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ropic报告：20多款交友应用用Claude冒充真人，2周4700个AI人设

文 | 豹变，作者 | 高泽，编辑 | 邢昀

在交友软件上聊了几天，对方次次秒回，话题越来越热络，甚至肯跟你视频通话。换成谁碰上这种情形，都不会想到对面可能是AI。

可AI龙头Anthropic最近出一份报告，把另一种可能性摆了出来。

报告提到，一家在中国的应用开发工作室做了20多款交友应用，嘴上说用户聊的都是真人，实际上匹配列表里塞进了大批Claude驱动的AI人设；视频通话这类AI搞不定的部分，才交给真人兼职顶上。

Anthropic在2026年4月做了两周观察，期间发现超过4700个AI人设跟至少2.5万名不同用户聊过。应用里匹配和聊天都要耗额度，用户得买代币才能接着用。

这个案子里，AI成了“崩老头”这类情感套利骗局的关键工具，日常运营全靠它，真人只在需要证明“确实存在”的时候露面。

AI既能伪造一张脸、一段声音，又能低成本、长时间地维系一段让人肯掏钱的关系，杀猪盘也就跟着进了AI时代。以前靠一堆业务员熬夜陪聊的地下作坊，如今正换成一整套由模型、真人和收费机制接力跑的系统。

1、AI杀猪盘，四类套路围猎普通人

AI正被当作诈骗工具用。经济观察报援引公安部2026年9月通报，全国已侦破AI换脸类诈骗案件逾300起，涉案金额突破5亿元，单案最高达2000万元。

技术把犯罪门槛压下来之后，诈骗的欺骗手段也变得更立体、更多元。

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披露过一个案例。实施AI语音诈骗的主犯在境外，从犯在境内负责线下配合。从犯上门到独居老人家里拨通电话，境外不法分子用AI拟声技术模仿老人孙子的声音，靠隔辈亲情取得信任，先后骗取三名老人共计6万元。

诈骗分子并不需要让AI从头到尾演完一场骗局。一个换脸视频、一段合成的声音，或者一组用来引流的人物素材，只要出现在取得信任的关键时刻，就可能扭转受害人的判断。

公开案例显示，AI已被用于婚恋交友、虚假投资、冒充亲属和情感售货等不同场景，但它在每起事件中承担的角色并不一样。

其中，情感婚恋类诈骗也就是圈内俗称的“崩老头”。

2025年，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办理过一起案件。一个犯罪团伙拿AI生成的美女视频来引流，先把人设包装好，接着伪造病历和证件骗取信任。短短一年间，15名被害人累计被骗走171万余元。最终，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上海兰迪（广州）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杨珂介绍，不少不法分子用AI批量造出帅气军官、富家千金、完美大叔、投资导师之类的虚拟人设，专门盯着40‑70岁、手里有积蓄、情感上又有缺口的群体做情感套利。一旦婚恋套路和投资诱导嵌套在一起，伤害就会成倍放大，受害者既要丢钱，也要受情感上的打击。

而投资理财类诈骗，造成的单笔财产损失可能最高。

诈骗分子会把AI量化交易、智能选股、虚拟货币这些热门概念绑上来，用AI数字人扮成分析师做直播，引诱受害者去下载仿冒APP，这类APP的后台数据可以人为篡改。平台会编出好看的盈利数据，有些团伙还会放开小额提现来换取用户信任。等受害者把大额资金投进去，提现通道就直接关掉，钱也就被非法占有了。

深耕经济犯罪领域多年的律师刘宗信指出，这类诈骗里普遍存在“沉没成本心理”，会带来二次收割。不少受害者已经投了一笔钱却提不出来，就会自我催眠“再投一笔就能全部取出”，结果越陷越深。

利用AI冒充熟人、公职人员诈骗，主打一个快速设好圈套。

诈骗分子用语音克隆复刻亲属的声纹，靠AI换脸伪造熟人的视频，编出车祸、被拘留急需用钱这类紧急事由；有的则冒充公职人员，谎称当事人涉嫌违法，再安排线下车手上门收现金。线上欺骗和线下收款配合起来，骗局就完成了。

前述最高法发布的AI拟声诈骗老人案，就是这类模式的典型。

还有一类是拿AI引流卖货，或者用AI生成虚拟销售人设，群聊里大量AI机器人充当“托儿”，制造出抢购火爆的假象，最后诱导消费者以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市场价的价格买单。

这种商品销售擦边型诈骗，也是民刑边界最为模糊的一类，因为犯罪分子售卖的货品本身具备合法属性。

2、用AI技术博取信任

跟传统杀猪盘比起来，AI杀猪盘最关键的变化，是拿AI技术去搭建信任。

律师刘宗信说，以前杀猪盘特别吃人力，业务员精力就那么多，同时只能应付少量受害者；换成AI之后，靠算力就能批量养号、自动回话，诈骗的边际成本差不多降到零。

人工聊手过去捏出来的人设通常很单薄，一要求视频通话就容易露馅。AI能做的则是全感官伪造，除了聊天话术，还能批量造假病历、假身份证、假转账流水，拼出一套彼此能对上的虚假证据链，复制起来花不了多少钱。

它还能模仿真人打字的延迟感，自己记住对话里的细节，主动抛出新的话题。前期那些情感铺垫的活儿，绝大多数都能不靠人、自己跑起来。

受害者的画像同样在变。按过去的印象，杀猪盘盯的主要是贪小便宜的老年人，可现在受害范围一直在扩。中老年还是高危人群，但相当一批有文化、手里有钱、情感或投资上有需求的中青年，照样会栽进去。

刘宗信律师结合自己办过的案子提到，还有一类受害者是因为觉得丢人，或者参与了本身不受法律保护的虚拟货币交易，被骗了也忍着不报。他经手过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行为人取现的涉案金额有数百万元，可到公安机关报案的受害人没几个。这说明真实受害规模比公安的报案统计要高。

地域上，传统电信诈骗团伙大多窝在东南亚。AI把地理限制冲淡了，美洲、非洲、中东不少地方都冒出了同类诈骗集团。诈骗软件和服务器多数架在境外，国内侦查取证因此更难。

3、诈骗行业，建起“赛博流水线”

两位律师对《豹变》都表示，AI杀猪盘已经长成一套高度模块化的黑灰产流水线，不同团伙各管一段，链条上的参与者未必参与诈骗的全流程。

链条的起点是技术工具供给。相关主体往外卖AI换脸、语音克隆、批量账号生成、自动聊天机器人等工具，给整套骗局打技术底子，撑起音视频伪造和大批量账号运维。一个人就能同时管上百个虚假账号，批量产出各种虚拟人设。

接下来是人设引流。运营团队用AI批量做虚假人设的短视频、朋友圈素材，投到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挑出有情感诉求、有投资意愿的潜在受害者，再把目标从公开平台引到私人聊天窗口。

第三个环节是AI加人工的话术落地。AI生成成套话术包，扛下约九成的日常情感铺垫聊天；等铺垫做完、快到要大额转账的收割节点，再换人工聊手上场做关键劝说。

资金洗钱是整条链条里极要紧的一环。大量案子里，不法分子优先用虚拟货币把赃款洗白，靠冷热钱包来回切换、多轮混币，把资金追踪路径搅乱。

链条末端是境外资产转移。洗白的赃款被转出境外；部分国内涉案人员会在案发前出境、移民，借此躲开国内司法管辖。

模块化分工也带来了复杂的法律定性难题。对处在链条不同位置的人，司法实践拿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程度当核心判断标准。

杨珂律师解释，司法实践中，同一条AI诈骗链条里提供工具、技术、服务等帮助的上下游人员，因为“主观明知程度”不一样，可能落到量刑悬殊的不同罪名上。如果相关人员明确知道是在帮别人搞诈骗，事先有通谋或者配合关系比较稳定，一般按诈骗罪共犯处理，对应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

如果相关人员只是大概知道别人在搞网络犯罪活动，但不清楚犯罪细节、参与不深、合作是临时偶发、不参与分成、只提供通用型技术，那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应的法定最高刑是三年有期徒刑。

杨珂律师还提到，上下游人员因为“行为类型”不同，还可能沾上别的罪名，比如伪造身份证件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甚至洗钱罪。

有一点要分清：AI诈骗恶性事件虽然频发，但AI只被当作犯罪手段或工具来评价，并不是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法定从重量刑情节。诈骗罪裁判还是拿涉案金额当核心量刑依据，不会仅因为作案工具是人工智能就直接加重刑罚。

商品销售擦边类案件，民刑边界怎么划尤其麻烦。

货品本身合法，形式上也有交易合同和实物交付，外观跟普通民事买卖很像。杨珂律师给出实务里的判断思路：先拿货品的进货成本、加工成本跟实际售价做比对，看售价和商品真实市场价值之间有没有巨大悬殊；再看行为人的主观目的，结合消费纠纷发生后商家愿不愿意积极退款弥补损失，来辅助判断非法占有目的是否成立。

市场经营中，合理范围内的利润浮动是允许的。可要是商品成本低得离谱，却卖出千百倍甚至万倍的价格，还编造功效、品质、用途，再雇上一大堆AI“托儿”营造抢购假象，这种情况往往藏着不小的诈骗风险。

AI深度伪造也把侦查取证的工作逻辑整个改了。传统电信网络诈骗，侦查重点是固定聊天记录、通话录音、银行流水这些客观留存材料。到了AI杀猪盘案件里，音视频、截图、文档都存在深度伪造的可能，侦查重心从“固定记录证据”转到“鉴别证据真伪”。

杨珂律师表示：“AI伪造内容肉眼愈发难以分辨，办案人员需要委托专业第三方鉴定机构开展深度伪造鉴定。”

这些年，针对图像、音频等方向的合成鉴伪检测，陆续有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落地。可标准体系的覆盖并不均衡，不同机构、不同人员在贯标和能力验证上的参与程度也参差不齐。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检测技术所依赖的底层取证假设，正随着生成技术迭代被一点点消解。换句话说，就算程序合规、资质齐全，鉴定意见的技术可靠性依旧要面对系统性挑战。

另外，不少AI生成的伪造痕迹存放在境外服务器上，国内侦查机关想调取原始数据相当困难，证据固定的门槛又被抬高了。

4、如何应对AI诈骗

治理AI杀猪盘，光靠公安机关事后打击并不够。

技术供给这一头，大模型企业成了风险防控的“源头责任人”。眼下国内还没出十分细化、能落地执行的AI行业合规指引，现有制度更偏向市场准入。这个环节更多要靠企业自己请专门的合规人员，免得踩进相关刑事案件的风险里。

杨珂律师指出，立法和行业规范往往跟不上AI犯罪手法的翻新节奏，毕竟法律本身就有滞后的特点，很难把所有新型作案手段都提前想到。正因如此，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企业，保持技术中立、主动把风险隔开，是有现实意义的。不过“技术中立”不能当成甩锅的借口。实际当中，义务边界怎么划，一般看这家企业有没有能力控制风险——能花很低成本就识别出来的异常调用，企业就得去监测、去预警，同时把内容生成的安全管理义务落到实处。

普通网民这边，建立识别意识、守好转账这道关口，才是抵御AI杀猪盘的核心防线。

“不少诈骗分子会诱导受害者卸载国家反诈中心APP，以顺利完成诈骗活动，这本身就是高风险信号。”杨珂律师建议，不要卸载国家反诈中心APP、提高自身警惕性。网络视频通话时，若对对方身份存疑，可以让他做摸耳朵、转头这类复杂动作，或者问一个只有双方知道的共同过往，借此验证身份真假。同时别抱着投机心态，凡是网上说稳赚不赔、保本高额回报、手握内幕消息的投资话术，都得高度警惕。

杨珂律师还专门提示，一旦骗子诱导你用了阅后即焚这类软件，头一件事就是把软件里的全部内容固定下来，原始记录千万别删、别改。材料整理好以后，尽早去当地派出所报案；另外，也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APP把案件线索提交上去。

针对诈骗罪被害人如何追赃挽损，杨珂律师特别提醒：

1.受害者发现被诈骗后，第一时间可以拨打110、96110等报警电话，或通过国家反诈中心APP提交案件线索；

2.及时联系支付渠道客户阻断资金流转；

3.把能反映被骗钱款来龙去脉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支付记录等原始载体固定住；要是被引诱用了阅后即焚类软件，得第一时间把软件内容固定下来，原始记录不要删除、不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