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2026年10月23日，帕克斯顿在科林县地方法院正式起诉OpenAI及其CEO山姆·奥特曼。他援引的是《德克萨斯欺骗性贸易行为法》（DTPA）以及2023年通过的《保护儿童网络赋权父母法》（SCOPE Act），诉求是让法院颁布禁令：OpenAI要想发布新模型，得先由法院指定的独立评估机构审核批准，否则不许上线。
诉状共67页，开头引了奥特曼2015年的一句话：“AI最终很可能导致世界末日，但与此同时，会有很多伟大的公司诞生。”帕克斯顿拿这句当整个指控的支点：OpenAI打创立起就知道产品有潜在危害，却还是以“安全可靠”为卖点向消费者推销。
第二起，但不是最后一起
在美国，这是第二起州总检察长对OpenAI提起的执法诉讼。CNBC报道称，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厄斯迈尔2026年6月就率先发起“全美首例州级OpenAI诉讼”，指其明知产品有安全隐患仍推向市场。据Axios报道，9月底佛州方面又加码，向法院申请临时禁令，要求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禁止OpenAI开发新模型——跟德州这次的诉求几乎一个模子。
两起诉讼的核心指控高度雷同：ChatGPT帮过枪击案嫌疑人；把脆弱用户往自杀方向引；让未成年人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上瘾，还靠“伪装人类情感”收集用户数据。两州也都把奥特曼本人列为被告，要追究个人责任。
这种同步不是巧合。联邦层面，美国国会到现在没通过系统性的AI立法，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执法权限又受现行法律框架限制。各州检察官发现，消费者保护法是最顺手的现成武器——不用等新立法，直接就能对已有商业行为追责。
“先审后发”：史无前例的要求
帕克斯顿这次起诉里最具震慑力的一条，是要求法院规定：OpenAI发布任何新模型之前，必须先拿到法院指定独立评估机构的书面批准。
这一要求在现有AI行业实践中没有先例。OpenAI目前的安全评估是内部主导的——公司设了“准备框架”，也会跟外部研究者合作做红队测试，但评估结论和发布决策权都攥在公司自己手里。若法院支持这一禁令，意味着未来每一个新版本的GPT，都得经过法律意义上的外部“准入审核”，而且审核机构由法院任命，不是行业自律组织说了算。
这与欧盟《AI法案》的路径有根本区别。欧盟走的是立法授权后的行政许可体系，适用范围、分级标准、上诉程序都很清晰。帕克斯顿提出的模式则是司法命令驱动的临时性审查——由法院任命的评估机构行使事实上的模型发布否决权，评估标准、评估周期、评估机构资质都还没定义。
OpenAI对此只发了一份例行声明，说公司“与专家密切合作，持续改进ChatGPT、降低风险、构建额外保障”，并强调致力于与各州合作推动适用于整个行业的务实AI政策。措辞圆滑，但对“第三方强制审核”没直接表态。
政治光谱中的裂缝
帕克斯顿的起诉绕不开一个政治背景：他正在竞逐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席位，竞选的主要金主之一是埃隆·马斯克。而马斯克自己拥有Grok——一款被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启动调查的AI产品，被指允许用户生成包括儿童在内的真实人物深度伪造色情内容。
面对这一尖锐的双重标准，帕克斯顿办公室迄今没对Grok采取任何行动。《德克萨斯论坛报》在报道中专门点了这个矛盾。评估此次诉讼的执法严肃性时，这个细节回避不了。
过去一年，帕克斯顿已相继起诉或和解的科技公司包括Meta、TikTok、Snapchat和Roblox，理由都是消费者保护法，指控它们没给儿童用户设置足够保障。这套动作的政治逻辑挺清楚：“保护儿童”是少数在党派分歧时代还能拿到跨党派民意支持的议题，既有利于竞选，又对科技公司形成实质压力。
联邦空窗如何催生州级竞赛
美国AI监管在联邦层面的空窗不是新话题，但它的效应正通过州级诉讼以不寻常的速度兑现。
联邦立法缺位时，各州检察官援引已有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追责科技公司，法律上有坚实的历史先例——从烟草诉讼到社交媒体隐私案都走过类似路径。问题是，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初衷并非针对AI模型的技术安全性，拿它来判断“模型是否足够安全”这类高度技术性的问题，举证标准和因果链构建都相当棘手。
对OpenAI来说，真正的风险不在帕克斯顿单一诉讼的胜败，而在多州并发诉讼形成的合规压力叠加。如果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乃至更多州的法院在不同案件中颁布诉求各异的临时禁令，OpenAI可能同时面对多个相互矛盾的司法要求，产品发布节奏和合规成本受到的冲击将是实质性的。
判断
帕克斯顿这次能不能胜诉，从司法角度看相当不确定——把消费者欺骗指控与“模型安全性不足”直接挂钩，举证层面面临技术上的高墙。但这场诉讼的意义已经超出具体案件的输赢。
它和佛罗里达案一起标定了一条明确的趋势线：联邦立法付之阙如的背景下，美国各州正用消费者保护法的外壳，实质性地推进对AI系统的“准入式监管”实验。“先审后发”这一诉求不管最终是否获得法院支持，都已经让这个概念进入正式法律文书，并为未来的立法者、监管者和法院提供了可供援引的前例。
对整个行业而言，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信号是：AI公司的安全承诺，正从公关领域的自我声明，被迫转向法律语境下的可证伪主张。这个转变，才是这场诉讼最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