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滔亲述Muse诞生：玩OpenClaw玩出原型，不到200人团队

上线一个多月后，Meta首席AI官Alexandr Wang（汪滔）才坐下来，聊起Muse是怎么来的。

10月11日，知名播客主持人David Senra放出了一段对汪滔的专访，时长72分钟，标题是《Creating Muse: The Fastest-Growing AI Product Since ChatGPT》。

采访里抖出不少此前没公开的幕后细节。Muse最早其实是汪滔和Nat Friedman玩OpenClaw玩出来的，原型只花了一两周；这款后来登上美国App Store榜首的产品，模型加产品团队不到200人。

汪滔为什么像发疯一样做营销、扎克伯格在Llama 4失利后打来的那通电话、Meta为何挑消费级Agent而不跟行业一起卷Coding Agent，这些都聊到了。几天前《纽约时报》刚报道过，扎克伯格曾在Muse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亲自拍板推动发布。

这次采访中，负责打造Muse的汪滔，讲出了这款产品从实验走到正式上线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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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的故事得从2025年6月讲起。那时Meta已经确立Personal Superintelligence（个人超级智能）的战略方向，想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超级智能，但这一愿景具体该落在什么产品上，还没有明确答案。

直到2026年初OpenClaw冒出来。汪滔回忆，Nat Friedman是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里最早动手试OpenClaw的人之一。

Friedman玩得相当投入，甚至让OpenClaw接进家里的监控摄像头，盯着自己有没有按时喝水。汪滔形容，那种体验介于恐怖和狂喜之间。

再后来，Friedman把一套心理分析Prompt分享给了汪滔。这套Prompt能让Agent综合用户的邮件、照片等个人信息，做连续多轮心理分析。汪滔试完大受震撼，觉得自己在一次AI体验里经历了相当于三年的心理咨询。

这些体验让两人慢慢意识到，个人Agent或许正是Meta一直在找的产品形态。2026年2月，汪滔和Friedman分别写了内部备忘录：Friedman的两份文件分别叫《The Claw is the Law》（龙虾就是法则）和《Trust is a Must》（信任不可或缺）；汪滔则写下，超级Agent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消费产品的终极形态。

接着，团队只花了一到两周，就做出Muse的早期原型，并向Meta董事会做了演示。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原型里就已经出现了Muse的吉祥物JollyBot，还有Muse Charm硬件的早期版本。

当然，原型到正式产品之间还有很长的路，团队之后又用了大约七个月，才把Muse推上市。

至于为什么选个人Agent，而不是当时更火的Coding Agent，汪滔也给了自己的解释。2026年2月，Claude在编程领域的领先让整个行业非常紧张。汪滔回忆，当时很多人都觉得，Coding Agent是AI行业唯一值得争夺的方向。

但Meta最终决定不跟着挤进去。汪滔认为，Meta最擅长的始终是消费级产品：Instagram围绕兴趣，WhatsApp和Facebook连接朋友家人，Meta旗下应用每天覆盖约35亿用户。

在他看来，AI能帮人做完那些不得不做的工作，腾出更多时间，让人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而这恰恰是Meta熟悉的领域。

方向定下来之后，团队开始围绕个人Agent训练模型。

汪滔说，团队手里有一张100多行的表格，把Muse该有的行为和能力一条条列了出来，每一行都对应着评测标准和上线门槛。早些时候的模型版本已经过了大约80项，可还有20项左右卡着过不去。直到Muse Spark 1.3的某个版本把全部标准都跑通，团队才拍板正式发布。

Muse的上线时间点，其实另有隐情。今年5月，Muse差不多就已经做完了，但扎克伯格为了把安全机制补扎实，硬是让团队压着别发。

Muse团队成员Vu Tran在9月9日发帖回忆，自己当时站的是另一边。他做过YC创业者，习惯“先发布再迭代”，一心想抢在对手前面把Muse推出去。扎克伯格没松口，坚持往后拖，先把隐私和安全问题解决掉。

转折出现在8月。一家叫Instinct的AI创业公司突然火了，整个公司只有14名员工。

10月9日，《纽约时报》援引三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扎克伯格担心先机被别人抢走，把汪滔和Friedman叫去开会，最后拍板：Muse虽然还有风险，但可以上了。不过Meta否认了是竞争压力逼着扎克伯格提前放行，强调此前主动推迟数月，目的就是完善安全机制。

说回汪滔的采访。Muse的研发队伍其实很精干。按他的说法，算上模型和产品开发，整个团队不到200人。

他觉得，想做出好产品，设计思路必须统一。要是每个产品经理都往里头塞自己的主意，最后拼出来的就是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

这当中，Nat Friedman起了关键作用。汪滔甚至说，真要找一个人来代表Muse的整体产品设计思路，那只能是Friedman。

去年7月3日，刚进Meta的Friedman在X上写过一句话：“我的工作是打造出色的AI产品，让数十亿人喜欢使用。这不会一蹴而就。”

一年多之后的9月10日，Muse上线，他把当初的入职宣言转发出来，配了一句：“I hope you lik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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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做完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怎么让更多人知道Muse。Meta自己流量不缺，可汪滔觉得，眼下AI行业天天都有新模型、新产品冒出来，就算分发能力够强，也未必能让用户真的在意Muse。

所以他开始在X上拼命发贴。采访里他一点不掩饰营销意图：就是想多吸引点注意力，想让Meta重新酷起来。

他甚至承认，有阵子开会都集中不了精神，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梗，就急着要发出去。汪滔说，Muse发布后Friedman拿他开玩笑，说本来以为这一周能学到不少Muse用户的情况，结果主要学到的是Alex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

这些梗图到底拉来了多少增长，汪滔没给具体数字。但他觉得，Muse确实因此被更多人讨论。

JollyBot在Muse的营销里也挑了大梁。这个小吉祥物能塞进各种场景。汪滔记得有回上班路上，他生成了一张Jolly Bot拎着公文包去上班的图，配上周一上班的梗。

那一刻他意识到，这个小家伙几乎能出现在任何情境里。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晒Muse完成任务的截图时，JollyBot也会在画面里，一眼就能认出是Muse。汪滔还讲了个例子：他有个朋友经营着一家价值约1000亿美元的公司，有次把身份证件落在了私人飞机上。这位朋友懒得自己操心，就让Muse去把证件找回来，自己不再管具体过程。

汪滔说，Muse当时安排快递人员上门取件，接着协调把证件送回办公室，整个流程就这样走完了。

在汪滔看来，这几张任务截图就是Muse最有力的广告——它让人看到，用户是真把一件麻烦事交到了AI手上。

由此他抛出了关于个人Agent的一个关键判断：Trust Fall，也就是信任要一步步建立。

汪滔的意思是，没人会在第一次打开Agent时就把复杂任务全盘托付。通常的做法是先丢一件小事过去，发现AI竟然真能办成，再试着交给他稍难一点的活。每次都成功，信任就会一点点往上走，直到用户愿意把越来越重要的事交给它。

他判断，这个积累信任的过程，正是个人Agent能不能留住用户的关键。

聊到Muse的长期目标，汪滔说了一句话，很适合直接拿来做Slogan：

“I think Muse can give everyone the adulthood they dreamed of in childhood.”

我认为，Muse能让每个人过上童年时梦想的成年生活。

小时候，人对成年生活总有各种想象，以为长大之后就能自由地做想做的事。可现实里，时间、资源和能力常常把这些愿望卡住。

汪滔期待的是，未来个人Agent能帮人们卸掉一部分这样的限制，让那些原本够不着的事重新变得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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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进行到后半段，话题转到了汪滔自己身上。

汪滔说，他很早以前就有认识扎克伯格的想法，但第一次正式见面，前后竟花了整整一年才约成。

在他看来，扎克伯格对时间的把控很严，事情优先级排得非常清楚，可一旦决定参与某件事，给反馈就特别快。

汪滔还专门提到，扎克伯格回WhatsApp的速度很快，哪怕是复杂问题，也能在很短时间内写出一段逻辑完整的长回复。

两人关系真正发生变化，靠的是Llama 4。

2025年，Llama 4的表现没能达到Meta的预期。汪滔回忆，扎克伯格那会儿主动打来电话，问Meta的AI业务该怎么调。

起初两人聊的还是业务上的建议，后来慢慢就变成了合作谈判。

对汪滔来说，离开Scale并不轻松。他19岁开始创业，在Scale待了整整九年，差不多是当时人生的三分之一。

他本来一直把Scale当成自己一辈子的事业，但Meta开出的机会同样有吸引力：从零开始组建一所新的前沿AI实验室。

到了Meta之后，汪滔对自己管理角色的看法有了变化。

在Scale，他更像一个事事亲力亲为的创始人，产品、业务、运营的很多环节都要扎进去。而在Meta，他觉得自己更应该像一名教练。

他要做的是定方向、找人、给资源，让优秀的研究人员能把能力充分使出来。

汪滔用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比喻来区分两家公司的工作：一种像盖摩天大楼，另一种像挖钻石。

他觉得，Scale的数据业务更接近盖摩天大楼。这类活得先立起成熟的流程，再持续提效率。今天优化1%，明天再优化2%，靠长期积累形成竞争优势。

换到Meta这边的前沿AI研究，逻辑更接近挖钻石。100个想法里可能99个都打了水漂，可只要最后那一个成了，前面砸进去的一切就都值了。

两种模式对应两套管法。前者要求管理者持续打磨流程；后者得给研究人员留足自由、时间和资源。

聊到这儿，David Senra问汪滔在Meta手下到底管多少人，答案是超过200人。汪滔说，这是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有意为之的组织设计——在TBD研究团队里，研究人员原则上直接向他汇报，传统那种一层管一层的关系并不存在。

但这不等于团队没有结构。研究人员依然分属不同的Pod，每个小组配一位技术负责人，管技术方向，也管关键决策。

他们想砍掉的是管理层级，不是技术上的协作。

汪滔的想法是，公司既然花大价钱请来了最顶尖的研究人员，那就该信他们能自己把活干完，用不着管理者天天盯着。这也是他常说的“反官僚主义”。

David Senra在采访最后提起了汪滔19岁那场生日聚会。那时他还是MIT大一学生，正在量化交易公司HRT实习。到场的有十来个人，多数来自MIT和哈佛，其中就有后来的Hyperliquid创始人Jeffrey Yan、Cognition创始人Scott Wu、Decagon创始人Jesse Zhang，以及现在在Anthropic工作的研究员Vicky Yi。

汪滔回忆，这些人里不少早在数学、科学和计算机竞赛那会儿就认识了。他后来还半开玩笑地跟HRT创始人建议，应该给每个实习生都投一笔种子轮。

在汪滔看来，这段经历也说明优秀的人凑在一起有多重要——而这正是他眼下在Meta想做成的事。

19岁创办Scale，29岁接手Meta的AI业务，汪滔过去最拿手的，是亲手把一家企业从零搭起来。

现在他想做的，是给一群优秀的研究人员搭好环境，让他们做出单靠自己做不出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