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果短剧人均日刷125分钟：字节时间争议背后，普通人的时间贫困

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势头凶猛，已经长成国民级App，围绕“红果上瘾”的争论随之而来，也把普通人担心屏幕时间过长的焦虑摆上了台面。

数据摆在那里：互联网产品早就不满足于分食用户的空闲时段，还在变着法子让人多用一会儿。

多数人的人生经验里，时间从来都是被单向拿走的资源。读书拿走一些，上班拿走大半，眼下连休息时间也在被拿走。

连着几天冲上热搜的“字节时间”之争，两位当事人争的是行业老大的位子和责任，旁边看热闹的普通人操心的却是另一码事。

10月26日，传媒人秦朔引用野村证券数据，抛出“中国互联网已进入‘字节时间’”的判断。今年7月中国移动互联网Top 50 App里，字节系时长份额为40.9%，其中就有“红果时间”——红果短剧人均单日使用时长约125分钟。秦朔的看法是，这对字节是好数据，对用户和社会却不值得欣慰，因为“爽”的代价很高，字里行间是对短剧上瘾的担心。

这话引来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接连发文回击，他说“字节时间”的说法“极不严谨，纯属瞎扯”，并指报告数据不严谨，“即时通讯、游戏、电商、音乐都占据用户非常多的时间”。围绕“字节时间”这个概念站不站得住、行业龙头该不该担起教化责任，双方来回拉锯了好几轮。

传媒人秦朔和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隔空喊话了好几轮。（图/社交平台截图）

也不难理解，对一家企业来说，跟行业垄断沾边的帽子太大太重，枪打出头鸟的忌惮一直悬着，眼下没有哪家公司敢接这类批评。

这场风波在企业那边是公关仗，到了围观网友这里，慢慢变成又一次挑动手机时间焦虑的心理战。原因在于，秦朔也好李亮也罢，两人争论时都默认了同一个前提——中国人的手机使用时间，确实在越拉越长。

两人分歧的地方，无非是当下谁坐拥了最长的时间，以及占有这些时间合不正当。

相关讨论的评论区里，有网友贴出自己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长，晒出该页面排第一的App，借此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字节时间”。

有人发现自己最近居然真的一天刷了一小时短剧；也有不少不看短剧的人说，自己生活里没有“红果时间”，但有“小红书时间”“××游戏时间”……让很多人吃惊的是，7—8小时的手机使用时长很常见，10小时以上的也不少。扣掉睡觉、上班的时间，普通人线下休闲的日子已经没剩多少。

每个人手机上排第一的“xx时间”，各不一样。（图/编辑部同事们的手机截图）

不少人的体感是，花在手机上的时间一直在涨，可涨上去的时间并没换来同等的幸福感，越来越多人感受到的反倒是“时间贫困”。

要么觉得能自己支配的时间太少，没空做自己的事；要么老被打断，专注不下来，工作和快乐的效率都在往下掉。

对大众来说，“字节时间”风波的要害其实不在哪家公司，而在于自己的生活秩序是怎么被悄悄改写的——谁分走了普通人的时间？日常娱乐生活又是怎么被手机填满，改造成流向平台的生意？

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甚至以为这是“我的自主选择”。

中文互联网的争夺时间生意，

到了新节点 

翻互联网的发展史，抢用户注意力是一门摆在明面上的生意。但这不代表人们对时间被占、被分毫无感觉，互联网产品每回分走大众的碎片时间，都曾在社会层面激起过不小的争议。

2008年，以种菜偷菜为核心玩法的社交游戏“开心农场”，借人人网、开心网、QQ等社交平台迅速传开，掀起持续数年的全民偷菜热，讨论玩家如何沉迷的文章随处可见。

比如汉网的一篇报道提到，有14岁的初中生寒假里挑起帮妈妈偷菜的重担，算是一种另类尽孝；为了偷菜更快，还排了张偷菜时间表。有些企业单位甚至专门下禁令，不许员工上班时登录开心网。2009年年末，有媒体发了篇《2009年在“偷菜”中荒废》的文章。

往回看，偷菜热大概算大众头一回集体讨论碎片时间被互联网分走这回事。在那之前，多数人上网更有目的性，下班后专门腾出一段时间开电脑，再玩游戏、逛论坛或者聊QQ，频繁上网的年轻人还可能被扣上网瘾的帽子。偷菜的玩法把原来的秩序打乱了，社交属性拉着越来越多人加入偷菜队伍，掐着一两个小时后要上线偷菜。

早年偷菜热的相关报道。（图/新浪新闻）

那段时间，互联网公司和大众都隐隐意识到，现实里“拥有一个人的时间，就是拥有支配他的权力”这套道理，放到互联网世界一样成立。几年后，智能手机和更成熟的社交媒体平台出现，把互联网瓜分大众碎片时间的生意做得更加具体。

2016年，罗振宇抛出“国民总时间”（GDT）这个概念，点明大厂之间的较量，说到底是一场抢用户时间的游戏。他当时的算法是10亿网民、每人每天5小时，可开采的国民总时间约18250亿小时，所有互联网公司都在这18250亿小时里做零和博弈。

2018年儿童节腾讯与头条互诉不正当竞争，“头腾大战”被看成“争夺时间”理论的又一次验证——用户时长直接挂钩产品市场规模和公司商业价值。腾讯系靠QQ、微信和《王者荣耀》收割社交与游戏时间，头条系靠资讯、信息流和短视频收割内容消费时间，两边代表中文互联网的两大产品方向。

手机把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抹掉，这话早被说烂了。（图/《明星经纪人生存记》）

那个阶段，关于碎片化时间的讨论集中爆发：朋友圈被批为无意义的时间黑洞，微信被指无形中拉长了工作时间——一个人耗在微信上的时长，可能超过一份工作的上班时间；早期的抖音快手则被骂“群魔乱舞、毫无意义”。可所有人还是不知不觉陷了进去。

一边是网络内容的信息密度远高于现实生活，密度一高，人就容易觉得时间没白过——消息看了不少，笑声也收获了不少。另一边，996与内卷的现实压力开始被广泛讨论，虚拟空间慢慢成了逃避和发泄的出口。

每一次互联网时间焦虑爆发，背后其实都藏着一种新形态产品对生活秩序的改造。

这次短剧时间风波藏着的，是中国互联网的时间争夺战已经从“瓜分时间”走到了“延长时间”的新阶段。

前面提过，2016年罗振宇估算国民总时间用的是“每人每天5小时”，十年过去，这个数早就不适用了。

Quest Mobile的数据摆在那：2026年6月全网用户月人均使用时长189.3小时，2019年4月还是128.2小时。7年涨了约47%，可同期月活只增长约12.9%——2019年6月月活用户规模11.36亿，2026年6月为12.82亿。

活跃用户数的增长有限，但每次打开手机后停留的时间在变长。

手机使用时间越来越长，是困境还是大势所趋？（图/《突如其来的假期》）

乔纳森·克拉里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里，把睡眠看作一种难以被生产和消费逻辑彻底收编的时间——睡着了就没法生产也没法消费。可如今，多少人推后入睡时间，只为了再多看一会手机。

大众的注意力偏好被算法量化拆解成层层数据。三秒一个钩子、不断反转的剧情……无数传播技巧被总结出来，只为让用户再多刷一会、多留30秒。用户有时未必是因为“好看、爱看”才放不下手机，而是大脑一直在接收刺激，愤怒、焦虑、悬念、不屑……负面情绪同样能成为停留的理由。

用户数量趋于饱和，原有上网时间的瓜分也快到头，在趋利的商业逻辑里，互联网产品注定要打一场延长用户时间的仗。

“时间贫困”的普通人，

不止被手机偷走时间

面对自己“并不健康”的手机使用时长，大部分普通人的心态其实是纠结又拧巴的。

明知道爽文爽剧、搞笑视频没多少营养，可上班乃至加班之后，接近宕机的大脑似乎只接得住直给、浅薄的多巴胺。外卖员在电动车上架两部手机，一部跑单，另一部放短视频或电子书——这份收入不固定、时长却能拉长的工作里，娱乐出口变成了等单时见缝插针地刷手机。

眼下，等人期间不刷手机，差不多算等待的最高利益。（图/《我的姐姐》）

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用“社会加速”解释现代人的时间困境：技术发明出来本该帮人省时间，可实际是，对效率的追求没让人更悠闲，反而推着社会加速，人更容易觉得时间不够用。

没有谁的短剧时间、游戏时间是在上班开会时挤出来的。普通人的线上娱乐时间被拉长，很多时候是生活压力要找出口，而线下娱乐要花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比线上高太多。无数打工人早习惯了小程序游戏失败后的30秒广告，也习惯了短视频、短剧刷动之间冒出的可跳过或不可跳过的推广。

大家不自觉地拿时间给内容消费买单，而不是掏钱，因为工资卡里数字的变化，冲击太直观、太现实。

对平台来说，让用户付出时间，很多时候比让用户付费容易。（图/《流星》）

但结果就是，夜深人静终于放下手机时，不少人又忍不住愧疚，埋怨自己自控力差。中国传统文化对“虚度”有很深的恐惧，“一寸光阴一寸金”式的训诫，让人长期认同时间的可贵，总想把时间转成实用资源。刷手机这事，免不了被压上道德层面的负担。

算法盯着的是让人多停留一会儿，社会节奏越跑越快，空闲反倒成了稀罕物，文化规范又不停追问“虚度时间”这回事。三股力量拧在一起，就成了单靠自控力解不开的局——刷得越多越纠结、越自责，自责带来的负面情绪有时候又把人推回那块能低成本安抚自己的屏幕前，时间焦虑就这么来了。

对多数人来说，时间从来就是被单向取走的资源。学业取走一些，工作取走大半。

我们常说努力工作是为了好好休息，可如今连休息的时间也在被诱导着拱手让人，变成平台眼里可计价、可交易的资本增量。问题是，这部分增值普通人自己一分份额也拿不到。

时间，首先是属于人的，而不是属于老板或平台。（图/《人生切割术》）

从2018年的“头腾大战”到本次风波，围绕互联网用户时长的争夺，更多被看成生意场上的拉锯：谁先抢下市场、谁更能拿捏用户心智，用户的时间在其中就是可量化的商业战利品。

这种局面下，倘若轻飘飘把所有问题重新归成一句“少玩手机”，等于把时间争夺的结构性问题，一股脑推给了个人选择。

现代商业社会里，时间当然可以被计价、被当作资源，但对普通人而言，时间首先就是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