得显著领先的成绩,其训练过程利用了 GPU 的并行计算能力。多年积累下来的 GPU 通用计算生态,终于碰到一个可能带来大规模需求的新应用方向。
黄仁勋回忆,那段时间有多个研究团队联系英伟达,希望获得用 CUDA 加速深度学习训练的帮助。这类任务如果交给传统 CPU,可能需要大量处理器;GPU 里有许多能同时工作的计算单元,研究人员用少量 GPU 就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训练。
在这些研究人员找上门之前,黄仁勋对深度学习其实了解得并不多。真正让他注意到这件事的,是 AlexNet 相比此前算法取得的巨大性能提升。
他开始研究这种技术为什么有效、还能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它可能怎样改变未来的计算机架构。跟多个团队反复讨论之后,黄仁勋逐渐把 AI 定为英伟达的重要发展方向。2013 年前后,他曾向公司内部发出邮件,明确提出英伟达正在向 AI 公司转变。
回看这段历史,CUDA 并不是英伟达一开始就按照今天的 AI 市场来设计的。它最初想解决的是图形与物理模拟问题,随后发现了科学计算的可能性,又在深度学习取得突破之后进一步调整了方向。
并行计算具有重要价值,这一点黄仁勋始终相信,但他也承认,自己并不知道最终会出现怎样的应用,也不知道要等多久。对他来说,长期坚持的前提不是已经知道结果,而是经过反复分析,仍然认为这条技术路线值得投入。
他接受访谈时提到,自己当初下判断,靠的是第一性原理:一套计算架构只要真能明显提高某些关键任务的效率,它就该有自己的价值。剩下的问题是,怎么让更多人用上它,以及公司怎样才能撑得够久,等到那些应用真的落地。
4
“我错过了他们的重要时刻,但他们从未缺席我的人生”
主持人问黄仁勋,连续多年的高强度工作,是否让他错过了很多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这些都是真的,完全是真的。”黄仁勋回答。
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一边工作,一边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那时候没有今天的远程办公条件,家里既没有能随时处理工作的笔记本电脑,也没有智能手机。想办公司的事,很多时候就必须去办公室。
孩子们所有的空手道比赛,黄仁勋都错过了,成长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时刻也一样。直到接受这次采访时,他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曾经认真问过孩子们:当年父亲经常不在家,对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些年,家里的事基本落在妻子 Lori 肩上。黄仁勋说,孩子由她照看,他也由她照看,家里几乎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是她在操持。Lori 有没有为此抱怨过,他记不得了;她主动提起自己付出过什么,他也记不得了。
两人相识是在大学的一堂实验课上。那堂课两百多名学生,女生只有三个,黄仁勋想方设法让自己和 Lori 进了同一个实验小组。他后来笑着说,这算得上他做过的最聪明的决定之一。
很多年过去,财富和资源他都不缺了,可妻子当年的支持,他还是会一遍遍提起。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能长期扛住创业的风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管公司里出了什么事,回到家,他知道 Lori 还在。
孩子们成长中的不少重要时刻,他都错过了,但两个子女始终盯着英伟达。公司的每一封股东信他们都读过,每一次股东大会他们都参加过,黄仁勋出席的每一场会议他们也都在场。长大以后,两人先出去闯过自己的事业,后来又回到英伟达任职。接受采访时,儿子 Spencer 35 岁,女儿 Madison 34 岁;英伟达成立 33 年,他们几乎是跟着这家公司一起长大的。
“孩子们人生里的重要场合,我大多没赶上;可我的重要时刻,他们几乎一次没落下。”黄仁勋说。
主持人发现,聊到妻子、儿女和父母,黄仁勋的情绪明显比谈技术、谈生意时更容易上来。他于是抛出一个问题:黄仁勋为什么总是不肯多谈自己?
黄仁勋停了片刻,答道:“因为我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任何事情。”
他点到了父母、朋友、妻子、两位联合创始人,还有这些年一起共事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回头看创业这一路,他觉得自己受过很多人的帮衬,能走到今天并不是凭一个人的力气。
其实,黄仁勋不愿谈自己、不愿反复回望过去,还有一层原因:那些记忆会让他焦虑。
5
“我几乎用尽一生的时间,试图忘掉昨天”
访谈一开始,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不愿再创办一次英伟达,黄仁勋的解释是:一个人要是只知道最后的结局是这般成就,回答“愿意重来”当然轻松。可要是必须把创业里的所有难处重新走一遍——公司差点关门、被迫裁员、当着投资者的面宣布难看的财务业绩、一次又一次受挫,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往事到今天还会让他紧张、焦虑。他说,自己并不乐意再去回想那段日子。
“我几乎用尽一生的时间,试图忘掉昨天。”
他说的忘记,并非不从失败里汲取教训。在黄仁勋看来,人得把经历变成下一次判断的依据,同时不能让失败带来的情绪一直拽住自己。他拿运动员打比方:丢了一分,要记住哪里该改,可注意力也必须马上转到下一分。经营科技公司也是这个道理,只是这场比赛要持续几十年。
他把高科技行业比作一场“以百米冲刺速度进行的马拉松”。英伟达早年放弃 NV1 架构,此后又多年坚持 CUDA,每一次都意味着要面对新的判断:什么时候该认错、立刻掉头,什么时候又该扛住压力,等技找到应用。至于未来,他同样没法提前知道每一步的答案。
访谈快要收尾时,Guy Raz 又请黄仁勋回头讲讲,他到底是怎么把英伟达办起来、又怎么经营下来的。
黄仁勋说,自己能一次次做出艰难的战略决策、敢担风险,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不管公司出什么事,回到家妻子 Lori 和孩子们都在;也许是因为他一直相信,英伟达的员工希望他成功。
他承认,原本想用更专业、更技术化的方式来讲一家公司怎么建立、怎么运作。可英伟达是他从第一天起亲手办起来的,这些经历早就没法只拿商业判断和技术决策来解释。
“人们常说,生意归生意,私人感情归私人感情。但在我看来,它永远都是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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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精选
Guy Raz:你曾说过,如果有机会重新开始,你不会再创办一次英伟达。为什么?
黄仁勋:想到英伟达今天取得的成绩,想到它给世界和员工带来的回报,我当然喜欢这一切。但真正的问题是,假设我 30 岁时就知道,创办英伟达、开发 CUDA、让全世界用上 CUDA 有多难,知道自己要经历多少痛苦、失败、裁员、财务危机和难堪,却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成,我还愿不愿意开始?我的答案是:绝对不会。
Guy Raz:NV1 选的技术架构本身就是错的,可英伟达跟世嘉的合同已经签了。一旦毁约,公司恐怕就活不下去。这个决定,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黄仁勋:我们在错误的架构上已经投了两年半。要是继续履行合同,还得再花两年,而其他竞争对手都在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既然知道方向错了,为什么还要继续把错误的事情做完?
于是我飞到日本,当面跟世嘉的负责人讲,我们的技术已经不再是最适合他们的方案,建议他们另找合作方。同时我也把话说透:合同剩下的钱要是拿不到,英伟达就得关门。我请他把这笔钱改成投资。那会儿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新商业计划长什么样,只清楚两件事——公司得活下去,技术得回到正路上。
Guy Raz:英伟达当时已经快没钱了,你却拿出剩余资金的一半购买一台硬件仿真器。难道没有人认为这个决定太疯狂了吗?
黄仁勋:那时候做芯片按老流程走,从设计到量产一般要一年半到两年,留给我们的却只有六个月左右。反复流片、测试、再改的时间根本没有,只能保证一次做对。
仿真器能在芯片还没造出来的时候模拟它的运行,让工程师先把软件跑起来、把设计验证掉。买它会让公司活得更短,这我清楚,可当时实在想不出别的路子。有没有人明确反对,我不记得;征求过多少人的意见,我也不记得。我记住的是,团队一直很冷静、很专注——大家都明白,这是公司唯一的机会。
Guy Raz:从 2006 年到 2012 年,英伟达股价长期低迷,CUDA 也没有取得明显的商业成功。你为什么还愿意继续投入?
黄仁勋:这正是CEO该真正顶上去的关头。我们按第一性原理判断,这种计算方式应该大有用处。可一个计算架构再好,能跑它的机器就那么几台,开发者很难被吸引过来;开发者不来,突破性的应用就不会出现;没有应用,用户凭什么买支持这种架构的产品?
于是我们把CUDA做进了GeForce显卡,借游戏显卡把它铺到尽可能多的机器上。代价不小,毛利率会被进一步拖累,而且CUDA没法单独收费。我总想着明年就会好转,到了第二年,又觉得再等一年就行。这样的日子过了很多年。
Guy Raz: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始用GPU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等的突破来了?
黄仁勋:当时有好几个研究团队几乎同时找上英伟达,想用CUDA加速深度学习训练。在他们跟我讲之前,我对深度学习的了解其实并不多。
再后来AlexNet拿下ImageNet竞赛,相比上一代算法,性能提升非常明显,这马上让我警觉起来。我们着手研究:这项技术为什么管用?它还能解决哪些问题?对计算机架构又意味着什么?反复拆解、跟团队一轮轮讨论之后,我慢慢得出一个判断:AI或许会成为英伟达将来极为重要的方向。在正式给全公司发邮件之前,我已经跟不同团队谈过…几十次。
Guy Raz:回头再想英伟达那些难熬的日子,还会让你紧张吗?
黄仁勋:会,当然会。那些记忆会让我焦虑,所以我不太愿意聊过去。我几乎花了一辈子,想方设法把昨天忘掉。
这就像运动员在比赛里丢了一分,必须把上一分放下,重新把注意力收回来。高科技行业是一场按百米冲刺速度跑的马拉松,每天都得拼尽全力。真正的难处是,你得从过去的痛苦、失败和挫折里学到东西,让这些经验长在自己身上,同时又不能一直背着过去的情绪。你得把它们甩在身后,接着往前看。
访谈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334D183o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