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伟达到苹果、微软:同样拥抱AI,为什么企业的财富命运截然不同?

资讯 AI 行业观察 作者:Barrons巴伦 全文 5995 字 · 约 15 分钟读完 配图 4 张 分类英伟达微软

本文先讨论AI改变的四条决策前提,再借助七阶行为逻辑,观察不同领导方式可能带来的财富后果。这里讨论的是作用机制,不意味着某一种行为逻辑必然对应某一种财富结果。

所属频道 大厂动态算力与芯片

AI正在改变企业创造财富的方式。检索、计算、起草、核对等标准化工作,越来越多地由工具完成。技术能力的普及并不意味着企业之间的差距会消失。相反,当算力和信息更容易获得,领导者如何提出问题、配置资源、处理冲突以及确定长期目标,开始更直接地影响企业能否把技术转化为持续价值。

德鲁克曾把管理与领导分开:管理是把事情做对,领导是做对的事情。

这句话在工业时代更像一句提醒,在今天却成了分工的现实。

检索、计算、起草、核对,这些“把事情做对”的活计,正被AI一批批接走。留给领导者的则是:什么事值得做,边界划在哪里,代价由谁承担。

这类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判断。

领导者的判断从何而来?戴维·鲁克与威廉·托伯特在《行动探询》及其后续研究中,将管理者的行为逻辑分为七种:机会主义者、外交家、专家、实干家、个人主义者、战略家、炼金术士。

这一模型来自对管理者长期行为的观察,描述的是人在压力之下如何理解权力、时间与冲突,而不是一张财富分级表。本文尝试把这一模型与上市公司领导者的资源调度方式联系起来,再讨论其可能产生的财富后果。

我们先看两组数字。需求侧,Gartner预测2026年全球AI模型与平台的终端支出将达640亿美元,同比增长63.4%[5]。供给侧,2022年末至2026年11月,英伟达市值由约3600亿美元升至4.19万亿美元,苹果由约2.05万亿美元升至5.17万亿美元,微软由约1.78万亿美元升至3.87万亿美元[6]。三家都在涨,涨法却差出数倍:英伟达约为2022年末的11.6倍,苹果约2.5倍,微软约2.2倍(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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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场技术浪潮,同一批客户,同一套代工产能,落到三家公司的报表上,却是三种命运。这其中的差别不在于谁更勤奋,而在谁把AI放进了自己的系统里。

所以,AI时代真正的分野不是“有没有用AI”,而是“用AI做什么”:技术是公共品,认知是私有的。

同样的模型、同样的算力,放进不同的决策框架,产出的差距会随时间复利般地拉开。

本文先讨论AI改变的四条决策前提,再借助七阶行为逻辑,观察不同领导方式可能带来的财富后果。这里讨论的是作用机制,不意味着某一种行为逻辑必然对应某一种财富结果。

一、底层重构:四条决策前提的变化

管理科学处理的是有限资源下的选择:建模、设约束、求解,再依反馈调整。工业时代市场相对稳定、信息传递缓慢、算力昂贵、目标单一,这四条前提把低阶与高阶行为逻辑的差别压在长期战略里,短期看不出来。AI动的正是这四条前提,层级之间的回报差异才被摆到台面上。

(一)算力普及:专业信息不再稀缺

工业时代的专家靠长期经验与信息占有建立权威,决策方式是单维度的极值优化。

检索、比对和数据推演的效率提高后,过去需要资深分析师花费大量时间完成的工作,现在借助AI,刚入行的年轻人也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并不意味着专业能力不再重要。AI能够帮助人们更快地获取信息、处理数据和比较方案,却不能代替一个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判断数据是否异常、方案是否可行,以及决策背后可能承担什么风险。过去,专业人士的优势往往体现在掌握更多信息、拥有更丰富的经验。现在,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的差距正在缩小,专业人士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对问题的理解上:能不能从一组数据中发现异常,能不能看出方案中没有考虑到的风险,以及能不能判断一项决策可能带来的后果。

(二)信息透明:短期投机的空间收窄

机会主义者之所以能够通过信息套利获利,往往是因为信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出了问题又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甚至设法掩盖行为留下的痕迹。索维尔曾表达过一个观点:当错误的代价由别人承担时,人们就更容易继续犯错。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这种局面。交易记录可以追溯,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也更容易被核查。过去一些造假行为或概念炒作,可能经过数年才被市场识破,现在往往很快就会暴露。一旦失去市场信任,企业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超过最初通过套利获得的收益。

(三)节奏加快:维稳的缓冲期变短

“温水煮青蛙”常被用来形容组织在缓慢变化中逐渐丧失应变能力。环境一点点改变,组织却习惯于维持原有状态,等到意识到问题时,可能已经错过了调整的时机。技术迭代加快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突出。外交家型领导者重视团队关系和内部稳定,面对数字化改造、岗位调整和流程重组,往往担心变革引发冲突,因而一再推迟。短期看,组织保持了平稳,但原有问题并没有解决。等到市场变化迫使企业调整时,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道德经》所说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强调的正是在问题尚未显现时就着手处理。

(四)目标上移:从效率最优到价值权衡

传统企业管理通常围绕效率、成本和业绩展开。AI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标准化工作后,单纯提高效率已经不再是企业竞争的全部。领导者需要考虑的问题也随之发生变化:企业追求效率时,是否会损害用户权益?降低成本时,是否会影响员工发展?追求短期业绩时,是否会牺牲长期利益?

这些问题很难通过计算得出一个统一的答案。不同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领导者需要结合企业所处的环境和实际情况作出取舍。AI可以帮助管理者分析不同方案的成本和收益,却不能替管理者决定哪些目标应该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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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伟达到苹果、微软:同样拥抱AI,为什么企业的财富命运截然不同?(配图 3)

二、七阶分层:七种行为逻辑及其财富后果

鲁克与托伯特将管理者的行为逻辑归纳为七种,并认为这些行为逻辑反映了管理者在认识问题、处理冲突和运用权力时的不同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行为逻辑并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财富水平。管理者的判断会影响企业如何配置资源,但企业最终能取得怎样的经营成果,还受到行业环境、市场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偶然因素也不能忽略。正如有限理性理论所指出的,决策者不可能掌握所有信息,也无法预见所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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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会主义者:局部零和寻优,短期泡沫终局归零

机会主义者做决策,通常只看眼前的个人收益,至于其他人需要承担什么代价,企业的长期发展会受到什么影响,并不在他们的主要考虑范围内。这种行为逻辑可以概括为一种局部零和求解:个人收益的增加,并不是通过创造新的价值实现的,而是以其他参与者的利益受损为代价。决策者只计算自己能得到什么,却把由此产生的系统成本、外部性和长期后果留给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承担。

这种行为逻辑进入企业经营,就会表现出明显的短期化倾向。例如,一些企业热衷于追逐AI概念,公告中频繁提及接入大模型,却没有相应的技术团队、实际项目和研发预算。经营中出现问题,管理者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向外寻找原因,而不是检视自身的决策和管理责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组织却不断陷入救火和相互推诿,甚至需要通过包装数据维持外界对公司的预期。

2023年至2024年,国内A股市场曾出现一些公司,仅以接入通用大模型、优化办公流程为由发布公告,却没有相应的技术团队和落地项目。相关消息一度带动股价上涨,但随着市场情绪退去、业绩逐步披露,股价又出现明显回落,个别公司还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一级市场也有类似情况:一些创业企业以AI为卖点获得融资,却迟迟没有做出成熟产品,资金消耗完毕后只能清算离场。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初创企业,问题都不只是技术没有跟上,而是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与其市场叙事相匹配的价值创造能力。没有实际业务支撑,概念带来的关注和融资就很难转化为长期竞争优势。

机会主义者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获利,往往也与市场信息不充分有关。格雷欣法则所描述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正是建立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之上。当外部参与者难以辨别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时,缺乏实际价值支撑的企业也可能凭借包装和信息差获得收益。但随着交易留痕、信息披露和行为追溯能力增强,这类做法越来越难以长期维持。托伯特关于行为逻辑的研究也指出,把他人当作工具、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行为模式,在环境日益透明时最容易失去生存空间。

问题还在于,这种收益本身难以持续。机会主义者获得的往往是一次性的利益转移,而不是通过产品、技术和组织能力创造出来的新增价值。零和收益无法形成复利,也难以沉淀为企业的竞争壁垒。信息越透明,套利窗口越窄,过去可以反复使用的手段,越容易在某次风险暴露后失效。企业可能一时获得收益,却最终付出信誉受损、市场地位丧失甚至经营难以为继的代价。

(二)外交家型:约束优先妥协求解,存量维稳持续缩水

外交家型领导者非常重视团队关系和组织内部的稳定。他们倾向于把避免冲突作为重要的管理原则,有时甚至将其置于业务目标之上。遇到需要调整人员、改变流程或重新分配资源的情况,他们往往担心引发内部矛盾,宁愿放慢改革进度,也不愿打破现有的平衡。为了维持团队和谐,业绩要求可以适当降低,原本需要推进的改革也一再推迟。时间一长,维持关系稳定的手段反而成了组织追求的目标,这正是管理学所说的目标置换。

国内一家老牌线下零售企业的经历,可以说明这种管理方式带来的后果。管理层担心中台改造和线上业务重构会影响原有团队,因此连续数年推迟供应链数字化和选品系统升级。但外部市场并不会因为企业内部需要维持稳定而停下来。2015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0.8%;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经升至26.8%。消费渠道和流量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企业原有的经营模式受到冲击,门店数量和市场份额也随之下滑。等到管理层不得不启动转型时,企业已经失去了部分市场空间,能够用于改革的资源也比过去少了许多。

类似的问题并不限于零售行业。制造、零售、金融等传统行业中,一些企业也以“维稳”为由,推迟数字化转型和AI改造。管理层担心改革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引发人员调整和内部矛盾,于是不断延后决策。但市场不会等待企业内部达成一致。技术在迭代,竞争对手在调整,客户需求也在变化。原本可以在经营尚有余地时逐步完成的改革,等到经营压力真正显现时,往往已经变得更加困难,调整成本也随之上升。

默顿提出的“目标置换”概念,解释了这种现象:组织在追求某种管理手段的过程中,容易逐渐忘记最初的目标。团队和谐、内部协调原本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业务目标,如果把维持和谐本身当成最终目标,组织就容易失去纠错能力。德鲁克对协调者与领导者也作过区分:协调者更关注现有秩序的维持,领导者则需要为组织确定方向[9]。企业管理当然需要协调,但协调不能代替决策,更不能成为推迟改革的理由。

《道德经》所说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强调的正是在问题尚未形成、矛盾尚未扩大时及时采取行动。企业管理也是如此,改革往往应该在经营尚有余地时启动,而不是等到市场份额下滑、经营压力加大之后才被动应对。越早发现问题,调整的空间越大,付出的成本也相对较低。

古人说“小乱不疏,必生大乱”,讲的也是组织管理中的这个道理。内部出现分歧和矛盾并不可怕,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为了维持表面平静而长期回避问题。企业如果迟迟不愿调整,原有业务又无法形成新的增长曲线,就只能依靠消耗存量维持经营。随着竞争对手不断改进产品、渠道和管理方式,企业的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也会逐渐减弱。这种淘汰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一次次错过调整机会之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组织活力逐步被侵蚀。这是一场温和的淘汰——没有巨响,只有缓慢的稀释。

(三)专家型:单维极值优化,线性增长遇天花板

专家型领导者习惯从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出发解决问题,倾向于围绕单一领域、单一变量寻求最优解,并以个人专业判断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在他们看来,专业能力往往比协同能力更重要。这种思维方式容易使管理者陷入局部最优、全局次优的困境:个人可能把自己负责的领域做到极致,却没有考虑这一做法是否有利于整个组织。凡事亲力亲为,不愿充分授权,对团队协作和人机协同缺乏兴趣,也不重视跨部门配合与组织体系建设。时间一长,团队逐渐习惯于等待领导者作出判断,其他人的意见和创造力难以发挥,企业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领导者个人的能力。

DeepMind早期的发展经历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案例。AlphaGo与AlphaFold取得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技术成果,但技术突破并没有立即转化为清晰的商业化路径,相关业务也长期面临较大的投入压力。随着DeepMind纳入谷歌的产业体系,获得算力、资金和商业资源支持,其技术成果才有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商业价值也逐步得到释放。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一家以计算机视觉技术起家的AI企业,曾在学术研究和竞赛中取得突出成绩,但上市后由于商业化体系相对薄弱,长期未能实现盈利,市值较上市初期明显回落。两个案例反映出一个问题:技术领先并不意味着企业一定能够获得商业成功,从技术研发到市场应用,还需要产品、渠道、资本和组织管理等多方面能力的配合。

从公开的AI创业企业来看,由单一技术背景创始人主导、缺少商业化和生态建设能力的公司,往往难以充分释放技术优势。相比之下,拥有互补型管理团队、能够将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的企业,更容易形成完整的商业化体系。当然,企业估值还受到行业周期、市场环境和融资条件等因素影响,不能简单归结为创始人的专业背景,但团队结构和组织能力确实会影响技术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的速度与空间。

洛伯定理强调,衡量一位管理者的能力,不能只看他在场时能够解决多少问题,还要看他不在场时,组织能否正常运转。专家型领导者恰恰容易在这一点上遇到局限:企业的许多事情都要依赖他的专业判断,一旦离开他,团队就难以独立作出决策。托伯特对专家型行为逻辑的分析也指出,过度依赖已有的专业知识和判断框架,会使管理者难以跳出自己的认知边界,看到整个组织还有哪些改进空间。依靠个人专业能力,企业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技术或业务优势,但这种能力很难无限复制,增长也容易受到个人精力和专业领域的限制。一个人越是习惯于亲自解决所有问题,组织就越难建立起不依赖他的能力。个人能力最终可能不再是企业发展的推动力,反而成为企业进一步成长的上限。

前三种行为逻辑反映了领导者在经营决策中可能面临的不同局限。机会主义者把个人收益置于组织和其他参与者的利益之上,外交家型过度维护内部关系与既有秩序,专家型则容易受限于个人专业领域。三种行为方式各不相同,但都可能限制企业的组织能力和进一步发展。

企业要实现持续增长,仅靠个人专业能力、内部协调或短期利益驱动都不够。管理者还需要建立能够持续运转的执行体系,在必要时打破既有框架,并从整个组织和产业的角度考虑资源配置与长期发展。

领导者如何从解决眼前问题转向建设组织能力?个人的专业优势如何转化为团队和系统的能力?企业又如何从局部创新走向产业生态的构建?

下一篇,我们将继续讨论七阶行为逻辑中的另外四种类型:实干家、个人主义者、战略家和炼金术士,并进一步分析领导者如何从个人创富走向系统造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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