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贸大学王轩:事实独家与显性独家具有同等反竞争效果
对外经贸大学王轩:事实独家与显性独家具有同等反竞争效果
11月19日,2026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大会“数字音乐版权生态研讨会”在厦门召开。这场研讨会以“多元·包容·共治:构建数字音乐版权新生态”为主题,来自海内外的行业专家围绕版权治理、集体管理、许可机制、AI前沿、竞争政策以及国际比较等多个角度,对数字音乐产业的核心命题做了深入探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研究员王轩在论坛上发表了《平台生态下音乐著作权行使的竞争法审视》主题演讲。他提到,数字时代的音乐著作权正显露出一种需要警惕的“异化”苗头:原本是激励创作的制度工具,却一步步变成少数版权方和头部平台用来筑壁垒、赚垄断利润的策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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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轩在演讲中梳理了音乐产业结构的变迁。传统唱片时代,赚钱靠卖实体载体,一张专辑也就十首左右作品,权利比较分散,很难形成控制下游高度松散的实体分销渠道的垄断力量。到了流媒体时代,下游分销渠道即网络音乐平台相对集中,靠海量曲库吸引和留住用户,版权则高度聚集在大型版权方手里,头部内容成了下游音乐平台“绕不开的版权池”,行业竞争的核心也随之转向独家版权争夺和用户规模锁定。数字技术让分散的版权得以叠加聚集,原本的“创作保护工具”在特定市场结构下变成了“市场竞争壁垒”,这正是“音乐著作权异化”的现实起点。王轩指出,这种“异化”并不是否定著作权本身,而是说权利的行使方式及经济效果严重偏离了《著作权法》“鼓励创作、促进传播”的立法根本目的。
王轩把音乐著作权的异化拆成四层危害来讲。头一层是利润虹吸:头部版权方走“保底+分成”的单独议价路子,收益跟播放量脱了钩,平台赚的钱大半流进头部版权方口袋,而这些版权方的重心也从捧艺人转到经营手头存量版权上。第二层是结构性排挤——平台把核心流量优先给深度合作的头部版权方,中小厂牌和独立作品想露脸很难,中小版权方在议价桌上根本不在一个量级。第三层落在消费者身上:头部平台靠着内容锁定同步提价,用户只能同时订几家,行业竞争全耗在“抢版权”的军备竞赛里,产品功能体验这类差异化创新反倒没什么动力。第四层是产业损害:跨境版权收益大量外流,本土原创和人才培养的投入被稀释,文化竞争力与文化自信都受影响。跨国版权巨头从中国市场拿走的版权收益还在持续增长,本土原创投入、新人培养与产业基建的资金因此被摊薄,长远看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竞争力与文化自信不利。
有人问反垄断会不会削弱版权保护,王轩的回应是:著作权本身就是法定的合法排他权,它激励创新的制度价值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反垄断执法并不去挑战这项权利的存在。可一旦权利行使严重偏离立法初衷、实质性损害了市场竞争,反垄断法就有权出手矫正。他强调,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行使版权”,而在于行使权利的目的与效果——是不是意在排挤竞争、构筑壁垒、攫取垄断利润,是不是明显越过了保护权利的合理限度,从而落入我国《反垄断法》第六十八条所禁止的滥用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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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轩也提出了反垄断规制的三大路径:识别市场支配地位、识别滥用行为、识别轴辐协议。他认为,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识别市场支配地位”要打破“唯份额论”。音乐具有强情感属性与不可替代性,市场力量的判定标准因此发生了根本改变:决定平台竞争力的,不是单纯的曲库数量(“有多少首歌”),而是有没有掌握不可替代的核心热门内容(“掌握了哪些必听的歌”)。当核心热门曲库构成下游平台竞争的“必要基础设施”时,反垄断法可参照必要设施理论直接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而不应拘泥于传统的份额门槛。王轩还提到,掌握核心曲库却无正当理由拒绝给其他平台授权,或索要远高于市场合理水平的许可费,涉嫌构成拒绝交易和不公平高价;对条件相近的平台授权时实行差别待遇,以及虽不签“独家协议”,但通过怠于许可、天价授权、隐性条款等方式维持“事实独家”,都属于权利滥用行为,与显性独家具有同等的反竞争效果。他同时提醒应警惕以纵向合作掩盖横向共谋的轴辐协议:表面上是平台与版权方一对一授权,实际由平台居中协调,使多家上游版权方在价格与授权条件上趋于一致,消灭版权方之间的正常竞争,形成上下游利益一致的轴辐共同体,最终价格被人为抬高,下游中小平台被集体封锁,市场竞争被实质性消除。王轩认为,平台在版权采购中通过明示或暗示协调多家版权方保持定价及授权模式的一致,可能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轴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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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规制想达到的效果,是让著作权回到激励创作、繁荣文化的本源上去。王轩认为,竞争法介入既要审慎又要坚定,压住权利异化为垄断工具的苗头,数字时代才可能长出一个既百花齐放、创意活跃,又公平竞争、持续给消费者创造价值的音乐产业生态。这套看法跟论坛“多元·包容·共治”的主题正好对得上,也给数字音乐版权治理添了一条竞争法维度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