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播客报告:声音多了,议题为何仍显单一?
第二届中文播客大会现场,一位参与者正在体验相关内容。本文配图均由主办方提供距离节目数量首次突破1万的“中文播客元年”已过去六年,即使你没有完整听过一期播客节目,至少也听说过播客这个概念,或在手机上刷到过这两年愈发流行的视频播客片段。如今,人们对播客产生倦怠感。在舆论场上,不少播客受众开始觉得,访谈的...
第二届中文播客大会现场,有参会者正在体验相关展示。文中配图均由主办方提供。
中文播客的节目数量首次破万,被称为“中文播客元年”,距今已过去六年。这六年里,哪怕你一期节目都没完整听完,至少也听过“播客”这个词;这两年视频播客片段越来越常见,手机上刷到也不稀奇。
可如今,听众对播客开始生出倦怠。舆论场上有不少受众抱怨,访谈聊的话题撞车、形式雷同,连请来的嘉宾也翻来覆去是那几张面孔。
这些批评是不是只是个别听众的错觉?报告《从耳机到公共生活:中文播客的公共话语如何形成,又如何被看见》给出了印证。报告由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发布,样本是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进入小宇宙App“编辑精选”的1091条单集,涉及618档节目,考察重点包括内容类型、议题类别、创作方式以及公共性程度等。
研究显示,中文播客的数量和内容都在日益丰富,但真正被关注的话题依旧不够多样,这仍是一种更贴近城市中产、主流社会趣味的媒介。报告写道:“当前播客的创作者和听众仍较多集中在城市、年轻和高文化消费人群,相似的人持续讨论相似的问题,容易形成一种舒适而封闭的‘熟人社会’。女性成长、职场困境和亲密关系获得了较多表达,而城市贫困、养老、农村生活、残障经验、男性育儿和地方社会等议题仍然相对稀少。”
小宇宙App首席执行官舒玉龙也在意议题失衡这件事。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过去几年播客给人留下“城市中产趣味”的印象,与创作群体和消费场景都有关联。不过他观察到,最近两年罪案、喜剧等品类冒了出来,这一局面已被打破。平台接下来会从产品、运营、算法三方面着手,让更多元的内容被听见。
上述报告于2026年11月14日在第二届中文播客大会正式发布。本届大会安排的多场主题对话,都指向注意力分散、共识稀缺的当下愈发紧迫的追问:怎样让更多身处不同境遇的人讲出自己的真实经验?个人叙事和公共叙事之间的桥该怎么搭?那些有价值却不受重视的公共议题,如何被理解?
2026中文播客大会闭幕时,单向街基金会等六家机构代表宣布,全新播客创作者支持计划“声呐计划”正式启动,意在鼓励在科技、教育、文化、健康、公益等方向有深入思考的创作者投身播客制作,让中文播客的选题更丰富。申请窗口为2026年11月15日至2027年2月28日,10组创作者每组可获2.5万元支持金。
作为“声呐计划”发起方之一,JustPod首席执行官程衍樑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计划要做的核心事情是拓宽中文播客的内容边界。“播客的制作是一种介于文章写作和电视节目制作之间的形态,对于个人创作者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一些很好的创意要在播客里面实现的话,需要成本的投入,而这很难让个人用自己业余时间不求回报地来解决”。他判断,没有资金托底,个人创作者多数只能做谈话类节目,叙事类这类投入更重的创新形态难以落地。这笔资助能覆盖创作者数月的收入,让他们暂时放下生计压力,专心投入创作,把更多有价值的创意变成优质音频作品。
谈论自我的热潮
研究者注意到,中文播客的公共话语并未聚焦于新闻、政策或社会热点这类“严肃议题”,文化知识、生活经验与社会处境反思类内容才是“播客公共表达的长期底盘”。在小宇宙“编辑精选”样本中,个人和小型团队是明显主力,产出内容占总样本的83.3%;机构媒体在播客里并没有站到公共表达的中心。个人由此获得更多发声机会,越来越多生活经历和微小叙事顺着声波送到听众耳边。
第二届中文播客大会主会场,一场主题为“当所有人都在讲述自己,我们如何理解他人?”的对话正在进行。
这场主题对话一开场,主持人抛出的问题就有些尖锐:“播客越来越多,好像每个人都着急地讲述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事情,那要有怎样的契机去理解他人呢?”语言类演员、编剧、《思文,败类》播客主理人思文回应说,聊个体生活的这股热潮踩中了当下社会的脉搏和节奏,人们终于把注意力转回自己的生活,去挖掘那些长期被压抑或忽视的部分。“特别是这两年经常会讨论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进步”。
作家许知远不认同把公共表达和自我表达简单对立起来。在他眼里,公共表达恰恰很需要“个体声音”。让他看清这一点的,是美国爵士与蓝调歌手妮娜·西蒙(Nina Simone)的纪录片《发生什么了,西蒙妮小姐?》——一位歌者唱出自己的个人经验,在1960年代激起民权运动中最强烈的公共情感之一,其音乐感染力不输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她能够通过激发私人感情,让私人的东西形成一个特别公共性的东西,这让我很着迷。你在公共性中又看到了非常私人的东西。”
不过他也提醒台下观众,一直泡在单一叙事里,有把它说过头、变成陈词滥调的风险。“如果你在1980年代突然听到‘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你绝对大为震撼。但当众多地产商都用‘春暖花开’作为广告语,你就觉得是陈词滥调了。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防止自己掉入某种陈词滥调。有时候公共性是帮助我们解决私人性过剩的方式,有时候私人性又帮助我们摆脱公共性的枯燥和抽象化。”
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怡微笑着感慨,她的学生现在要是不懂NPD、PTSD、CPTSD这些缩写,都不好意思来上课。年轻人整体教育水平在提高,社科理论和概念又普及开来,自我叙述和公共表达因此变得更简洁、凝练、知识化。作为80后,张怡微承认自己年少时没受过这样的教育,她更习惯讲故事——把故事重新讲一遍,去体会某个具体处境的复杂多义,也把自身感受的正当性找回来。
李翊云的小说《我该怎么办?》正是这类例子:一位女性到了耄耋之年,在已故情人的日记里添上注解,把男人的叙述整个推翻。在张怡微眼中,这种“推翻”正是弱者与边缘人群夺回权力的办法。她也因此对眼下叙事的简化感到不安:聊星座、聊MBTI,本意是让背景不同的人迅速找到共同话题,可更复杂的事——夫妻关系就是一例——很难被这些话语装下。社科研究能总结出规律去描摹一段亲密关系,但这不等于弄清了那段关系里究竟出了什么状况,更不等于知道出了状况之后怎么解决。不过她也承认,流行叙事照样影响着自己。亲近的人告诉她“我离婚了”,她心里清楚小红书上的流行词没有一个能概括那份感受,嘴上却还是冒出一句“恭喜你哦”。
思文讲起自己对陈词滥调的思考,回忆起小学三年级做暑假作业的一桩旧事。作文题是:“当你获得了三好学生,你的感受是?”她只想到“高兴”两个字,可本能地明白老师不会买账,只好去问妈妈。妈妈张口就说,难道你就不想再接再厉吗?这件小事在思文心里留了很久。等到她以公共言说为业,才明白真实说出自己的感受,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东西:
她提到,自己从脱口秀和播客这两件事里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唯有真实才能打动人、让人震动。她解释说,陈词滥调是怎么来的:某件事因为真实而让人震撼之后,很快就被提炼成一个文化符号,人人都想往自己身上贴这个标签。她举例说,过去的主流风气是不鼓励离婚,所以那时候听到谁离婚,你会对TA说“我为你难过”;如今情形反过来了,有人讲自己离婚,你心里其实替TA难过,表面上却得做出为TA高兴的样子。她认为,一旦人离开了自己的真实感受,非要往某个文化符号上靠、朝它凑过去,就会感到这种叙事既虚假又无力。她的结论是:站在真实这一边,什么都成不了陈词滥调;反过来,再时髦的流行现象也会沦为陈词滥调。
危机之中,如何安顿自身
说到谈论自我的这股热潮,许知远还给出另一层解释:对自我的关注,也来自人们对剧变的无力。世界在变,价值在整体重构,技术又在冲击,原本确信的东西正加速散去。“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必须要去生成一个‘虚张声势’的自我来应对这样的一种感觉。”
AI革命和更广泛的技术演进,是这场讨论里绕不开的角色。2026中文播客大会上午的主题对话“AI浪潮之下,谁能共享未来?”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提到,女儿是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到现在都不肯用AI。他一方面觉得欣慰,认为保住孩子自然生长的能力很重要;另一方面也担心,跟对谈嘉宾HowOneAI&AI透镜系列主理人余一这样吃尽AI红利的人相比,那些不愿主动拥抱AI的人会在社会竞争里掉队。
第二届中文播客大会主会场,主题为“AI浪潮之下,谁能共享未来?”的对话。
余一此前向在场观众透露,刚入行时她就下定决心,把工资的5%—20%投进AI,想让AI替她完成50%的工作量。用上AI Agent之后,她每月的Token消耗量从几千万涨到两三百亿,“你会发现要保持前沿,保持能够享有AI红利,最需要的资源发生了指数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声动活泼创始人、《声东击西》主播徐涛向台上嘉宾和台下观众发问:认为世界上更多人会受益于AI、未来能获得更多机会、财富和幸福感的请举手。举手的人寥寥无几。
充满未来感的东西一旦变得平常,原本平常的东西就显得陈旧。这时候,交流个人经验、讲故事,确实像一只拍上肩膀打气的手,让人得到慰藉。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说,“我发现很有趣,现在大家更愿意听小故事”。他参与的“世界如此辽阔,我们如何生活?”是2026中文播客大会主会场里笑声和掌声最多的主题对话。
对谈从不同代际的人如何安顿自身的观念差异切入,四位嘉宾的年龄从50后一直跨到90后。《除你武器》《热可可》主播刘诗予说,上一代知识分子那种与家国情怀紧紧绑在一起的自我,让她既向往又觉得隔膜——像她父母辈、祖父母辈那样一辈子待在国企,共同体天然就给了他们生活的价值感。可她如今觉得,不少年轻人感受到的恰恰是价值感和成就感的匮乏。
大学生毕业之后的职业选择,让许纪霖琢磨起一个问题:对自由的追求,真是人需要的东西吗?“自由意味着选择和自我担当。‘被安排’某种意义上是内心的逃避。但不用选择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快乐,我们很多痛苦源自自由带来的多种选择,你必须选择一个,放弃另一个,这才是最痛苦的。不确定的年代,大家感到惶惶然,这不就意味着大家追求一种确定性吗?确定性就是被安排,这是人性本身的弱点。”不过他确实认为,跟父辈相比,年轻人多出来的那部分焦虑,来自要为自由选择背负全部后果,好坏都得担着。
2026年11月14日,上海,许纪霖在对话活动中发言。
《不开玩笑》主播史炎说,从交大生物工程系毕业后,他没去走科研的路,先讲脱口秀,后来转做播客。“喜剧本身是最没有用的一件事,我们做喜剧的人从来不奢望通过讲段子改变世界,我们更多起到止痛剂、安慰剂的效应,”他说,“当你做一些无用的事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个东西,就是快乐。快乐这件事本身就是很无价的事。”
刘诗予的写作梦从大学开始。2016年大一那年,她就在个人公众号上写随笔,记下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公众号阅读量只有几十、上百,关注的都是身边同学朋友,她也不往朋友圈转发。将近十年过去,她拿到一个面试机会,面试她的主编有些犹豫,觉得她很难同时兼顾播客和记者两份工作。可主编偶然翻到她的公众号,一路读到大一时写下的第一篇文章,这份坚持让对方看见了她对写作是真的有热情。
许纪霖说,留校任教那会儿,他被安排去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做下去才发现,这个题目能挖的东西不多,倒是民主党派里的人让他上了心——不少人都是民国时期的大知识分子。于是他没跟谁打招呼,自己转去做知识分子史。到今天,他已经是国内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知识分子史和上海城市文化的领军学者。
“我常讲,我这一辈子从来不是按计划走的。人奔着一个目标去,可真正值钱的往往不是那个目标,是路上的风景。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小猫钓鱼》,小猫一会儿扑蝴蝶,一会儿捉蜻蜓,鱼最后没钓着。我就想,我就是那只小猫啊,我的乐子不在钓鱼上。鱼钓到了又怎么样?最要紧的是看见了蝴蝶,看见了各种各样的风景,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所以我想说,也许可以换一种活法,何必非得奔着那个固定目标去?路上的风景,才是你最好的人生。”他说。
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