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发布AI能力建设进展报告：中国如何带着全球南方一起做人工智能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鲁传颖

人工智能眼下正以极快的速度改写全球科技、经济和社会的格局。问题随之而来：怎么让人工智能真正给全人类带来好处，而不是变成少数国家和少数企业手里的专属工具？这已经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绕不开的一道考题。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开幕式上宣布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进展报告》，对中国推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的成果、经验和典型案例做了系统梳理。开源算力平台、气象灾害预警、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一桩桩具体实践摆在那里，说明中国正把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理念，变成能落地、能推广、能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

人工智能技术跑得快，在创造巨大经济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不平衡。跟传统数字技术比，人工智能不只需要网络连接和数字设备，还离不开芯片、算力、数据、基础模型以及专业人才这一整套技术体系。门槛一高，发展中国家面对的难题就从过去的“能否接入互联网”，变成了“能否开发、使用和有效治理人工智能”。全球南方国家缺少必要的算力基础设施、专业人才和产业生态，不光难以参与前沿技术创新，甚至在人工智能应用上也可能长期依赖外部技术供给。全球数字鸿沟，就这样一步步演变为更复杂的智能鸿沟。

坚持发展导向，以能力建设回应全球南方的现实需求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安全风险、伦理原则、技术标准和监管规则上。随着人工智能能力不断提升，防范技术风险固然重要，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碰到的问题往往不是怎么监管先进人工智能，而是怎么获得人工智能技术、怎么用人工智能促进发展。

中国把能力建设放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位置，抓的正是这个现实问题。2024年7月，由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强调加强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智能鸿沟。同年9月，中国进一步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围绕数字基础设施、产业应用、人才培养、数据治理和安全评估等领域提出合作举措，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各国。

中方主张的能力建设合作，落脚点是各国自身的发展需要得到尊重。南北合作、南南合作、三方合作等形式都可以用起来，帮发展中国家建起一套适合自己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体系。说白了，这类合作并不输出某一种技术，也不推销某一种发展模式，而是让合作方对照本国的产业底子、社会需求和治理条件，挑一条合适的路走。

从联合国决议到普惠计划，再到持续推进的具体合作，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发展合作，让普惠包容不再停留于原则宣示。

以务实合作拉近中国与全球南方距离，让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

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到底成效几何，归根到底要看具体国家、普通百姓是否真能得到实惠。这些年，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一路铺向农业、气象、医疗、工业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攒下了一批拿得出手的合作案例。

这是8月17日在位于伊斯兰堡的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就是其中一例，已在多个国家落地应用，为气象监测、灾害预警和风险应对送去技术支撑。气候灾害多发、专业气象力量又偏弱的发展中国家，这类应用直接牵动农业生产、公共安全和百姓生活，人工智能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实际价值也由此显现。

农业方面，中国与巴西有关机构合作开展家庭农业机械化联合研发与技术推广，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支持当地农业生产。工业方面，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线等场景，帮助传统产业探索智能化升级。这些项目说明，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不一定非得从高投入的前沿模型研发起步，也可以从解决具体产业问题出发，在实际应用中积累技术能力。

再看技术基础设施。FlagOS等开源算力平台把异构算力的使用门槛降了下来，算力资源吃紧的国家要搞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多了一条新的技术路子。与此同时，中国在人工智能教育培训、人才交流、联合研究上持续投入，帮合作方一点点长出自主应用和创新的本事。

国际合作有没有生命力，关键看它能不能帮合作方养成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一旦对接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技术合作就有望沉淀为更稳、更深的发展伙伴关系。

从单项技术援助走向体系化能力建设，中国方案不断丰富全球治理实践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提出两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一大变化是：合作内容越做越丰富，合作方式也越发多样，正从单点技术支持转向覆盖人工智能发展全链条的能力建设。

先说合作内容，系统性更强了。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既涉及基础设施和技术应用，也把开源模型、数据资源、专业人才、产业生态和安全治理纳入其中。开源开放加技术共享这条路尤其关键，发展中国家能依托现有技术做本地化创新，重复研发的开销省下来了，获取技术的能力也提上去了。

合作主体同样更多元。政府间合作给政策支持，企业靠产业项目把技术落到地上，高校和科研机构联手研发、培养人才，国际组织则负责协调资源、搭平台。多方下场之后，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援助，一个更开放、更灵活的合作网络正慢慢成形。

合作机制也在走向完善。中国支持联合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挑大梁，同时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国际合作平台建设，让技术交流、能力建设和治理协作有更稳定的组织依托。2026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围绕数据、算力、开源生态、产业赋能、人才、规则、安全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八项行动，国际合作由此有了更具体的实施方向。

更关键的一点是，中国方案正把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目标从“技术可及”推向“能力自主”。真正的普惠，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现成的人工智能产品，还在于它们能一步步掌握技术应用、产业创新、风险治理和政策制定所必需的能力。做到了这一步，人工智能合作才可能从短期项目变成长期发展动力。

往后看，钱从哪来、基础设施怎么补、人才够不够、各国之间如何协调，仍是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绕不开的几道坎。中国要和各方一起摸索更能持续下去的合作方式，把项目成效的评估办法做扎实，把跑通的案例推广开来，让合作成果真正落到发展中国家手里，变成它们自己的能力。

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有没有成效，原则和规则定了多少只是一面，更该看有多少国家能实实在在参与人工智能发展、分到技术红利、把安全风险管住。从联合国决议到普惠计划，从技术合作到机制建设，中国一直在用行动推动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既是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实践，也让一个更公平、包容、可持续的智能世界多了一种可能。

（新华网原创新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