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在硅谷正日渐式微
乔纳森·韦伯的《边缘之城》,由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授权。图片来源:Courtesy of Simon&Schuster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野蛮生长之时,我在旧金山担任新闻杂志《行业标准》的主编,亲历并记录了互联网经济的诞生。那时,旧金山整座城市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青春的味道,人们怀抱着一种理想主义信念——方兴未艾的互联
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野蛮生长之时,我在旧金山担任新闻杂志《行业标准》的主编,亲历并记录了互联网经济的诞生。那时,旧金山整座城市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青春的味道,人们怀抱着一种理想主义信念——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赋能个体,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当时就知道那是个泡沫时代,也意识到在那些崇高的理想背后,暗藏的矛盾最终会将一切拽回现实。但在我们的杂志里,在我们每周五举办的屋顶派对的觥筹交错之间,我们仍陶醉于作为互联网革命小将的感觉,坚信自己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
如今,那种技术乐观主义——一种带有反文化色彩、在近30年里定义了整个互联网行业的时代印记——正在迅速褪色,部分源于它自身承诺的落空,同时它也成为了美国政治内斗的不幸牺牲品。
如今,科技圈的流行做法是将昔日的理想主义斥为天真和自恋。而在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内新崛起的一批右翼科技高管,则倾向于用更严厉的言辞对它予以否定:正如美国总统不久前批评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时所说,那是“激进觉醒左派”意识形态的体现。它与技术乐观主义截然不同,摒弃了包容性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转而推崇军国主义下的民族主义和极端达尔文式的资本主义竞争观。
然而,科技能够“改变世界”这句老口号并非左派所独有的理念。相反,互联网文化从诞生之初就是带有自由意志主义色彩的混合体,崇尚个人自由、社会包容,以及通过技术和自由市场实现集体赋权。在理想情况下,它是一个容纳各种关于未来希望之想法的广阔平台,是各类创意思想者的灯塔。人们围绕人工智能影响而展开的讨论常常是悲观的,因而当下我们尤其需要这种更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
我们不应该忘记,20世纪90年代旧金山那种自由奔放的创意文化培育出了极其丰硕的创新成果。
那时,《连线》(Wired)杂志的联合创始人路易斯·罗塞托(Louis Rossetto)在杂志版面上宣扬着技术革命中的自由意志主义信条,而一群看似不太可能的年轻作家和程序员实际上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网站——包括至今无处不在的横幅广告。
来自新泽西州的年轻程序员克雷格·纽马克(Craig Newmark)不善社交,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刚刚成型的科技朋友圈里,人们在这个圈子里尝试虚拟现实等各种创意。他当时只想提供一些实用小贴士,最终却发明了一种新型的社区市场平台,以及“
开源软件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政治意义——其目的是保护自由修改代码的权利,防止寡头企业扼杀创新——后来却成为了科技行业的一大基石。
正是在《行业标准》杂志社的屋顶上,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名叫埃夫·威廉姆斯(Ev Williams)的年轻技术专家与同事们聚在一起,决定他们初创公司应该专注于为用户提供一种工具——他们称之为Blogger。这是社交媒体的前身,而威廉姆斯后来联合创立了Twitter。
这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关键信条——新经济的企业家能在赚钱的同时创造社会福利。谷歌(Google)从创立之初就确立了“不作恶”的原则,尽管它同时也在打造一台空前赚钱的机器。对于初创公司来说,企业使命独立于财务成功曾经是一种常态。
在他们的斯坦福研究项目尚未成为公司之前,谷歌创始人
《连线》精彩地宣扬了互联网时代的共同价值观,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火人节契约》。
正如该活动将叛逆的沙漠露营者和亿万富翁聚集在沙漠中,共同建造一座乌托邦之城一样,由互联网驱动的新经济减少了组织和社群的层级,实现了更具创新性、更让人满意、效率更高的工作方式。
从政治角度看,这个行业兼具自由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色彩,或许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其成立宗旨是保护网民免受政府的过度干预。这是关乎自由的大事,他们的集结口号——“别碰我们的互联网”——与往日的民权斗争诉求遥相呼应。
这种契约在2010年代开始出现裂痕,因为那些好斗的早期新贵们已成长为拥有无穷权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巨头。社交媒体已被调校得奖励冲突,而不是奖励社群连接。随着大型平台沦为虚假信息机器和政治操纵工具,人们对科技的信心逐渐瓦解。年轻员工投身进步政治和社会正义运动,而渴求人才的科技公司则开始迎合左派提出的日益扩大的政治诉求。
随后,新冠时代的动荡撕裂了本就脆弱的共识——
如今,一种新版的技术乐观主义正在崛起,或许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写于2023年的一篇文章是对它最好的表达。我90年代中期初次见到安德森时,他本人是一个开朗、面庞稚嫩的互联网理想主义者;如今,他已是全球最富有的风险投资人之一,曾经的自由派政治立场早已不见踪迹。他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宣言》宣称,自由市场的技术资本主义是一个神奇的装置,只要我们所有人努力工作并驱逐“敌人”的思想——比如“技术伦理”和“信任与安全”——它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过去一年,特朗普执政以来,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演变为支持政府背书的技术资本主义和“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其核心是私人加密货币和对人工智能的狂热追求。
旧金山的风向已经转变,悄然体现出这种新的世界观。2024年大选后,科技公司迅速放弃了它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对多元化和保护移民的承诺,默许特朗普对高等教育、自由贸易和法治社会这类曾经的神圣理念进行攻击。创业圈长期以来避之不及的军事技术,如今却成为除人工智能之外最热门的风投领域。“建设者”——这个为奉承营利性科技初创公司领导者而造、同时又微妙地贬低其他事业的词汇——成了新时代的英雄。
特拉·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是武器初创公司Anduril Industries的联合创始人,也是极右翼投资者兼煽动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门徒。最近他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强调需要“爱国”投资,以便美国能够完成“艰难之事”,比如以足够快的速度建设数据中心、火箭和核电站。
但这套关于科技如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理念,无论是作为共同价值观体系还是个人成功路线图,都一样缺乏吸引力。
在人工智能热潮的中心旧金山,年轻人口在疫情期间骤然减少,到今天才刚刚缓慢回升。要知道,当年伴随着互联网繁荣和随后的智能手机崛起,数以万计的二三十岁年轻人涌入旧金山。旧时今日,实为天壤之别。人工智能公司在招聘,但其速度比不上老牌互联网领军企业的裁员速度,旧金山的科技就业人数因此仍远低于峰值。资金正涌入该行业,但大部分投向了算力建设,而非人才。
与此同时,旧金山两所著名的艺术学院都已关闭,原因在于成本居高不下、当地大亨支持有限、以及潜在学生就业前景不佳。已经有十五家剧院关张倒闭。尽管人工智能风头正劲,但人们仍然看不清的是,任何不是顶尖技术AI专家的人该如何参与到AI热潮中。
如今,当我行走在SoMa和金融区的街道上,相比于疫情前,人行道在大多数日子里是触目惊心的一片空荡荡。我遇到的创业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年轻,也更痴迷于金钱,他们既为未来感到兴奋,也充满了对融资、竞争以及人工智能不确定性的焦虑。即使是青少年和大学生,经济成功也变成了最重要的事。
至少,在推销“人工智能和更广泛的技术进步将造福所有人”这个理念方面,那些支持特朗普的科技精英们做得非常糟糕。包括埃隆·马斯克和Meta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内的顶级高管入选美国最不受欢迎的公众人物。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科技行业几乎没有什么信任,并且普遍对人工智能将带来什么感到恐惧——即使是年轻的后浪们也这么认为。
被指责的一方将这种排斥误读为仅仅是信息传递出了问题——特拉·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最近提议通过收购《连线》杂志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建议在X平台上赢得了大批追随者的喝彩,他们和他一样,痛感该杂志已变得对科技行业及其领袖人物过于挑剔。
这群人仍然怀念《连线》杂志在早期理想主义时期锻造出的真实感和公信力。他们似乎并未意识到,该杂志的影响力恰恰源自他们竭力嘲弄的那些价值观。
如果他们把精力用来更广泛地思考自身事业对社会的影响,更少掺杂进意识形态色彩,无疑能产生更大价值。正如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清楚看到的那样,相信技术进步会带来益处并不一定是个党派政治问题。努力为人类做正确的事也不会阻碍商业成功:只需问问克雷格·纽马克(Craig Newmark)就知道了——他持有的Craigslist(他仍拥有其主要股份)最终为他带来了巨额财富。
诚然,早期许多高尚的抱负最终被证明是空谈;互联网巨头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许确实不亚于其贡献。然而,看到这一点被当作证据,来证明只有追求自身利益的财富积累才能成为技术进步的驱动力,这实在令人悲哀。
安德森的风险投资公司如今管理着超过900亿美元的资产,在当前选举周期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政治捐助者。迄今,该公司已为中期选举花费了超过1.15亿美元,以期为其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投资获得优势。这件事里实在没有什么创业精神或振奋人心之处。
那种孕育了互联网理想主义的雄心勃勃且充满朝气的文化,可能会被那些行事狭隘的反监管、亲军事议程、与特朗普结盟的科技领袖们贬低为软弱和头脑简单。但即使今天,相信我们能够、并且应该有意识地推动技术进步,以造福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这一信念绝非硅谷文化的弊病。它恰恰是硅谷文化中最正确的一部分。(财富中文网)
乔纳森·韦伯(Jonathan Weber)所著的新书《边缘之城:科技、政治以及旧金山的灵魂争夺战》(City on the Edge:Technology,Politics and the Fight for the Soul of San Francisco,)即将于6月9日由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Simon&Schuster)旗下的阿特里亚图书公司(Atria Books)出版。韦伯曾担任《旧金山标准报》(The San Francisco Standard)和《行业标准报》(The Industry Standard)等刊物的总编,并为路透社(Reuters)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撰写科技和政治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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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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