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谈创业33年:绝不愿再来一次,如今却面临是否回归英伟达
未料今日局面,半年前他曾称回到过去不愿创立英伟达。
33年前,30岁的黄仁勋和两位搭档一起创立了英伟达。33年过去,他离开了这家自己一手带大的公司,可离任才几天,硅谷就传出了盼他回去的声音。
11月12日,英伟达对外宣布,黄仁勋辞去CEO、总裁及董事职务。之后,一份支持他回归的在线请愿书拿到超过17万个签名,马斯克等科技圈人士也公开表态支持。据《金融时报》11月15日报道,黄仁勋已与亲信讨论过重新出任英伟达CEO的可能,部分硅谷高管还在筹划向董事会施压。
可就在半年前,有人问他:如果能回到30岁,还会不会创办英伟达?他的回答是:“绝对不会。”
这个答案出自今年4月黄仁勋接受《How I Built This》主持人Guy Raz的采访,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节目最早在5月以音频形式上线,11月12日——也就是黄仁勋宣布离职当天——又重新放出了这场87分钟访谈的视频版。Guy Raz在新加的引言里说,对话内容不涉及黄仁勋近期的风波,但希望外界能借此看到一个更完整的黄仁勋。
访谈中,黄仁勋讲起英伟达差点关门的日子:第一代芯片因为技术路线选错而失败,他只好飞到日本,向世嘉承认合同履行不了,请对方把剩余的500万美元合同款转成投资;为了押注CUDA,公司连着多年砸下巨额资金,却始终看不到明确的商业回报。他也提到那些补不回来的家庭时刻,以及自己为什么几乎用一辈子去忘掉昨天发生的事。
这段旧访谈因为黄仁勋的突然离职,如今读起来有了新的意味。一个把33年人生投进英伟达、还直言绝不愿再经历一次创业的人,眼下正站在要不要回去的路口。
30岁创办英伟达时,他从未有过创业失败的念头
1993年,黄仁勋决定离开LSI Logic,与Chris Malachowsky、Curtis Priem一起创办英伟达。那年他快满30岁,已经结婚,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手上还有一份收入不错、前景稳定的工作。
创业之前,黄仁勋的职业道路看上去相当顺。从俄勒冈州立大学毕业后,他先后进了AMD和LSI Logic,后者主要帮计算机制造商设计和生产定制芯片,客户包括Sun Microsystems、Silicon Graphics等硅谷企业。跟这些公司合作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不少优秀的计算机架构师,也慢慢发现,技术领先未必等于商业成功,战略选择同样关键。后来他把这段职业经历说成是一连串的好运。
最早动创业念头的是他在Sun Microsystems认识的Chris和Curtis。两人想开发专门用于电脑游戏的图形芯片,却没得到公司支持,于是决定自己干,并邀请黄仁勋来经营这家新公司。一开始,黄仁勋并没打算离开LSI Logic。但Chris和Curtis始终没放弃拉他入伙。三个人反复讨论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市场机会,黄仁勋也渐渐被这个想法吸引。
他们真正看好的,是个人电脑革命。
当时,《侏罗纪公园》电影里的计算机图形效果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可要生成那些画面,得靠价格高昂的专业计算机。黄仁勋回忆,当时做类似图像的机器可能要100万美元,而他们想做的是让普通消费者花几百美元就能获得类似的3D图形处理能力。只要能把这种技术融进个人电脑架构,就可能开辟一个全新的市场。
这个机会并非只有他们看到。主持人在访谈中提到,当时大约有60家公司在尝试类似的事情。黄仁勋有稳定的工作,有孩子要养,面对的还是竞争激烈的市场,但这些似乎都没让他犹豫太久。
主持人问他,当时有没有担心过创业失败。
“没有。”黄仁勋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又笑着承认:“其实我当时应该考虑一下的。”
在黄仁勋的回忆里,那时的英伟达在他脑海中已经非常清晰。一个想法被反复思考、想象,甚至让人着迷时,它会慢慢变得像现实一样真实。他相信自己能和两位合伙人建起一家成功的公司,至于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失败后再找一份工作。
“创业会失败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在我脑海里出现过,哪怕一次都没有。”后来他才明白,这个当初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决定,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一款芯片几乎全部被退货,英伟达曾濒临倒闭
英伟达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来自团队最初选择的技术方案。
第一款芯片NV1,差点让这家刚成立不久的公司破产。为了把昂贵的专业3D图形处理能力带进消费市场,英伟达重新设计了一套图形处理算法。研发两年多后,NV1终于上市,最初卖出约25万块芯片。结果,这些产品最后几乎全被退了回来。
黄仁勋后来承认,他们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技术路线。NV1采用正向纹理映射(Forward Texture Mapping),而当时逐渐成为主流的是逆向纹理映射(Inverse Texture Mapping)。这意味着,哪怕NV1本身能完成图形处理,也很难兼容行业正在形成的主流软件接口。随着微软准备在Windows 95中推出DirectX,英伟达发现自家产品跟这套新的图形API不兼容,而竞争对手正沿着另一条路线开发产品。
黄仁勋回忆说,那批货一共卖出25万块,可算法根本跑不通,最后25万块全数退回。在他看来,这不只是产品层面的失误,而是一场技术上的灾难。
难点在于,这套架构英伟达已经耗了两年半,后面的NV2、NV3用的也是同一套技术底子。此前公司还跟日本游戏厂商世嘉签下约1200万美元的合同,为其游戏主机供应图形芯片。履约固然能让英伟达再撑一阵,可代价是要在已知有问题的架构上再砸大约两年时间。等到那时候,市场上那几十家对手恐怕早就跑到前面去了。
公司内部为这份合同吵了起来。一派认为先把合同履行完,公司才有活路;另一派认为技术方向既然已经错了,就该马上停手。黄仁勋站到了后一种意见那边。他飞到日本,当面向世嘉负责人说明,英伟达原先答应的技术方案已经不适合世嘉,建议对方另找合作伙伴。
可放弃合同,英伟达就少了一笔维持运转的钱。资金一断,公司可能撑不了多久。向世嘉讲清情况之后,黄仁勋又提了一个请求:把合同剩余的约 500 万美元改作对英伟达的投资,给公司留出调整技术方向的机会。
世嘉负责人对此存疑。彼时英伟达面对数十家竞争对手,已经决定丢掉投入两年多的技术架构,新的商业计划却还没影。黄仁勋没有去描绘一个确定的未来。他坦言,完整的商业计划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有两件事得办成:让公司活下来,让技术回到正确的方向。
世嘉最后同意把剩余合同款转为投资。约 500 万美元到账,英伟达躲过了立即倒闭,但原有的经营计划也得跟着改。此前公司按 NV1、NV2、NV3 将陆续成功的预期不断招人,团队规模已扩大到约 250 人。技术路线一放弃,围绕这几代产品制定的研发和业务计划就难以为继,手里的钱又十分有限。为了压缩开支、维持运营,黄仁勋不得不大幅裁员,最终裁掉约三分之二的员工。他在访谈中承认,这个决定极其艰难。
人减下来,更难的技术问题还摆在那里。团队决定放弃原有图形处理架构,可此前两年多的研发都压在那条路线上,短期内重新设计一款符合主流标准的芯片并不轻松。黄仁勋回忆,他当时琢磨,市场上其他几十家公司都能用对技术方案,英伟达凭什么做不到?于是他跑到电子产品商店 Fry's Electronics,买了三本讲 OpenGL 编程和图形处理流水线的书。书由 Silicon Graphics 的工程师编写,把 OpenGL 的工作原理讲得很细。他把书分给三位工程师,让他们照着设计新芯片。
方向有了,时间却不够用。当时从芯片设计完成到做出样片,再到软件测试、修改缺陷、最终量产,一般要一年半至两年,中间往往还要多轮设计和制造迭代。英伟达账上的钱只够再撑大约六个月。照传统流程走,芯片还没造出来,公司可能就先把钱烧光了。
黄仁勋开始找能压缩研发周期的办法。他听说一家快要倒闭的公司做过一台硬件仿真器(Emulator),能在芯片真正造出来之前模拟运行行为,让工程师提前跑软件、验证设计。这意味着英伟达可以跳过传统开发里耗时较长的实物样片验证环节,尽量在流片之前把问题找出来。设备不便宜,黄仁勋花掉公司剩余资金的一半,才从债权人手里买下这台没人要的机器。
公司本来就快没钱了,他这一买,资金能撑的时间又短了一截。主持人问他,这么冒险的决定有没有人反对。黄仁勋说,他不记得有人明确反对过,也不记得自己征求过多少人的意见。
“那是我们当时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英伟达最终靠仿真器推进了 RIVA 128 的开发与验证,产品做到足以让公司继续经营下去。多年后黄仁勋回忆那段日子,仍记得公司随时可能倒闭,但团队每天讨论这件事的场景,他记不起来了。他记得的是工程师们很冷静、很专注,一步一步解决眼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危机过去了,英伟达却没有就此进入平稳期。几年后,黄仁勋又决定砸下大量资金开发一项短期内几乎带不来收入的技术。这一回,他没法像做 RIVA 128 时那样,给团队划出一个明确的六个月期限。
赌上利润推广 CUDA:英伟达等了多年,才等来 AI 的转折
英伟达起家时业务完全围着电子游戏市场转。GPU 性能一路往上走,团队慢慢意识到,这类芯片不光能生成图像,还能承担别的计算任务。
最早的探索还是从游戏来的。黄仁勋发现,虚拟世界要真有沉浸感,光有精美画面远远不够。水得流动,树叶得随风摆动,爆炸也得符合物理规律。这些效果涉及流体动力学、粒子物理等计算,而 GPU 本身就有强大的并行处理能力。英伟达由此开始研究,能不能让 GPU 跳出图形渲染,变成一种更通用的计算设备。
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在同期试水新应用。黄仁勋提到,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医生用英伟达的图形芯片做过 CT 图像重建,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则在摸索 GPU 的其他并行计算用途。这些工作让他看到一种可能:过去只能靠昂贵超级计算机完成的任务,也许能放到普通计算机的 GPU 上跑。
2006 年前后,英伟达推出 CUDA,开发者可以用 GPU 做通用并行计算。技术发是发了,市场并没有立刻回应。
黄仁勋发现,推广一种新的计算架构,碰上了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开发者不愿意为用户数量有限的平台写软件,消费者又不会为缺少应用的平台买硬件。设备保有量不够大,就难吸引开发者;没有开发者,也就不会冒出能证明技术价值的杀手级应用。CUDA 再有潜力,也可能长期困在这个循环里。
英伟达最后选了一条成本高昂的路:把 CUDA 集成进面向游戏市场的 GeForce 显卡,借游戏显卡的出货量,把通用并行计算能力带到尽可能多的个人电脑上。
当时绝大多数消费者买 GeForce 只为玩游戏,用不上 CUDA 的通用计算能力。英伟达却仍要承担相应的开发、硬件支持与生态建设成本,还没法因此向游戏玩家多收钱。黄仁勋回忆,原本就承受压力的毛利率因此进一步恶化。
但光有技术不够——用的人多了,开发者才愿意花时间学 CUDA、为它写软件。英伟达索性自己先掏钱,把这块市场养起来。
接着公司推出了一项叫“CUDA Everywhere”的推广行动。员工被派往全球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给科学家和软件开发者讲 CUDA 怎么用,帮他们把原来的程序搬到 GPU 上跑。地震数据处理、医学影像重建、分子动力学,凡是能用上并行计算的方向,英伟达都去试。黄仁勋本人也常出现在这些活动里。
这些案例一点点验证了 CUDA 的技术含量,可很长时间里撑不起商业回报——早期用户多是科研机构,采购量有限,真正养活公司的还是游戏显卡。2006 年至 2012 年,英伟达股价走低,低迷状态持续了很久。公司还因为处理器产品的问题掏了数亿美元。作为上市公司 CEO,黄仁勋既要面对投资者的追问,也得在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把经营情况讲清楚。
至于它哪天能赚钱,黄仁勋心里没底。他回忆,那几年总觉得自己再熬一年就会好转;一年过去,又劝自己也许下一年不一样。就这样过了很多年。
主持人问他:有没有担心过英伟达进场太早,技术做成了革命性的东西,却等不到它普及的那天?
“当然想过,而且经常这么想。”黄仁勋说。
团队一边继续对接图像处理软件开发商,一边帮科研人员把程序迁到 GPU 上。CUDA 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多,但哪种应用能撑起足够大的市场,谁也说不准。
转机出现在 2012 年。深度学习领域有了重大突破:AlexNet 在 ImageNet 计算机视觉竞赛中大幅领先,训练过程用上了 GPU 的并行计算能力。攒了多年的 GPU 通用计算生态,头一回撞上一个可能带来海量需求的新方向。
黄仁勋记得,那阵子好几个研究团队找上门,希望英伟达帮忙用 CUDA 加速深度学习训练。同样的任务交给传统 CPU,可能要堆一大片处理器;GPU 里大量计算单元可以同时开工,研究人员用少量 GPU 就能更快、更便宜地完成训练。
其实在这些团队找上来之前,黄仁勋对深度学习所知不多。真正让他留意的,是 AlexNet 相比此前算法跑出的性能提升幅度。
他开始琢磨:这技术为什么管用,还能解决哪些问题,未来会不会改写计算机架构。跟多个团队来回聊过之后,AI 在他心里渐渐成了英伟达的重要方向。2013 年前后,黄仁勋给公司内部发过邮件,明确说英伟达正在转向一家 AI 公司。
回头看,CUDA 并不是照着今天这个 AI 市场设计出来的。它起初要解决的是图形和物理模拟,之后才看到科学计算的空间,等深度学习突破后方向又调了一次。
黄仁勋一直认定并行计算有价值,但他也承认,最终会冒出什么应用、要等多久,自己并不清楚。对他来说,长期坚持的前提不是预知结果,而是反复分析之后仍然相信这条路值得投。
访谈中他讲,最初支撑判断的是第一性原理:一种计算架构若能大幅提升某些重要任务的效率,它就应当有价值。剩下的问题是,怎么让更多人用上它,以及怎么让公司活得够久,撑到那些应用出现。
“我错过了他们的重要时刻,但他们从未缺席我的人生”
主持人问黄仁勋:连续多年高强度工作,是不是让他少了很多陪家人的时间?
“这些都是真的,完全是真的。”黄仁勋答。
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一边忙公司,一边在斯坦福大学读硕士。那会儿没有今天的远程办公,家里既没有随手就能处理工作的笔记本电脑,也没有智能手机。公司的事要办,很多时候只能去办公室。
孩子们的空手道比赛,他一场都没赶上,成长中许多重要时刻也缺席了。直到这次受访,他仍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认真问过孩子:当年父亲常年不在家,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些年,家里主要靠妻子 Lori 撑着。黄仁勋说,她照顾孩子、照顾他,几乎包揽了所有家事。他不记得 Lori 抱怨过,甚至不记得她主动提过自己的付出。
两人是在大学实验课上认识的。那堂课两百多名学生,女生只有三个,他想办法和 Lori 分进了同一个实验小组。黄仁勋笑说,这是他做过的最聪明的决定之一。
多年后,财富和资源都不缺了,他还是反复提起妻子当年的支持。他觉得,自己敢长期扛创业风险,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管公司里出什么事,回到家,Lori 还在那里。
虽说错过了孩子成长中的许多重要时刻,两个孩子却一直盯着英伟达。公司的每封股东信他们都读过,每次股东大会都参加,黄仁勋出席的每场会议他们也都在。成年后,两人各自出去闯过一番,后来又回到英伟达上班。受访时,儿子 Spencer 35 岁,女儿 Madison 34 岁;英伟达成立 33 年,几乎陪着他们长大。
“他们人生里的大多数重要场合,我都没能到场;可我的重要时刻,他们几乎一次没落。”黄仁勋说。
主持人发现,一聊起妻子、孩子和父母,黄仁勋的情绪就比谈技术、谈生意时更容易外露。于是他抛出疑问:为什么黄仁勋总是不肯多谈自己?
沉默片刻,黄仁勋答道:“因为我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任何事情。”
他一个个数过来:父母、朋友、妻子、两位联合创始人,还有一路共事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回头看创业这些年,他觉得自己受过很多人的帮衬,并非单枪匹马走到今天。
其实,黄仁勋不愿谈自己、不愿反复翻旧账,还有一个原因:那些记忆会让他焦虑。
“我几乎用尽一生的时间,试图忘掉昨天”
访谈一开场,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不愿再创办一次英伟达。黄仁勋的解释是:一个人要是只知道最终结局是这般成就,回答“愿意重来”当然轻松。可要是必须把创业中的苦头再吃一遍——公司差点关门、被迫裁员、当着投资者的面宣布难看的财务业绩、一次又一次受挫——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些往事到今天还会让他紧张、焦虑。他说,自己并不喜欢重新想起那些日子。
“我几乎用尽一生的时间,试图忘掉昨天。”
所谓忘记,不是不从失败里学东西。黄仁勋的看法是,经历得变成下一次判断的参照,但失败带来的情绪不能一直把自己拖住。他拿运动员打比方:丢了一分,要记住哪里该改,同时注意力必须马上转到下一分。经营科技公司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这场比赛一打就是几十年。
在他眼里,高科技行业是一场“以百米冲刺速度进行的马拉松”。英伟达早年放弃 NV1 架构,此后又多年坚持 CUDA,每一步都意味着新的取舍:什么时候该认错、马上掉头,什么时候又得扛住压力,等技术找到用武之地。至于未来,他同样没法预先知道每一步的答案。
访谈快结束时,Guy Raz 再次请黄仁勋回顾:他究竟是怎么创办和经营英伟达的。
黄仁勋说,自己能一次次做出艰难的战略决策、承担风险,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不管公司发生什么,回到家妻子 Lori 和孩子们都在;也许是因为他始终相信,英伟达的员工希望他成功。
他承认,原本想从更专业、更技术的角度去解释一家公司如何建立、如何经营。可英伟达是他从第一天起亲手办起来的,这些经历早已没法只用商业判断和技术决策来讲清楚。
“人们常说,生意归生意,私人感情归私人感情。但在我看来,它永远都是个人的事。”
访谈精选
Guy Raz:你曾说过,如果有机会重新开始,你不会再创办一次英伟达。为什么?
黄仁勋:英伟达今天的成绩摆在这儿,它给世界、给员工带来的回报也摆在这儿,这些东西我当然喜欢。可真正该问的是另一件事:假如我 30 岁那年就知道,创办英伟达、开发 CUDA、让全世界都用上 CUDA 有多难,知道自己要扛多少痛苦、失败、裁员、财务危机和难堪,而且最后成不成还不知道,我还会不会起步?我的回答很干脆:绝对不会。
Guy Raz:NV1 选错了技术架构,可英伟达和世嘉的合同已经签了。合同一取消,公司可能就活不下去。这个决定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黄仁勋:错误的架构上,我们已经砸进去两年半。合同要是接着履行,还得再耗两年,可别的竞争对手都在正确的路上往前跑。方向既然已经知道错了,为什么还要把错事做完?
于是我去了一趟日本,跟世嘉负责人讲明:我们的技术已经不再是他们最合适的方案,建议他们另找合作伙伴。同时我也把话挑明,合同剩下的钱要是拿不到,英伟达就得倒闭。我请他把这笔钱改成投资。那会儿我连新的商业计划是什么都还没想清楚,但公司必须活下去,技术也必须回到正确的轨道上,这两点我很确定。
Guy Raz:英伟达当时已经快没钱了,你却拿出剩余资金的一半购买一台硬件仿真器。难道没有人认为这个决定太疯狂了吗?
黄仁勋:那时候传统芯片开发从设计到量产,一般要一年半到两年,留给我们的只有大约六个月。反复做样片、测试、修改,根本没有这个时间,芯片只能一次做对。
仿真器能在芯片造出来之前就把它的运行行为模拟出来,工程师可以提前跑软件、验证设计。买它会让公司活得更短,这我清楚,可当时能想到的办法只有这一个。有没有人明确反对,我记不得了;征求过多少人的意见,我也记不得了。我记得的是,团队一直很冷静、很专注——大家都明白,这是公司唯一的活路。
Guy Raz:从 2006 年到 2012 年,英伟达股价长期低迷,CUDA 也没有取得明显的商业成功。你为什么还愿意继续投入?
黄仁勋:越是这种时候,CEO 才越得站出来干活。我们按第一性原理判断,这种计算方式应该很有用。可一种计算架构再出色,能跑它的机器就那么几台,开发者就很难被吸引过来;开发者不来,杀手级应用就出不来;没有应用,用户凭什么买支持这种架构的产品?
于是我们拍板,把 CUDA 塞进 GeForce 显卡里,借游戏显卡把它铺到尽可能多的计算机上。代价不小,毛利率会被进一步拖累,而且 CUDA 还没法单独收费。我总想着明年就好了,到了第二年,又觉得再等一年就行。这样的日子过了很多年。
Guy Raz: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始用 GPU 训练神经网络那会儿,你有没有觉得,这就是自己一直等的那个突破?
黄仁勋:当时有好几个研究团队几乎同时找上英伟达,想用 CUDA 加速深度学习训练。说实话,在他们跟我讲之前,我对深度学习知道得并不多。
再后来,AlexNet 拿下 ImageNet 竞赛,相比上一代算法,性能提升非常明显,这下立刻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们开始琢磨:这技术为什么管用?它还能解决哪些问题?对计算机架构又意味着什么?反复分析、跟团队一轮轮讨论下来,我慢慢得出一个结论:AI 或许会成为英伟达将来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在正式给全公司发邮件之前,我已经跟不同团队沟通过几十次。
Guy Raz:再回头想英伟达当年那些难处,你还会紧张吗?
黄仁勋:会,当然会。那些记忆一浮上来就让我焦虑,所以我不太愿意聊过去。我几乎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想把昨天忘掉。
就像运动员在场上丢了一分,必须把这一分忘掉,重新把注意力收回来。高科技这行,是一场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下来的马拉松,每天都得拼尽全力。难的就在于,你得从过去的痛苦、失败和挫折里学到东西,让这些经验长在自己身上;可同时,又不能一直背着过去的情绪。得把它们甩在身后,接着往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