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鑫4F² DRAM年底推首代产品:中国存储十年崛起的故事
这次,长鑫跑在了巨头前面。长鑫 4F² DRAM 架构研发取得关键进展,计划年底推出首代产品。在2026年10月中旬召开第四届集成芯片和芯粒大会上,长鑫科技(688825.SH)总裁曹堪宇对外公开了前述消息。台下坐着的是中国半导体产、学、研界的顶级专家。就在长鑫公布这一消息后,美光公开宣布放弃推进了20年的4F²架构—
这次,
长鑫在4F² DRAM架构研发上拿下了关键进展,首代产品计划年底亮相。消息是长鑫科技(688825.SH)总裁曹堪宇在2026年10月中旬召开的第四届集成芯片大会上公开的,台下坐的是中国半导体产、学、研各界的顶级专家。
长鑫这边话音刚落,美光那边就公开表态:放弃推进了20年的4F²架构,直接奔三维内存去。要知道,这架构可是主流DRAM厂商都在研究的。
全球三大主流存储晶圆工厂,眼下是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中国直到2016年才出现以垂直一体化模式大规模生产存储产品的晶圆制造厂。
也就十年光景,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各自在自己的赛道里做到了中国大陆头号玩家,还具备了跟国际主流厂商掰手腕的能力。
根据
中国存储产业怎么就能在这么短时间里异军突起?
挤进下游生态位
现在回头看,中国存储行业的崛起,得益于中国加入
2000年以前,中国大陆在存储芯片制造上一直没拿到入场券。华澜微创始人骆建军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中国集成电路跟世界拉开差距是在1990年代,那时候大家习惯从国外买芯片,又便宜又好,路径依赖已经形成,觉得没必要自己研发。华澜微是国内领先的固态硬盘
加入WTO之后,需求猛增,倒逼中国底层组装厂在存储产业链上一级一级往上爬。珠三角地区离消费电子产品最近,
存储产业链上,上游是设计工具、原材料和生产设备,中游是晶圆设计、晶圆制造、
垂直一体化工厂能独立覆盖整个生产链条,可这类大厂主要服务有大宗数据存储需求的头部客户。中小型企业那部分被忽视的需求,恰好由存储模组厂接住了。
全球内存市场上,美国
1999年,深圳朗科公司做出了一款移动存储器,小巧便携,插进电脑就能拷贝大容量文件,这就是U盘。新加坡、
盯上这个风口的,不止深圳朗科公司,还有孙日欣。
2000年,卖了五年机械硬盘和软盘之后,孙日欣不想再当“倒爷”,转而为海外品牌客户做U盘代工。这位1980年代的四川籍大学生,从
孙日欣是主动求变,蔡华波的转型则来自一场危机。
元禾璞华编写的《集成电路投资经典案例》一书里,记载过
1999年,蔡华波叫上姐姐蔡丽江,在华强北租下“一米柜台”做芯片贸易。公司名从蔡家姐弟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再加上两人的生肖,就叫江波龙(301308.SZ)。
2002年,蔡华波花了500万美元,从中国台湾低价采购了一批内存产品,收货后才发现,竟是一批冷门闪存颗粒(
对着这批滞销货发愁的蔡华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这批颗粒用到U盘上。他找了一家香港公司专门为这批颗粒定制主控芯片,自己拉起技术团队设计软件
固件是跑在主控芯片里的底层软件代码,负责指挥主控干活。这么一设计,晶圆使用效率有效提高了。
命运也帮了他一把。苹果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海外半导体市场再度洗牌,存储需求过剩。孙日欣第二年逆势建起封装测试厂,“BIWIN”也从贸易代工厂向存储产业链中游延伸。
深圳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常军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国产存储产业链上,模组厂最突出的长处就在这一环。
常军锋从2000年起在深圳做的是主控芯片设计,如今还担任佰维存储等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华强北里想照搬"江波龙模式"的企业他见得多了,真能冒头的却没几家。
2012年,深圳华强北的"一米柜台",很多存储模组企业从此起步。视觉中国 图
继续向上走
说到底,深圳的模组厂仍是组装厂。晶圆颗粒和主控芯片都得向外买,这是绕不开的两处"软肋";哪个环节的供应一有风吹草动,打击都可能是致命的。两样比起来,造主控比造颗粒要容易一些。
朗科官网显示,2003年,深圳朗科开始自研U盘控制芯片"
差不多同一时期,后来与江波龙、佰维存储并称"
《财经天下》周刊报道称,李虎是湖南岳阳人,从西南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25岁到深圳,直接扎进存储器分销市场。八年下来,他看明白了一件事:存储模组厂的核心竞争力在主控芯片。2008年,李虎和朋友凑了十万块,创办德名利(2010年更名为德明利)。
德明利招股书显示,公司成立后先做存储产品销售,赚来的钱投进移动存储器主控芯片的研发。到2016年,首颗可量产的主控芯片终于造了出来。
德明利从晶圆原厂采购品质相对较低的颗粒,再靠自主研发的主控芯片把晶圆颗粒的利用率提上去,这等于帮原厂消化掉"垃圾",德明利与晶圆原厂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因此更稳固,这正是李虎的竞争力所在。
中国台湾的存储主控厂商,2007年之后就已经迈入嵌入式主控、固态硬盘主控的赛道。大陆厂商则要等到2012年后,才有企业生产出国内首颗SSD主控、量产嵌入式主控。
2012年,中国大陆第一颗
"在硅谷时,我就已经感觉到未来固态硬盘将取代"
骆建军是浙江诸暨人,浓眉大眼,脸型方正。1987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电路与系统专业,硕士读的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在浙江大学,毕业后做光纤通信芯片研发。2001年,他赴美国硅谷的晶量半导体(initio)任芯片设计师,从那时起正式接触存储芯片。
骆建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房地产繁荣时,高科技起不来。"2000年后,国内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半导体这行投入大,赚钱却不容易。
2011年回国时,骆建军不仅带回了技术,还带回了刘海銮、楼向雄等团队成员。
造出SATA接口固态硬盘主控之后,骆建军又花了三年,开发出国内首款
华澜微主打利润较高的特种领域,与之不同,距华澜微仅三公里的
方小玲是联芸科技的创始人,这家公司2014年在杭州滨江成立。她本科和硕士都念的浙江大学,之后在美国犹他大学取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还在美国和中国台湾的半导体公司任过职。中国台湾那段工作经历尤其关键,让她攒下了闪存主控、接口芯片等方面的经验。
江波龙原本是做模组厂起家的,后来同样坚持自研主控芯片,并不属于那些独立生产主控芯片的厂商。公司资料显示,其自主设计的主控芯片至今累计产量已超过2.8亿颗。
朱一明的决心
2004年夏天,硅谷的一间咖啡厅里,32岁的朱一明在等一位重要的投资人。
朱一明后来成为
这位投资人叫李军,清华大学1980级自动化系毕业生,也是清华企业家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创建了一只天使基金,正在寻找投资项目。
见李军之前,朱一明做足了准备:注册了一家公司Giga Device(芯技佳易),还带来一款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的静态随机存储器的设计模型。
李军听完朱一明的想法,不光自己投了钱,还拉上同为清华校友的周顺圭一起投。SRAM的设计就是在周顺圭家车库里做成样片的,专利也顺利申请下来。李军后来接受采访时讲过投资朱一明的三个细节:一是朱一明看准了半导体产业转移的大势,认定中国大陆接下来会扮演重要角色;二是他决心够大,要做中国最大的存储器设计和制造者;三是周顺圭说朱一明耳朵大、有福气,能成事。
找钱的事还没完。朱一明又认识了薛军,同样是清华企业家协会成员。薛军答应帮他做A轮融资,目标100万美元,前提是朱一明回国创业、公司落在清华科技园。最后实际募到92万美元,朱一明还是带着公司如约落户北京。
回来之后朱一明发现,SRAM市场早被巨头占满;NOR Flash规模小、利润薄,国际巨头看不上,是个利基市场。可也正因为技术门槛低、不容易被制裁,反倒能靠薄利多销挣钱。
机会来得不算慢。2009年,全球NOR Flash最大厂商飞索半导体破产,芯技佳易正好补上这个空缺,接下了部分国际大厂的订单,在全球市场渐渐有了影响力。2010年,芯技佳易正式改名为兆易创新。
事情就像朱一明判断的那样:为了压低成本,世界半导体产业阵地一步步向中国大陆转移,一些外资存储器公司把部分生产环节放到了中国大陆。比如1994年,
英飞凌是1999年从德国西门子的半导体团队拆分出来的。2005年,英飞凌又把内存业务和逻辑业务分开,内存业务独立成奇梦达,英飞凌自己专注逻辑业务。
到2008年,三星社长李健熙再次逆周期扩产,亏着钱抢市场,内存价格跌到谷底,对手奇梦达和尔必达都招架不住。韩系厂商成了最终赢家,三星、SK海力士排在前两位,美光跟在后面。
2009年奇梦达宣布破产,其西安研发中心的设计团队几经转手,如今并入了北京紫光存储,团队手上的奇梦达内存设计能力一直保留着。至于奇梦达留下的专利、技术文件这些“遗产”,则回到母公司英飞凌手里,又被交给加拿大一家知识产权运营企业当商业资产运营。
十年后,这些“遗产”被长鑫存储买走。兆易创新和长鑫存储两家公司的创始人朱一明。视觉中国 图
存储三朵“金花”
晶圆颗粒原厂好比面粉厂,模组厂就是直接面对终端客户的面包房。中国大陆已经会“做面包”了,可“面粉”还得向外采购。
2000年中芯国际成立,“造面粉”这件事不再遥不可及。这家公司主要做芯片代工,由张汝京、王阳元、谢志峰等人共同创办,目标是做成大陆版的“台积电”。
中芯国际建厂头几年,产能要填满,德国英飞凌和日本尔必达的内存代工单子就接了下来。现年66岁的谢志峰是中芯国际联合创始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新厂拿内存芯片来“练兵”。“有订单就有现金。代工内存虽然财务利润是负的,但收入和现金流都是正的”。
不过到了2008年,存储芯片进入下行周期,中芯国际决定放弃内存代工。此后中国的存储晶圆制造空了八年。谢志峰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存储芯片周期性强,价格跟着市场需求走,跟工厂成本没关系。下行周期里芯片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一亏能亏十年看不到头;赶上上行周期,一年又能挣回十年的钱。
他还补充,存储这行只有头部能吃肉,拼的是迭代速度,设计和制造都得保证最先进。两者要同步,只能走垂直一体化工厂的路子。2008年经济危机还波及了武汉新芯,无意间推动了国内最大闪存晶圆垂直一体化工厂的诞生。
武汉新芯于2006年成立,出资方是湖北省、武汉市和东湖高新区(光谷),三方共同投入百亿元,目的是建成大陆第二条12英寸晶圆制造生产线——湖北江城实验室半导体研究院的文章提到了这些。而第一条,就是中芯国际的北京4厂。
当地媒体《观一线》报道,2005年底,武汉光谷听说中芯国际要建一条12英寸存储晶圆代工厂,当即抓住机会,双方谈好按政府投资、企业代管、五年回购的方式运营。
武汉新芯临近投产,核心客户飞索半导体却破产了,订单量随之锐减。中芯国际随后又遇上人事调整,回购没能兑现。有一段时间,外界甚至传出武汉新芯要被外资“买走”。
谢志峰的说法很直接:“纯经济角度来说,存储很难赚钱,但从政治角度来说,为了不依赖进口,中国亏钱也要做。”
武汉市政府并没放手。2013年,他们请来杨士宁执掌武汉新芯,此人此前担任过中芯国际首席运营官。这一步,也为武汉后来拿下国家存储器基地、等来国家大基金投资做了铺垫。杨士宁和谢志峰读博时是师兄弟,两人职业路径相近,在英特尔、中芯国际都共事过。
谢志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杨士宁调整武汉新芯时下手果断:厂子规模小,做代工没有出路,只能自己做产品,走垂直一体化。与中芯国际的合作虽然结束了,人才和知识产权却留了下来。
2016年7月,国家大基金联手紫光集团、湖北及武汉等国资共同出资,在武汉新芯基础上成立长江存储,目标是建一座3D闪存晶圆制造厂。同一年,国家存储器基地落户武汉光谷。
同样在2016年,合肥迎来全国首家内存晶圆垂直一体化工厂——长鑫存储,厂房十个月内就拔地而起。
兆易创新上市之后,朱一明没放下“中国存储第一”那句口号,他把目光转向了需求最大、竞争也最惨烈的内存市场。合肥国资恰好递来橄榄枝,愿意大笔投入,双方很快谈成合作,经营全权交给朱一明。
2018年,谢志峰受邀给长鑫存储创始团队讲课,朱一明特意请他讲讲中芯国际创业时是怎么省钱的。谢志峰回忆:“以前见到朱一明,还是谈笑风生的,这次见面,他不怎么说话了”。
跳代研发
内存市场巨头林立,每一寸地盘都被人开垦过。新公司手里没有专利,迟早要被巨头碾掉。
福建晋华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芯片战争》一书提到,2016年2月,福建晋江产投等公司投了五十多亿美元建内存厂,时间上比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都早。晋华集成请来中国台湾的联华电子提供技术支持。
可接下来,美光以“窃取商业秘密”为由起诉,美国商务部又实施制裁,晋华陷进漫长的困局:欧美设备商撤走,联华电子暂停合作,厂房停工,整个项目停摆。
直到2020年10月联华电子与美光和解,福建晋华才慢慢从这场“专利窃密”风波里缓过来,四年光阴白白耽误。
有了晋华的前车之鉴,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各自用不同办法拿到了存储制造的“入场券”。2019年12月,长鑫存储微信公众号正式官宣,买下奇梦达大量内存专利许可及技术文档。谢志峰回忆,内容多到“500个工程师日日夜夜看一年都看不完”,里面尤其有大量研发细节和全套员工培训资料。
谢志峰曾在文章中介绍,这批资料里最值钱的是埋入式字线(BWL)等关键技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BWL正是内存技术演进的方向。
奇梦达的“埋入字线”架构已经做到46纳米制程内存。长鑫存储就在奇梦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跳代研发,甩开38纳米、28纳米这些过渡节点,一步直奔19纳米。
2019年9月,在中国闪存技术峰会上,长鑫存储副总裁平尔萱演讲时透露,长鑫已经把奇梦达46纳米的内存工艺推进到10纳米级别。
另一边,杨士宁带领的长江存储2018年推出自研Xtacking晶栈架构,2019年首款采用该架构的产品堆到64层,晶体管密度对标业内96层。武汉新芯时期攒下的制造经验,加上长江存储自己申请的专利,让它拿到了进入三维闪存的入场券。
与国际水平差着一代,长江存储做了个决定:跳代研发,越过96层,直接摸128层。2020年4月,第三代128层QLC闪存X2-6070研发成功,发布时其存储密度和单颗容量均为业内最高。
三年多时间里,中国接连攻克3D闪存和内存技术,国产存储芯片从无到有的问题解决了,与存储巨头的距离也在逐步缩小,个别领域还实现了超越。
图为武汉长江存储的生产基地。视觉中国 图
撞上AI超级周期
2022年初,苹果打算在iPhone上用长江存储的128层闪存,消息传开后很快惊动了美国政府。到了同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的新出口管制规定生效,目标直指中国购买和制造先进芯片的能力。换句话说,美国企业既卖不了高性能芯片给中国,也卖不了先进的生产设备,而先进芯片里就包括逻辑芯片、闪存和内存。
同一时间,长江存储等36家中国公司被列入美国的“未经核实清单”。两个月后,长江存储正式进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苹果与长江存储的那项计划,也随之搁置。
不过,美国的“封锁”反倒给了中国半导体设备及材料企业“练兵”的机会。对国内晶圆厂而言,设备及原料的国产替代成了一个“不得不”的选项。资深半导体行业观察者陈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除了光刻机,国内其他半导体设备已经相当成熟,成熟制程的国产新设备完全不输国外二手设备,甚至更强。
陈启是杭州人,是个“80后”,一头红发,说话幽默,也很健谈。2015年他曾做过半导体领域的一级市场投资,两年前辞职搬到衢州定居,转而做二级市场投资。
在他这些年的投资经历里,最成功的一笔要数长鑫存储。2021年6月,老板打来电话,说有个投长鑫存储的机会,他当时就强烈要求老板务必把额度抢下来:“这个会是你人生最好、最后,也许是最疯狂的一笔投入。”
可要是没有意外撞上AI超级周期,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恐怕还困在漫长的亏损煎熬里。
2025年,长鑫存储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实现全年整体盈利;长江存储2024年扭亏之后,利润又翻了一倍。国产三大存储模组厂江波龙、佰维存储、德明利年利润较2024年大增,分别增长185.4%、429.1%和96.35%。除长江存储外,其余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2025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盈亏反转的背后,推手正是AI超级周期的到来。
AI的第一把火,烧在了算力上。从生成式AI到Agent,人们使用AI已经进入大规模推理和超长上下文的阶段。
推理产生的数据会依次存进HBM、内存、闪存,等这些全被数据塞满,算力就没法快速调出数据,算力再高也跑不动,这就撞上了“存储墙”。HBM的做法,是把多颗内存裸片垂直堆叠,用硅穿孔TSV连在一起,再和GPU一起封装。2026年10月28日,SK海力士总裁兼CEO郭鲁正在三季度财报会上透露:“未来三年直至2029年,我们的内存以及HBM产能实际上已经近乎售罄”。
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原厂都把产能往利润更高的HBM上倾斜,市面上通用内存和闪存因此供应短缺,这恰好给中国存储企业留出了抢市场的好机会。
在陈启近十年的从业生涯里,存储行业至少已经走过四轮周期,从智能手机、云计算、“宅经济”一直到AI。
“国产内存大批量上市之日,或将是内存厮杀之时。”这是陈启对这轮存储景气周期的预判。眼下三大原厂的产能都在往AI上靠,将来一旦AI资本开支降下来,多出的产能还是会重新调整产品线,看哪块市场最大。各家一旦开始哄抢,最惨烈的价格战也就打响了。
2026年6月23日,行业分析机构SemiAnalysis的模型曾测算过,长鑫DDR5的单位比特成本仍比三星、SK海力士、美光高出30%。
《芯片战争》一书作者余盛认为,国产存储芯片要降本,大前提是半导体设备国产化。他给南方周末记者举了光伏的例子:同为半导体产品,光伏就是这样,生产光伏电池的设备已经全部国产化,要是还在买昂贵的进口设备,光伏的价格不会这么快降下来。
对国产设备替代的进程,他持乐观态度,理由是摩尔定律到头了,国外先进设备的进化基本也到头了。这对中国反而是好消息,“相当于踩了刹车,中国迟早能追上去”。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